天光竟很快黯淡下去了。暮色四合时的北京，加上北方冬天与生俱来的萧索，一些古都理所当然的颜色，方才淡淡地流露出来。

这个周日，或许是因为有人漂洋过海远去，竟想起去看看钟鼓楼了。于是约了纱罗同行，无奈她有事，而我也思量再三，终究还是没去。

其实，想去探望的，真的是钟鼓楼么？大学四年，加上断断续续的外调工作，自己差不多算是半个北京人了，钟鼓楼，也只去看过一次。对许多值得一看乃至一看再看的地方，也许就在身边，但往往就是想不起来去看。仅仅这样，也倒罢了，可笑的是，对人，竟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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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即将离开学校了。记得那个下午日光安详，令人不自觉地有些困意。我正倚在木板床上读尼采，一边等着一位学弟来收我送给他的被子。传话喇叭说有人找，下楼一看，却是一位叫“西西”的学妹。她有点怯怯地问我，能不能陪她一道去看看钟鼓楼。我说好啊，正好有空。

现在想来，其实那时我与她并不熟。她小我两届，刚进校那会儿，在新生演出时跳孔雀舞，得了满堂彩。谢幕时我刚进礼堂，所以只看到她双手合什，深鞠一躬，在掌声和口哨中飘飘地下去了。后来，她用“西西”的笔名在系刊上发了两首小诗，刚好被我看到了，觉得不错，于是在食堂碰到她，约她再写。那时她正排队买饭，一缕烟似的身体夹在两个四肢过于发达的男孩子中间，一手擎着饭盆，依然是有些怯怯地问我：“学长啊，你说我那两首诗，哪一首更好些？”我说，第二首吧。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不再说话。后来，她拿来新作给我，看过了，反倒没有什么感觉。

那时候，她的一位同学，叫做小林的，叫我哥哥。这位妹妹浑身都是逗人开心的细胞，我有事没事常去女生楼找她玩儿。

女生楼管的挺严，男生是绝不可以进入的，需要在楼下等，等守门的女人用传声喇叭将要找的人喊下来。这女人每天要高喊至少百余次，心情自然不好，久而久之，脾气也坏了，对经常来女生楼的男生，尤其有种执拗的敌意。经常是叫了一声，也不等答复，就告诉你人不在，等到里面传来回答，她也没半点尴尬，白你一眼，狠狠把话筒挂上。有些男孩子喜欢偷跑到女生宿舍中去，在她看来，那更是天理不容。据说曾有一位，硬是冲破铁幕，飞跑到楼上去，这妇人一边破口大骂，一边飞也似的追上去，两人从东面的楼梯上去，到西面的楼梯下来，最终这位以身试法者还是被赶走了。

很多人没胆子去惹这样的泼妇。于是凡在楼下碰到熟识的女生，就请代为传信。我也是如此。有三两次，就是西西传信给小林的。还有一次，小林和我赌赛，看我敢不敢上宿舍去找她。那次刚好碰到西西，她听了情况，就跑到值班室的小窗口去找那女人说话，那一次，我才知道她原来并非不善言谈，等她滔滔不绝地把那妇人缠住之后，我借她身体的遮挡，悠悠地上了楼。

在那个下午之前，与她所有的接触，也就这些了。若是现在，一个并不熟识的女孩子突然来邀我去玩，我多半会有些犹豫。但那时候，一个即将到来的告别，一个难得的好天气，一个脱口而出、明明白白的邀约的综合作用，让我很快就决定了。

我们乘地铁到鼓楼大街。而后的路线，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可能走过了琉璃厂吧，因为我记得她对不少陶的、瓷的小玩意儿感兴趣，总是看到一个，就拿在手里把玩一小会儿，而后乖乖放下。我说，你喜欢，为什么不买呢？她只是摇摇头，好像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可能还走过了后海，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北京人把这一摊不大的水塘，叫做“海”呢？这疑问直到去年我看《古建筑散记》，才得到解答。然而，虽然没有大海的壮美，那一片水塘，却也有她的可爱处。杨柳依依，水波脉脉，仿佛刻意要为红墙碧瓦的肃穆添些温存的气息，如同上帝天然的知道，少了夏娃，亚当定会寂寞似的。在海子边，我们见到了一个写生的孩子，他呆呆地对着一片空白的画布，就那样傻乎乎地坐在板凳上，似乎忘了来意。我们悄悄地站在他背后，等了好一会儿，他没有发觉，依然没有动笔。于是，我们都摇摇头，走开了。

那以后我们走过一座小桥，便到了目的地。那时北京的旅游业不比现在，钟鼓楼门口的售票员一手托着腮帮，不停地打瞌睡。偌大的地带，那一日竟只有我们两个游客。进大门之后，发现场子颇有些荒芜，青砖地并没有被磨光，而是块块都残破了，砖缝中长出稀稀落落的杂草来，也没人收拾。乌青色的鼓楼披着初夏的日光，在我们面前立定，因为墙体风化得很厉害，本来立体梯形的身材，都有些扭曲了，显得有些寥落。或者是对来客失望吧，显然我们不是能够把钟鼓敲响，让它的身体在重新摇曳的人，年年月月，人来人往，它看得太多太多了，对我们这样的过客，它再清楚不过了。

登楼的时候，西西在前，我在后。石阶不多，可站在楼上的时候，她还是有些气喘。这时候我再一次注意到她的身体，实在是过于纤弱了，令人想到牵在孩子手中的、拴气球的线。这身体倚靠在风化的残壁上，与我一同看楼外的尘网中裸露的城市。天空依然湛蓝、纯净，琉璃一样。天幕下，是片片的砖瓦房与偶尔愤世嫉俗般耸立起的高楼不经意间圈出的、蛛网样的沟壑。对面的钟楼上，模模糊糊地，有一对拥在一起的恋人，他们的目光，可能正与我们两两相望。

“那边，就是我家了”，她说。一边抬起手臂，指向南方。

“哪里？”我问。

“广西”。

“那还远着呢，根本看不到。”

“是看不到，我是说方向。”

通常登高的时候，似乎不指点一下，就有些可惜似的。于是我们又找学校在哪里，找紫禁城，找亚运村，找国贸，京广中心……有的，也只是个方向，有的，只见一些难以确定的轮廓。

如同怎样精巧的游戏也不能一味地玩下去，很快我们就有些厌倦了。同时发现，除了指认地方，登上楼来，也没什么好做的。

“学长还记得我那两首诗么？”她转过头来，背倚着城壁，目光投向楼内，淡淡地问道。

“记得啊。”

“学长那里还有那一期的系刊么？”

“哦？这个嘛，我得找找看。”

“呵呵，要是找到了，送给我好了，我原来自己有一本，弄丢了。”她似有意似无意地说着，一边用脚拨弄地上的一块小石子。

“对了，学长还不知道吧，那两首诗，你说好的一首，其实是我以前写的，高中的时候，上英语课时偷偷写的。而另外一首，才是新写的。”她侧望着我，脸上带着莫名其妙的微笑。

“是吗？真的？那么说，你是越写越退步了？”我也笑着说。

“嘻嘻，我哪里会写什么诗啊。”西西说，“学长不写诗么？只看过你的文章，看不懂。”

“哪篇看不懂啊？”

“很多都不懂，比如那篇《现代主义》。”

“哦，那个啊，我自己都不懂。”

沉默了好一会儿，我问：“听说你的舞跳得不错。”

“只是初中学过一点儿。”

“可惜那次新人演出我没看到。”

“那最好，呵呵。”

又沉默了一会儿，我说：“不如，在这你再跳一次给我看看吧，反正就我们两个。”

她抬眼盯住我，愣愣的看，她的眼睛虽然不大，但很清澈，仿佛望不见底。良久，她笑了，轻轻摇头，喃喃道：“那多傻。”

不知不觉中，日光已经衰弱。回望远处的钟楼，那一对相拥的恋人已经走了，看来那个下午的钟鼓楼，注定只有落寞地陪伴着两个也多少怀着些许落寞的人。

一群归巢的鸽子，拍打着翅膀，有些倦怠地飞过去了。飞到远处，只剩下沙子般的一些黑点。在它们终于消隐不见的地方，一点淡紫色的霓虹，仿佛算错了时间，惊梦一般亮了起来。

鼓楼已空了，钟鼓楼这下安静了，休息了。当我们一边抚摸着它古旧的外墙，一边拾阶而下的时候，西西忽然问：“学长，你注意到没有？鼓楼上好像没有鼓啊？”

“真的么？我没注意啊。不会吧，要么，我们再回去看看？”

“好像没有啊，也许是收起来了。”

“喂，那两个！要关门了！”正在此时，看门的女人在门口叫起来。那样子，真与女生楼门口的泼妇有几分神似。

“算了，下次再说吧。”她说。

“下次，学长自己来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然后，有机会的话，再告诉我吧。”她又补充了一句。

不知道为什么，彼时听到这句话，有些落寞；回去的路上，发现写生的孩子已经不见了，不觉又加上些落寞。十年后，再想到这句话，想到那个写生的孩子，依旧还是落寞。

我们乘公共汽车回去，而且竟然有座。司机的技术真好，穿行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走走停停，竟能把惯性的作用消卸无踪。我一路都在看京城的暮色，那时候我想，没有几次在这里看黄昏的机会了。我发现，原来这里还有几个铺面、那里还有个纪念馆，四年，1400多个日子，我竟然没有留心过。就像去一趟鼓楼，却没有注意楼上有没有鼓。在这些证明我粗枝大叶的发现之后，我发现西西已经靠在我的肩上，静静地，带着毫无掩饰的倦容，睡熟了。

几日后，我准备启程返回故乡的那天早晨，小林来送我，话别时，竟隐隐有要流泪的意思，我及时说了几句玩笑话，好歹把这种我向来不大习惯的场合对付过去了。西西没有来。我坐在火车上，才想起我忘了给她找那本系刊。

上学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工作之后，才知道时间向来很快，无论上学还是上班。转眼间便是两年，两年间的人世苟且，说来也是无趣。两年后，终于耐不住怀旧的心绪，回学校看看。事有凑巧，恰好在校门口碰到了西西。她正背着一个看来很重的双肩背包，低着头，慢慢向校门外走。我叫住了她。她抬眼盯住我，愣愣的看，而后浅浅的、又有些疲惫地笑了，仿佛对我的到来并不感到惊诧：“是学长啊，你回来了？”我蓦然发现，她的眼睛里面，找不到那鼓楼上的澄澈了。

“你这是？”

“没什么，出去办点事。”她的声音有些哑，“对了，学长的一篇文章，我拿去在校刊上发表了，事先也没和你说，学长自己去编辑部拿一份吧，留作纪念吧，还是那个房间。”

“是哪一篇啊，我都毕业两年了，怎么还发我的文章？”

“是转发的，就是那篇《现代主义》。”

“哦，那篇啊，现在看，写得很差劲啊，这回丢脸了。”我笑着说。

“学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忽然间，她平常无奇地把谈话打断了，这让我的笑意尴尬地收拾了起来，仿佛一只生蚝滑过受伤的食道一般。

然而她还没走，只是半垂着头再等我说话。

我想了想，问：“对了，小林在么？”

她再次抬眼盯住我，愣愣的看，而后说到：“你，她不在了，你不知道么？”

“不在了？什么意思？”

“她没告诉你么？你知道她那个在北大的男朋友么？他来看她，玩得太晚了，就留在我们宿舍睡了……后来校方就把她开除了……她回家乡了……”。

我抬眼盯住她，愣愣的看。过了好一会儿，我问：“什么时候的事？”

“让我想想，开除的决定，就是大二期末，不，就是你走那天的事情啊。那不是七月一号么？香港回归。我知道你要走，不过，小林说，她要去送你，我，我就没去，没想到她没和你说啊……”

后来，我想了很久，也记不起那次西西是如何与我告别的。或许在我还回想着小林送我离京时，那些忍住没有下落的眼泪所包含的深意的时候，她已经悄悄走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她正和我两年前一样，正在准备离京，乃至她那次走出学校，就是毕业离校吧，我竟也没说些珍重的话，没问她的去向，没留下联系方式。

然而，我却记得，我去了女生楼前，像那四年中常做的一样，坐在玄关供男孩子等候的椅子上，和那个依旧在值班室时刻警惕着的泼妇对视了很久。我记得最后，她那种让我看了四年的、漠然而轻蔑的眼神，突然多了些许异样的、从未有过的怜惜。也许，她认出了眼前这个一脸落寞与呆滞的男孩子，就是以前常来找那个被学校开除的女孩子的人。现在，他既没有要找的人，也没有人为他传信了。

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曾再回学校。有一次整理以前的文稿，发现一本学校的校刊，上面赫然有那篇《现代主义》。这说明，我当时还是去了编辑部。

虽然我当时以为永远地失去了小林的消息，但那以后不久，小林便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在家乡补上了两年学业，此刻毕业了，让我帮她找间房子，如果可能，再找个工作。她还像以前一般可爱、逗乐，那道伤痕，看来已经留给了过去。

而西西呢？又是八年过去，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我问小林，她自然是不知道了，不过她说，那天缠住泼妇，而让她以前的男朋友成功进入宿舍的，刚好和我那次一样，也是西西。

其实，若是真的想寻找，总可以找到些线索，只是，那又何必呢？难道真的为了了却那次钟鼓楼之行留给我们的遗憾？——可是啊，即使到了今天，我已经知道北京人为什么把水塘叫做“海子”，却对鼓楼上是不是放着鼓，依然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