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发的，本年度电影兑换券尚余二张，即将到期，不得已，赶周末去看。
不得已，用日本式的话来讲，就是说自己早有了一些觉悟：周末，五星级影城，年终档期，又是兑换券，而且是中国。于是早起床，饭也顾不得吃，来到影院，还没开门，商业街上所有的店铺都还没开门，人影不见几个，于是笑，笑自己过于紧张了。
对面就是肯德基，先吃个早点吧，也不敢放松警惕，选了个靠窗的位子，便于侦察，没办法，影院门口都没写着几点开门。一个法风烧饼吃到半截，就看见不知何来的人群开始在影城门口聚集，开始是三三两两，后来是三五成群，貌似速度不快，可几个不经意间，已然快成群众集会了，不免想起小时候看科教片，显微镜下面的细菌繁殖。
当然不能再犹豫了，扔了烧饼冲出去，抢个位置，才站了没半分钟，后面已经排起了长队。其实影院门儿还没开，更不用说卖票了，这影城坐落在一商厦内，从门口到售票处，还有100多米的距离，其间还得上一座扶梯。 (more…)
北京电影学院王志敏教授在他的专著《电影美学分析原理》中提到巴基斯坦电影《冷酷无情》，并把此片作为意识形态批评的典例。影片情节很简单，说的是两个单亲家庭的子女们把根本没有感情的双方父母硬是撮合到一处的故事。王教授言道，在一种由意识形态决定的社会家庭结构中，不能容忍“缺位”的存在。片名暗示，最冷酷无情的，正是这种社会意识形态。这一观点，我深表佩服。
如今，未婚爸爸妈妈、单亲、离异、独身、无子女、孤儿、弃儿等等仍然作为人们幸福家庭想象的对立面而存在。一个仅由部分成员构成的家庭，冲击着人们关于一个家庭须由父母子女共同组成的观念。其中以未婚生子、独身人士和不要孩子的家庭犹为“大逆”、“可恶”。当然，不少人是发自内心、真诚地希望这些“异端”早日成为符合幸福家庭标准的一员，只是他们真的很难想象，除了父母子女齐聚一堂的幸福之外，还会有别的幸福生存方式。这种单一价值观的推己及人，在深具小农经济传统的社会仿佛具有天经地义的正确性和慈善意味。尽管如果考虑其背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低下的生产力再生产的压力，也不无在世存在的无奈与悲叹。 (more…)
今天是现代中国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情人节。
早晨，在班车上听音乐点播台的情人节专题节目，题目是通过热线电话请听众说说最能打动自己的影视作品中的爱情。
听众A：说自己没看过什么电影，想点歌，在主持人逼迫下，提到了近期在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神医喜来乐》中李保田饰演的喜来乐（剧中有老婆）和饭店年轻漂亮的老板娘的“曲折动人”的爱情。
剩翼评述：反映了生活中其貌不扬但自视较高的男人对拥有三妻四妾的旧时代爱情的向往，他们呼喊：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听众B：提出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中老一辈的爱情。
剩翼评述：一般来说，这是一辈子吵闹不休的不合理搭配最终寻求晚年和睦来做补偿的良好愿望，一般来说这种晚景和谐多半都是因为二者能量将尽。林雨堂说的好，结婚不过是穿鞋子，新鞋总是不合脚，穿着穿着就合脚了。
听众C：话音还比较年轻，提出的作品竟是令人xx的《渴望》！刘慧芳！多好啊！
剩翼评述：这个人或者是没听懂题目，因为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刘慧芳也未必无怨无悔，倒是王朔红的无怨无悔，可以原谅，因为他是男人，所以自然没能想到自己也可能在刘慧芳的位置。要不就是这个人具有潜在的施虐倾向而期望能有一个受众。道理很简单，我们写东西希望有人看，讲故事希望有人听，杀人希望有弱者，骗人希望有笨蛋。不过另一方面这个人很可能却很羸弱，这个机制和梦机制一样，潜意识满足意识认为不能满足的欲望。这个人俗的可以。王朔说别人的四大俗加在一块儿也不如他这部作品俗。这种人用心险恶，决不能嫁。可以将他放到极端女性主义者中炼一下。 (more…)
《结构人类学》
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讨论的巫术诸问题，亦可视作对仪式化的祖先溯源逐本的努力。虽然颇有本末倒置之嫌，但抛开其对结构的琐屑追究，脱颖而出的便是巫术的作用机制。斯特劳斯声称在他人的著作中对巫术的作用原理已有详尽论述，不过列氏的结构主义亦可权作强调与补解。
在其引用的一个典例中，施术者通过将事先隐藏在口中的带血污物吐出，并声明乃为受术者致病之根源而疗救了受术者的症疾。而通过象征性的吐出一口气来治疗的同行却施术失败。同样有施术者、受术者和旁观者三方，只因物化与象征的病结不同而决定了巫术效应的成败，足以说明仪式对物质的依赖性，它尽管薄弱却不可或缺。庙堂的祭拜是物质化强烈的仪式品种，这种仪式亦比较普遍。
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实现的庙堂进入多半将会以请回物化偶像的方式进行，可见在物化的仪式中，偶像要比处所更为重要。自然也会有例外，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中就实行无物化偶像的崇拜，但其仪式化力量却从未被削弱。在中国形成的佛教宗派禅宗，本身就具有反仪式化倾向，诸多至理名言比如“磨砖既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见佛杀佛”等等都表明禅宗对仪式的轻蔑。但“柏树子有无佛性？”等等又表明了一种并非不情愿的对仪式物化的允诺。共同之处在于，物化与象征本身就存在着相互转化。偶像的一无所有与物化仪式的遍地皆是不过是一个肉身的正反两面。 (more…)
用一篇小的文章来写这样的一个主题似乎是难以做到的，好在我在这里虽不是消解标准本身，也无意于建立任何的伟岸体系。之所以有这样的思考，是因为从小到大，关于这个问题的论争已经不知道听过多少了，几乎每个留意此问题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据说，时下的主流是一种简练的，电报式的语言。我想喜欢海明威的人一定认为这是文学语言的基本要求。不过，我常常想，也许该真正读读原著，才能明白海明威的简练与译本的简练毕竟有着不同。也有不少人觉得这种语言并没有使他的文章有多么动人，反而看起来觉得干巴巴，没有美感。我想这大概就是因为译文不能很好的表达出这位大师用词造句的讲究之处。更进一步讲，只有对英语这种语言有了比较深的了解，才能体会出海氏这种靠名词和动词来表达的方式。我宁肯把他的这种简练叫做含蓄，这也和著名的“冰山之喻”相对应。 (more…)
“意识流”的出现，似乎比任何一种以前的文学现象更有力的说明了现代主义文学时代的来临。有趣的是，我最早看到这个名词是在一本盗版松本清张的侦探小说的简短的简介中，我还记得大意是“作者文笔简练、叙事充满悬念，体现了日本当下流行的’意识流’风格”。那时我还小，不过也看过几本书，感觉这“意识流” 似乎也没什么不同。后来，我才知道“意识流”是怎样一回事。我和这位不知名的评论者的误解至少说明了人们对新生文学现象的渴望却不理解，这一点，译介西方文学、文艺学的工作者们应当负有责任。
不过，后来我也在一些比较有水平的译介者的评论中发现了“意识流手法”、“意识流形式”等等令人疑惑的名词，而且在网上的文学同仁，也常常引用这一类的语词。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 (more…)
“这本来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嘛！”——这恐怕是我见过的最可笑、最无责任感的批评了。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句话现在被通用来表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而其潜台词就是“你不用劝我接受你的意见，我有我的看法，你劝也没有用”（如果他作为争论的一方）或者“你们别争了，你们的看法都（不）对，这么多的争论已经让人够烦的了，争论这个问题有多傻！”（如果他作为第三方）。当然，这句话最恶毒的目的还在于它不遗余力的要消解正确性的存在，而它所用的手段又是颇具迷惑性的“肯定一切”而不是“否定一切”。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