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Say 我明白了，这世界并非是一连串的残酷的争斗，而是熠熠闪亮的欢乐，使人愉悦的柔浪，未为我们珍惜的礼品。

《结构人类学》

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讨论的巫术诸问题，亦可视作对仪式化的祖先溯源逐本的努力。虽然颇有本末倒置之嫌，但抛开其对结构的琐屑追究，脱颖而出的便是巫术的作用机制。斯特劳斯声称在他人的著作中对巫术的作用原理已有详尽论述，不过列氏的结构主义亦可权作强调与补解。

在其引用的一个典例中，施术者通过将事先隐藏在口中的带血污物吐出，并声明乃为受术者致病之根源而疗救了受术者的症疾。而通过象征性的吐出一口气来治疗的同行却施术失败。同样有施术者、受术者和旁观者三方，只因物化与象征的病结不同而决定了巫术效应的成败，足以说明仪式对物质的依赖性，它尽管薄弱却不可或缺。庙堂的祭拜是物质化强烈的仪式品种，这种仪式亦比较普遍。

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实现的庙堂进入多半将会以请回物化偶像的方式进行，可见在物化的仪式中，偶像要比处所更为重要。自然也会有例外，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中就实行无物化偶像的崇拜，但其仪式化力量却从未被削弱。在中国形成的佛教宗派禅宗，本身就具有反仪式化倾向，诸多至理名言比如“磨砖既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见佛杀佛”等等都表明禅宗对仪式的轻蔑。但“柏树子有无佛性？”等等又表明了一种并非不情愿的对仪式物化的允诺。共同之处在于，物化与象征本身就存在着相互转化。偶像的一无所有与物化仪式的遍地皆是不过是一个肉身的正反两面。 (more…)

《剃刀边缘》

威廉·萨姆赛特·毛姆是举世闻名的英国籍作家。说他是英国籍作家是因为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居住在法国，而且即使在英国时候，他的精神本质恐怕也存在于英吉利海峡的彼岸。一个新生的民族在曾是自己殖民地的土地上成长起来，老大的日不落帝国也渐渐走向衰落。不仅仅是独立的呼号与烽火带走了昔日的霸气，就是在文学上，也再不复狄更斯与奥斯汀的辉煌，哈代、高尔斯华绥为20世纪初的英国文学作了最后的努力，也预告了一个领袖时代的终结。此后，在戈尔丁尚未功成名就之前，大英帝国可以同朝气蓬勃的美国相抗衡的作家寥寥无几，毛姆算是最有说服力的，虽然美国人普遍认为他更像一位法国人。当然，英国的圣公会借助神的力量不失时机的把T·S·艾略特感召过来，也算是争回了一点薄面。

如果你总是希望从文学中看到历史，你将会懂得毛姆的这部《刀锋》同样是大英帝国日渐衰朽、必须重新定位自身形象的象征。一个客居他乡的游子，他的放逐并非因为被迫而是出于自觉，他的哲学并非源自本土而恰好出自故国的殖民地，这就像演员与舞台背景的分离，无可避免的流露出荒谬的讽喻意味。

1946年，导演爱德蒙·古尔丁将毛姆的这部作品搬上银幕。那一年，《失去的周末》获奥斯卡3项大奖，同时提名的还有这部《刀锋》，我觉得前者的兴趣仍然执著于道德评价，而后者则试图阐释人生的终极意义，如果不是电影界普遍认为名著改编的电影不很地道的话，后者理应更具有竞争力。 (more…)

《十诫》

波兰实行军管制度以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两部电影（盲打误撞和永无休止）被政府禁映。据说此后的一个阴雨天，他和一位曾因为“反革命分子”担任辩护律师而惹上一身麻烦的朋友在大街上邂逅，闲聊的结果就是这部《十诫》。尽管在中国，基氏的《红、白、兰》三部曲要有名的多，但从思想的深刻性上面讲，《十诫》要比前者更彻底、更精辟，同时，从人类生存的悲剧性角度来阐释现代社会的生存伦理并寓于深沉、忧郁的叙事风格之中的这部杰作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动人的光辉。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