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用日本式的话来讲，就是说自己早有了一些觉悟：周末，五星级影城，年终档期，又是兑换券，而且是中国。于是早起床，饭也顾不得吃，来到影院，还没开门，商业街上所有的店铺都还没开门，人影不见几个，于是笑，笑自己过于紧张了。

对面就是肯德基，先吃个早点吧，也不敢放松警惕，选了个靠窗的位子，便于侦察，没办法，影院门口都没写着几点开门。一个法风烧饼吃到半截，就看见不知何来的人群开始在影城门口聚集，开始是三三两两，后来是三五成群，貌似速度不快，可几个不经意间，已然快成群众集会了，不免想起小时候看科教片，显微镜下面的细菌繁殖。

当然不能再犹豫了，扔了烧饼冲出去，抢个位置，才站了没半分钟，后面已经排起了长队。其实影院门儿还没开，更不用说卖票了，这影城坐落在一商厦内，从门口到售票处，还有100多米的距离，其间还得上一座扶梯。

正好，肯德基买早点送早报，看报纸吧，反正开门还早着呢–虽说这么冷的天儿站马路上看报纸确实不怎么舒服。

报上除了黑白两道、明星八卦之外，还写了一段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怨，说两人决裂的原因乃是为著作署名谁在前、谁在后争执不休，文章挺长，占了整版，不过基本上就说了这么点儿事。

缩手缩脚地在寒风里看完了这篇长文，也望见了一个穿迷彩服（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工人都穿迷彩服，搞得我们这个城市总像是在军事管制一样），手持铁钩子的小伙子，开门的工人。

完了，本来还规规矩矩的队伍立马就散了，原来挺劲道的面条状长龙一下子好像变了一大团浆糊，被人狠狠地扔在商厦的玻璃门上。我没搞清楚的事情有二：其一，既然没人想过要排队入场，当初开门的人没来的时候，大伙怎么还会自觉的排队呢？其二，既然大家都在等待开门的人，为什么这小伙子来了之后，大家反而死死挡在玻璃门前，连一丝缝隙都不让呢？这究竟是等待开门还是不让人家开门？

浆糊团子越积越大，叫喊声此起彼伏，大多是一边推搡别人一边高喊别挤，开门的小伙子却不说话，慢腾腾地向人群里面挤，还好总算人们还保留着一份清醒，慢慢地给他让出一条缝来。

锁刚打开，这小伙子一瞬间就像变了个人，疯了似地推开人群，嚎叫着冲了出去……与此同时，人群猛力向前涌去，半扇门始终未及打开，浆糊团子就从仅容一人通过的另一半门口喷了出去，之后就是百米决赛了，我开始后悔没穿跑鞋来了，好在自己年轻时踢足球，还有些底子，拼了老命，连超数人，直跑到电动滚梯前……

也许是习惯使然，跑在最前面的几个人到了梯上，竟停了脚步，准备随着滚梯上去，完全没搞清现在是什么状况，后面有清醒的，往上一拥，差点把这几个家伙挤倒，他们这才回过味儿来，现在不是省力气的时候，还得接着跑啊，不愧是年轻，双手一撑梯子，就稳住了身形，几个箭步，又开始冲刺……

又是50多米的竞速，终于进了售票处前带子围成的回廊，一干人等大口喘气的同时，也许还心有余悸，绝大多数的人，两手都不自觉地抓住了身体两侧的围栏……

没到半分钟的时间，这个世界似乎又重新恢复了和谐，秩序开始建立起来，浆糊团子又变做了一条长龙，人们的手从围栏上撤开了，每个人都认可了自己的位置。这时，百米冠军才发现自己前面竟然还有十几个人，颇不解，问了一个好心的大爷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从地下车库直接坐电梯进入的，这位大爷还慎重地嘱咐身旁的诸位，小点声！莫要走漏了消息，车库门儿一封，大伙都进不来了。

又过了十几分钟，售票员才说说笑笑的上岗，原来大屏幕上还有电影场次价格的信息，现在干脆也不开了，你问她现在演什么片子，她却回答：看哪场？你再问她，她就不说话了，一脸不屑地呆望着你，仿佛你若不知道俺们这影城放什么片子简直就是白痴一个。没办法，毕竟兑换券那么多，又都是25元一张的缩水价。商家推出这种打折的东西本来是为了把自己的货品尽快卖出去，可你买打折的东西，商家还是要笑话你，给你脸色，这就是人性。自此立志，明年再接到这种东西，贴现卖出去，或者宁可送人情。

于是就《三枪》吧，本来也没啥好片子。

我一向以为老谋子甚至算不上个合格的导演，他至多是个不错的摄影师，这部片子则完全颠覆了我的旧观念–他现在连个不错的摄影师都算不上了。看完电影出来，朋友问我观感，我答了一句：”利益面前，道德纯粹扯淡。”–朋友摸不着头脑，说实在的，我也不大明白。

天寒地冻的腊月天，冒着被踩踏的危险，看了一部大烂片，终于没让最后的两张兑换券过期作废，这便是我上周日的收获，不禁想起前些日子转帖的陈嘉映访谈中的一句话：这简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破产的证据。

如今，未婚爸爸妈妈、单亲、离异、独身、无子女、孤儿、弃儿等等仍然作为人们幸福家庭想象的对立面而存在。一个仅由部分成员构成的家庭，冲击着人们关于一个家庭须由父母子女共同组成的观念。其中以未婚生子、独身人士和不要孩子的家庭犹为“大逆”、“可恶”。当然，不少人是发自内心、真诚地希望这些“异端”早日成为符合幸福家庭标准的一员，只是他们真的很难想象，除了父母子女齐聚一堂的幸福之外，还会有别的幸福生存方式。这种单一价值观的推己及人，在深具小农经济传统的社会仿佛具有天经地义的正确性和慈善意味。尽管如果考虑其背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低下的生产力再生产的压力，也不无在世存在的无奈与悲叹。

这种意识形态对个体的“驯服”，往往不像国家意识形态一样依靠强制的手段进行，然而这并非是说其“驯服”的效果不彰。施与人的善，有时候比恶更让人无奈，而较为极端的驯化，甚或会有歧视产生。

对此，我也算感同身受。离婚之后，再婚的压力不是来自于自己，而几乎全部来自于他人。亲戚、朋友，乃至一些萍水相逢却算不上一见如故的热心人。当然，我愿意相信他们所有人都是出于乐于助人的目的，真心实意希望我走上和他们一样幸福美满的人生之路。我选择离异，其实已经选择了在我们这个社会，做一种小小的异类，而消除异端一向是意识形态的本职工作。要是我斗胆问一句为什么非要我走上和你们一样的道路，恐怕就要被说成不知好歹了吧。

凡是热心为我介绍朋友的人，我第一句话总是问他：“长相如何”。这使得视我为新时代知识青年的人们颇不理解。接受了那么多年“心灵美”的教育，面对着新女性们“美丽的女子不一定可爱，可爱的女子一定美丽”的宣言，居然还残存着一些爱美好色之心，以貌取人的庸俗思想，的确有点不合时宜。当然，确切地说是不合对时宜的想象，爱美之心仍然是人皆有之，不过伪装得更文明礼貌而已。

诸葛亮与黄月英婚姻的传说，颇能解释外表美与心灵美的千古PK问题。流行的说法是月英貌丑，诸葛却独爱其才；这一回合是心灵美（姑且把才华也算是心灵美吧）获胜，然而传奇就是传奇，越传越奇，后来果然又有了新版本，说月英本是绝色，因恐不肖之徒骚扰，终日以假面具示人，最终被智慧超群的孔明识破了伪装。老版本其实没什么意思，不过是教人不要重视外表而已。新版本却值得玩味，尤其是被孔明识破伪装一节，妙极。看来宣扬了多年的才德重于相貌终于敌不过人们对才貌双全的迷恋与追求。相比之下，相貌倒是一个基础，这也是我对自己之所以以貌取人的解释。

心灵之美，才华之美，往往是需要长时间的接触才能发现的，尤其是相亲这种方式，初初相见，不过客套一番，通报一些个人资料而已，人性怎样，才艺如何不大可能一目了然。而让一个人长时间面对一位丑陋的对象去理性地思索其人性的深度，那恐怕需要很强的毅力。人不仅仅是理性地认识世界，同时也在审美地认识世界。或许某些人可以不介意女子的容貌，但我自问是做不到的，想想要和一位有碍观瞻的奇人每日每夜朝夕相处，乃至过一辈子，我是很难忍受的。

也有人说，人老了，美女也都变丑女了，以此劝我不必介意容貌。问题是，我现在还不算很老。此类说法似乎和黄老之学差不多，所谓帝王将相也好，平头百姓也好，到死都是一堆枯骨而已，以此来劝人不必有所追求。不用说也知道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你不能以来世命运的一般无二否认此世命运的各不相同，不能以结果的价值代替过程本身的价值。

最后又有人劝我想想自己品貌如何，不禁哑然失笑。扯来扯去，还不是扯回到“等价交换”的老话题上来了？相信我，世界上最不纯粹、最经不起推敲的事情就是爱情和婚姻，一推敲，一分析，人性的弱点就暴露出来，那种为机会成本而计较的买卖人本色就暴露出来。对此类问题，我几乎不愿搭理。我喜欢什么样的，和我本人是怎样的，是两码事情，正因为我不把爱情和婚姻视为等价交换，所以我才这么说。或许癞蛤蟆不会吃到天鹅肉，但癞蛤蟆依然有想吃天鹅肉的自由，天鹅也有给癞蛤蟆吃或者不给癞蛤蟆吃的自由。

“那样，你可就难找了”——我可以把这话视为一种半玩笑式的威胁么？问题是，我并不在意永远单身下去啊。这又要扯到老子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其实，我并不总是对媒人们这样说话，因为没有多少人会理解，反而会有不少人听了伤心。媒人何辜，和他们争执是不公允的。只是想说，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有所不同，不要试图让别人按照你自己的所谓“成功模式”去生活，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只是将别人的生活重复了一遍，又有什么意思呢？人有选择自己怎样生活的权力，选择追随他人或者特立独行的权力，人有决定自己要不要爱情，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孩子的权力，甚至也有决定自己要生存还是要死亡的权力。

《结构人类学》

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讨论的巫术诸问题，亦可视作对仪式化的祖先溯源逐本的努力。虽然颇有本末倒置之嫌，但抛开其对结构的琐屑追究，脱颖而出的便是巫术的作用机制。斯特劳斯声称在他人的著作中对巫术的作用原理已有详尽论述，不过列氏的结构主义亦可权作强调与补解。

在其引用的一个典例中，施术者通过将事先隐藏在口中的带血污物吐出，并声明乃为受术者致病之根源而疗救了受术者的症疾。而通过象征性的吐出一口气来治疗的同行却施术失败。同样有施术者、受术者和旁观者三方，只因物化与象征的病结不同而决定了巫术效应的成败，足以说明仪式对物质的依赖性，它尽管薄弱却不可或缺。庙堂的祭拜是物质化强烈的仪式品种，这种仪式亦比较普遍。

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实现的庙堂进入多半将会以请回物化偶像的方式进行，可见在物化的仪式中，偶像要比处所更为重要。自然也会有例外，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中就实行无物化偶像的崇拜，但其仪式化力量却从未被削弱。在中国形成的佛教宗派禅宗，本身就具有反仪式化倾向，诸多至理名言比如“磨砖既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见佛杀佛”等等都表明禅宗对仪式的轻蔑。但“柏树子有无佛性？”等等又表明了一种并非不情愿的对仪式物化的允诺。共同之处在于，物化与象征本身就存在着相互转化。偶像的一无所有与物化仪式的遍地皆是不过是一个肉身的正反两面。

在斯特劳斯引用的“巫歌挽救难产的产妇”的例子中，他详细探讨了巫歌结构化的象征性语词作用于难产产妇的心理机制，在一个故事化的虚拟场景之中，巫歌为产妇找了一个位置，巫歌中的战斗在神话中进行的同时借助产妇的感受在其子宫与阴道中实现，直至新生儿呱呱坠地。对于心理作用产生的肌体反应可以用中国道教旁支的一种戏法“请碟仙”来加以说明。在这种仪式中，围站在木桌周围的诸人将双手放于桌面之上，桌中心则有一磁碟。环境必然要求幽静而灯光晦暗，受术者在这样的氛围中将进入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从而加强对施术者的信仰。施术者通常会进行基本上除了将受术者引入类催眠状态外毫无疑义的诸多仪式活动，例如咒语，而后提问者将得到答案。请注意提问者是多人，而且问题的种类将是以WHO开头的问句，碟子将会慢慢跳动到某个受术者近前，问题从而得到解答。简单的讲，问题一经提出将会对精神高度集中的、处于类催眠状态的受术者的双手运动的频率（这个频率的运动通常不被感知）产生影响，从而决定碟子的走向。一个国外的朋友曾经通过类似中医的号脉的方法推测人的心理，在仪式中他将提问，而他的问句都将以是和否来回答。这也是心理作用于肌体，产生反应的例子。弗洛伊德将 “我”分为“本我”和“超我”，心理分析就是揭示出本我的本来面目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巫术则不同，巫术并不揭示本我，而是直接去修正超我。

“信仰”是巫术作用的基本保证。请注意是信仰而不是信任、相信等等。信仰本身就具有反理性、反逻辑和无条件的意味，而其他语词则暗含着或多或少的保留。在日本光荣公司出品的《三国志》游戏中，武将的亲密度被设定为“漠视”、“知己”、“好友”、“信赖”、“敬爱”、“盟兄弟”等从低至高的几类，说明了信任程度的不同，而信仰则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普通生活中所称的宗教信仰显然是降低了信仰的意义，教徒的修行实际上不是走向得道的过程，而是走向信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信奉、你提供福分的心理最终彻底消亡。也就是说，当一个教徒在最终明白没有世界末日和天堂地域之后仍然会持守信仰的时候，他将最终完成 “得道”的过程。约伯试炼的意义在于此，而“不可试探我的主”的意义也在于此。而巫术是借助仪式化的种种象征与物化，形成受术者的信仰，尽管可能是暂时的信仰。

如前所述，巫术仪式的参与者有三方：施术者、受术者、旁观者。三者的信仰是统一的。施术者必须信仰巫术的效应，其信仰程度并不亚于受术者。在上述的例子中，一个施术失败的巫师请求另外一个成功者回答他吐出的污物是否预先藏在口中，并解释了自己的骗术方式。被拒绝后，他流浪他乡，最终双目失明，成为了乞讨者。他在提问的时刻已经产生了怀疑，不仅仅是对自己，而是对巫术本身。受术者的信仰似乎无用赘言，但考虑受术者面对一个失败的巫师，他的信仰又是怎样的？显然，巫术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对巫师的信仰，而是对巫术的信仰。在另外一个例子中，一个印第安男孩在抓住一个女孩的双手后，女孩突然发疯。男孩被控施了巫术，从而被带到“法庭”。他起初并不承认会巫术，但是在不肯善罢甘休的众人面前，最终改变了策略，他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讲述自己通过一片羽毛得到的法力，潜台词便是失去这片羽毛，他便可以成为正常人。他在家中找到一片羽毛，使审问者相信了他说的话。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在那个施巫术者将被处死的部落中，他被释放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对巫术的信仰要超过对巫师的信仰，这是因为对巫术效应存在与否的关心，要超过对“这个巫师”施术效应的关心。再来看这个部落的法规，就可以明白，“禁止施巫术”本身就肯定了巫术的存在，同时还暗含着对巫术效应的道貌岸然的窥伺与好奇。男孩的被释放是因为他的法力已经消失，而不是因为巫术并不存在或者巫术被解释是一种骗术。旁观者的心理机制也是如此，当施术成功时，巫术的灵验强化了他们的信仰，而施术失败的时刻，全部罪过将归于施术者本人，巫术的权威却没有受到丝毫损害。

“信仰”与“真伪”的关系非常微妙。一个一心想证明巫术是一种骗术的社会学研究者到一个部落中学习巫术，先辈们传授他“从口中吐出污秽物，告诉受术者这就是他的病”的法门。他也就成为了一个巫师，此时他本该已经明了巫术是一种欺骗，但是他却用这样的方法屡试不爽的治愈了诸多患者。在这之后，他虽然仍旧念念不忘学习巫术的根本目的只为了证伪，但是他已感到茫然。应该认为，这种茫然是诗意的，深刻的。先辈们世代相传的不过是一种骗术，然而他们却笃定的坚信巫术的效应，从未怀疑，而且同样将这样的骗术传授给后来者。这位后来者也将要成为那些先辈们的一员，而巫术的效用有目共睹。仪式的虚伪为什么能够被当作真实而存在并流传呢？“明瞭欺骗”是否会损害甚至颠覆一种信仰呢？实践的结果究竟能从多大程度上证明手段的合理？这在艺术中是很普遍的现象。电影《谁害了兔子罗杰》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卡通人，看过迪斯尼动画的人都知道，卡通人物是不死的，即使被门夹扁、被火车碾过，也照样可以恢复活力。但是情节要求又必须有一种让卡通人物死的东西，于是导演就创造出一种叫“泡泡”的药水，能够使卡通人融化。这便是仪式的“规则”。令人惊奇的是无数的电影观众便相信了这种规则，并且因为这种规则的成立而为剧中卡通人物的命运担惊受怕。一切艺术都是具有假定性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是假定性。在假定性中的真实并不是真正的真实，而是符合规则规定的逻辑。仪式的规则也是假定性的，仪式创造出一种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一切的可能即使是假的也便成为真实，离开这种逻辑，即便是真的也会被认作虚假。正因为巫术的三方都信仰这种逻辑，巫术效应才成为可能，疾病才可能真正被治愈，尽管这种逻辑完全是一个骗局。当仪式的参与者进入这种逻辑，他们会用这种逻辑作为判定真伪的标准，而不是看他们是否符合客观真实。而面对实践成功的诱惑，手段的真伪就被彻底忽略了。善意的谎言常常被谅解甚至被歌颂，就是这个道理。

当仪式的上述层面都被揭露之后，我们便可以明白，巫术信仰的实现，实际上便是对“自我意识”的否定。“团队精神”是个近几年很时髦的名词。“团队”本身就是仪式化的群体，而 “团队精神”不啻为一种现代巫术。团队中的成员依靠自觉放弃自我意识来激发群体力量。团队精神不过是一种管理学阴谋。这种靠牺牲自我意识的手段而达到的群体合作无论取得怎样巨大的成就，也总是令人遗憾的。这种团队合作声称的所谓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实现，实际上不过是一种骗术而已，某些资本家用它来欺骗无知的无产阶级和自我感觉良好的中产阶级是最合适不过和最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这种仪式化的群体之中，个人与机器零件没有什么区别。难以想象失去怀疑和反思能力的个体能够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就算是有某种价值实现了，恐怕离个人的价值也相差很远。从人本管理学开始，管理学已经学会了欺骗，如果说注重物质激励的管理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还算有些赤裸裸的真诚，那么人本论和系统论所作的贡献就是让被管理者心甘情愿地忘记报酬和接受奴役。更为糟糕的是，现在团队精神已经作为一种被歌颂的仪式而引起到处流传和竞相效法，同时，坚定的团队维护者也从过去的提倡者变成了团队的接受者，正因为如此，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起义的，往往不是统治者，而正是愚蠢的奴隶。异化，是存在主义者留下的一个可贵的名词。加谬说，我们现在的工人和西续福斯的处境别无二致。正是如此，当白领中产阶级为了资本家的小恩小惠而沾沾自足于每日上班下班的生活之时，他们从未想到过自己是多么愚蠢的异化者。现代的生活，是异化的生存，异化产生作用的机制与巫术别无二致。诸如企业文化等等的为管理服务的意识形态范畴，无不是用一些莫须有的目标来迷惑受众，从而达到利用集体力量的目的。我们对邪教的巫术大兴杀伐固然体现了科学精神，然而与此同时却乐于推广慈眉善目的团队精神之类的现代巫术，这是人类认识缺陷的悲哀。

萨特曾经说过，人总有权力不做什么。萨特的提法揭示了不合作的真理。当西续福斯意识到自己生活的荒谬，将大石头留在山脚下的时候，便是人类开始摆脱异化，走向自由的开始。拒绝是必需的，也是值得的。

据说，时下的主流是一种简练的，电报式的语言。我想喜欢海明威的人一定认为这是文学语言的基本要求。不过，我常常想，也许该真正读读原著，才能明白海明威的简练与译本的简练毕竟有着不同。也有不少人觉得这种语言并没有使他的文章有多么动人，反而看起来觉得干巴巴，没有美感。我想这大概就是因为译文不能很好的表达出这位大师用词造句的讲究之处。更进一步讲，只有对英语这种语言有了比较深的了解，才能体会出海氏这种靠名词和动词来表达的方式。我宁肯把他的这种简练叫做含蓄，这也和著名的“冰山之喻”相对应。

那么，“一朵玫瑰花”和“一朵鲜艳的像拳头一样大的红色玫瑰花”还有“一朵很大的红色的花，茎上带刺，据说常用作某个节日男女互赠的礼物”这三句话究竟哪一个更含蓄？显然，第一句很简练，也很含蓄，因为我们不知道是怎样的玫瑰花，何种颜色，有多大，是否新鲜？第二句就很不含蓄了，虽然我们还是不能完全想见这朵玫瑰花的样子。比较难判断的是第三句，从字数上看，很不简练，能够几个字说清楚的东西偏偏用了那么多废话！但是，由此我们就断定第一句的模式是应该得到尊重并被倡导使用的吗？这里我们犯的错误是带着自己的偏见去寻找支持，得到的肯定也会是偏见。

首先，文字绝不能和文章相分离，任何评判标准应当建立在文本的基础上，失去一个特定的文本语境，而想要探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任何再现内容都有效的标准，恐怕是要失败的。在特定的语境之下，上述的第三句话要有趣的多，我们想象，在具有讽喻意味的文本中，这句话可能会强有力的加强讽喻意味，而不是使读者厌烦。事实上，卡夫卡的文章常被批评为用语繁复而欠简练，正是因为他的文中大量运用了类似的手法，来加强K的孤独、异化的感觉。这种手法后来在俄国形式主义者手中发扬光大，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陌生化”。

其次，文字也不可能和时代分离，如果说现在很难找到向第二句话那样啰嗦的文字，肯定至少部分是因为读者的生活节奏已经变得越来越快，巴尔扎克时代躺在安乐椅中坐在火炉旁读小说的读者们一定不曾想到，他们的子孙后代现在正在商业时代速度就是金钱的感召下在拥挤的地铁站和博命般的高速路上奔劳。所以，即使是巴尔扎克再生，并且依然穷困潦倒，也不会傻到要对巴黎的街景作工笔画式的描绘了。

再次，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简练就是字数少、不用或少用形容词、不议论……等等，这似乎就是第一句话告诉我们的标准。但是，我不想把任何的文学作品都写成梗概。简练也许具有详略得当的意味，但我不想过多的讨论细节，我宁可接受一个比较消极的结论：任何伤害了表现力的“简练”都是要不得的，简练，重在“练”，练表明了一种选择，它的任何舍弃都是为了使留下的更精彩。

不过，后来我也在一些比较有水平的译介者的评论中发现了“意识流手法”、“意识流形式”等等令人疑惑的名词，而且在网上的文学同仁，也常常引用这一类的语词。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

我要继续我的陈述，就必须首先谈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形式”于“内容”的两分法。这种传统的艺术哲学观点似乎在我们的心里已经成为了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且，可能是由于韩愈等人的那场运动的原因，形式总是被有意无意的作为轻视的对象。这个问题将在以后讨论。现在，我要说的是，在俄国形式主义之后，这种区别已不很明晰，最关键的是承认这种区别对文艺学研究的深入并不会产生很大的推动力。不过，现在我么必须先承认这种区别，因为这是我提出下面这个问题的基础：

“意识流”被很多人看作“形式”的范畴在我看来是错误的，正好相反，它应该是内容。“意识流”这个词是詹姆斯首先使用的，英文中应该叫做“Stream of Consciousness”。以后的意识流也沿用了詹姆斯的意思，很显然，这是个名词词组，说白了就是意识组成的一种“流”。它没有任何形容词的意思，它表明的是一种存在。所以，从这一点讲，并不存在意识流“手法”、“形式”等可能。“意识流”小说就应该是以“流动的意识”为陈述对象的文学作品。

反过来，如果说真的存在意识流“形式”，那么它就不应该仅仅可以用来表现“意识”，而应该可以用来表现一切内容，尽管它未必适合。但是，我们可以不问 “意识”这个内容而运用所谓的“意识流形式”么？不能。我们也从来没看见过有人写过这样的东西。如果有人这样做了，不是写不出来，就是写出来为了沽名钓誉，他写的这些东西就根本不是意识流，甚至连文学作品都算不上。所以，你可以写出意识流，却无法“用意识流”来写东西。

意识流中的这个意识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语词，如果它所指的是相对于前意识、潜意识的意识，那么意识之流就应该是“意识”这个原子组成的流。所以，某些认为意识流是对前意识、潜意识的表现的研究者，必须解放“意识”这个语词的能指，才有希望成功。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意识流”与“非意识流”的差别就不在“意识” 上，“非意识流”应该称作“意识非流”才对。那么，这两者的差别就在于流与非流的形式差别。所以，我认为比较正确的提法是：“意识流”应该是一种具有 “流”形式的意识内容。“流”是特征，而意识内容是本质。所谓“意识流手法”、“意识流形式”这样的语词也并不意味着意识流具有形式的意义，而我们说乔伊斯具有“意识流”风格，也应当是指他独特的再现内容，而不是表现形式。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句话现在被通用来表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而其潜台词就是“你不用劝我接受你的意见，我有我的看法，你劝也没有用”（如果他作为争论的一方）或者“你们别争了，你们的看法都（不）对，这么多的争论已经让人够烦的了，争论这个问题有多傻！”（如果他作为第三方）。当然，这句话最恶毒的目的还在于它不遗余力的要消解正确性的存在，而它所用的手段又是颇具迷惑性的“肯定一切”而不是“否定一切”。

其实，人是运用语言的主体，所以也可以说本身这个语词并没有错，错误的是运用这个语词的某些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本意应该是说，具有不同思想的人往往运用不同的思想来阐释一个本文。它本身就是陈述一个事实，但却不应该包含所有意见都正确的意思。况且，现在运用这句话来批评的某些人不仅不摆明自己的立场，而且更不愿意说出自己的见解。他们的批评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之后就兀然终止了。这样的没有自己见解的见解与其说是见解，还不如说是废话，即使作为网络上的“灌水”也还有嫌太俗。

有的人还愿意搬出“接受美学”、“读者反应论”之类的思想来为他们的做法辩护。认为尧斯、伊瑟的观点其实就是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是我不明白，如果这二位的全部著作都在论述这个毫无观点事实陈述，他们怎么会成为立一家之言的大师？况且，如果暂时忍受这种无知的幼稚对它们加以比较的话，可以看出，这两位虽然是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宣扬他们的解释学，但也从没有忽视过本文的作用，他们看重的是各种不同解释的方式和内容，而不是“一个文本有多种解释”本身。

真的感谢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帮助白话文占据了主流的地位。中国的古文家直接受到儒、道思想的影响，对细节上的差别总是不够注意，在泱泱大国自得其乐的背景之下，他们喜欢的是宏观、义理，喜欢“一言以蔽之”，可是越来越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已经无法用少数几个字来表达了，这些人，包括现今仍然存在的复古主义支持者们，便偷偷的以偏概全，然后在人前尽一切努力为自己辩护。

对一个文本提出自己的见解，是对作者的尊重，是对艺术欣赏负责。你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可以提出反对意见，在学术上进行探讨，你不同意双方的意见，更应该提出自己的见解，丰富对文本的解释。无论是赞同、反对还是第三者的声音，只要你能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都有助于审美。可能会有很多作者不喜欢听反对的声音，但我想更多的作者会对读者的无所谓感到最难忍受。

不妨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后面加上“而我的看法是……”，这样你的评论看起来才会像一篇评论，否则干脆不要评论了，因为沉默毕竟比无聊显得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