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

已经有网络写手指出，《风声》是一场漏洞百出的杀人游戏。比如，影片开始时负责刺杀行动的护士小姐已经受伤被俘，遭到刑讯，而她的上层，“老鬼”和“老枪” 既然隐藏在敌人内部，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人已经出事，这种情况下，无论被俘的同志招与不招，最有效快捷的防范方式就是更换密码母本，然而，地下组织仿佛事不关已一般，继续大摇大摆地使用《孽海花》作为编码本传递情报，致使日伪特务机关成功破译密报，才有了以后裘庄里的“斗智斗勇”。可见，如果不是在电影中，如果不是编导出于某种考虑认为电影必须拍成这个样子，这一场惨烈的斗争是可以避免的。

曾供职英国情报机关的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间谍小说中曾经提到这种用一本著作作为密码母本传递情报的做法。编码相当简单，就是将第几页第几行和第几个字的一组数字，转换成莫尔斯电码，解码就是按照母本反编译的过程。格林借书中人物之口评论说，这种做法在母本未见光时，简单又行之有效，但破译人员一旦找到母本，谍报系统将全盘瘫痪，所以，风险过大，一般只做临时用途。

在《风声》中，这种相当原始的编码方式被刻意抬高身价，成了只有密码专家才能破解的“高端技术”，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偌大的日伪特务机关，又掌握了母本，却连个能解码的人都没有，需要靠嫌疑人之一的宁中玉来帮助翻译电文。如果说此举是有意为之，也难说通，翻译密码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无论谁是“老鬼”，在被困裘庄的情况下，必已觉悟自己已然上当，此时如果故意翻译不出来，或者译错，反而授人以柄，所以还是老老实实译出为妙。这样一来，电文翻译出来，就并不意味着他（她）没问题，特务机关的这种做法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过家家游戏。特务机关的“人才匮乏”还不止于此，他们还缺少医生护士，受刑过的人员需要拖到裘庄外面的非保密医院去救治，影片最后，正是这种“贫穷”使得“老枪”和“老鬼”合作，把消息传了出去。此外，从电影最后的“解谜阶段”来看，整个日伪特务机关竟无一人懂得莫尔斯电码，正因为如此，“老鬼”才用自己的这种“技能的独占性优势”，与敌人百般周旋：“老枪”说， “老鬼”怕自己受不住刑，不能100%保证把消息传出去，就采取了一个双保险措施：把消息用莫尔斯电码的形式缝在了内衣上，“通过尸体传递出去”–如何操作呢？实在令人不解。再有，“老鬼”把她在裘庄的经历和遗言用莫尔斯电码的方式缝在李中玉的衣服上，实在不明白这有何意义？既然“老鬼”和“老枪”不惜牺牲生命去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消息”传递出去，那么，他们的一切行为都要服从于这一唯一的最高目的。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裘庄五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中，那么，“老鬼”凭什么相信自己在衣服上缝莫尔斯电码的举动不会被特务机关发现？她又凭什么相信“觉悟”之前的李中玉不会发现？不要忘了，影片中的李中玉可是密码专家，也懂得莫尔斯电码。这几日内，如果特务机关起了疑心，检查了衣服，发现了莫尔斯电码，或者李中玉发现了电码去举报了，会怎样呢？不但“老鬼”自己暴露，一切将消息传递出去的努力也将前功尽弃！作为一个谍报人员，既然命都可以不要，怎么可能还会去做这种小女人写日记之类的事情？如果编导这样的处理被视为合情合理，那么，推理下去，就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一个听起来足够冷酷，冷酷到让那些听到周迅MM最后独白而痛哭流泪的女孩子们吓得立马收起眼泪的结论–“老鬼”此举不过是想说：我不是叛徒！也就是说，她是想通过这封在衣服上的留言，告诉今后可能看到它的同志们，虽然我传递了错误信息，但我不是叛徒！“老鬼”并没有那么伟大，至少没有伟大到“无我”的地步，她没有忘记自己的身后事，而且从某种角度讲，她珍爱自己甚至超过了珍爱她的同志，因为在这样千钧一发、不容有失的紧要关头，她冒险做出这样对组织毫无意义的举动，且完全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举动一定不会被发现，可说是彻底地“自由散漫”、“自私自利”和“无组织、无纪律”。

可以看出，尽管我们坐在影院中，享受着超宽银幕、杜比音响带给我们的貌似真实的视听感受，我们却没有看到一个让我们同样感觉血肉丰满的真实故事，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场煞有介事，却又充斥着不平等竞争规则的游戏而已。日伪特务机关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隔绝了这五个人与外界的联系，此时只要保证这五个人不与外界有任何接触，那么，把地下组织一网打尽的目的就可以达到，然而，特务机关却十万火急地想要揪出“老鬼”来，结果弄巧成拙。有如明明动一步卒就可以将死对手的局势，却非要跳十步马去将军，结果反给人家将死，这证明不了对手的高明，只能说明你自己太蠢。事实上，没有人会相信日伪特务机关会愚蠢到这个地步，但编导却一定要这样制订规则：你不能动那个卒，或者干脆这样说：在对手将死你以前，你不能将死对手，好了，就这样玩吧！

电影中“规定”只有“老鬼”和李中玉懂得莫尔斯电码，又“规定”李中玉是，或者一定会是“老鬼”的队友，“规定”特务机关所有人都不懂电报、密码，特务团队中不能有“补血”的医生，“规定”特务团队不能“困毙”对手，只能和对手真杀实砍……这就好像三个人玩“石头、剪刀、布”，事先规定“老鬼”一定要出“石头”，“特务”一定要出“剪刀”，而“李中玉”作为第三方不可以出“布”。到最后自然是 “特务”败北，于是观者欢呼：“老鬼”你太棒了，你是最棒的！正是在这样不公平的游戏规则控制之下，特务机关被塑造成了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一群笨蛋。

问题是，与一群笨蛋玩游戏，很有意思么？恐怕连影片的编剧多少也有些这样的顾虑，所以他给了日本特务头子武田一个因殴打上司即将被遣送回国的背景，又在几场戏中，力图让黄晓明把武田塑造成神经有问题或者至少是神经质的一个人–自我辩护的意味已经相当明显–逻辑说不通的时候，拿神经病说事–很多编剧都熟知这一捷径。再看看特务机关的“手段”，除了“大刑伺候”之外，就只能玩一些小孩子都不屑于用的“骗招”，再有就是貌似“高科技”的“察言观色”与“心理酷刑”。

一般而言,侦查过程中的心理战法，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尤其是没有客观事实证据的情况下，通过心理战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试想一个警察办案，仅靠心理战找出的凶手能够算数么？或许有人会说，当时在裘庄的审讯与警察办案不同，那里不需要确凿的证据，不讲人权法制，然而，难道特务机关连谁是“老鬼”也不在乎么？果如此，干脆把五个人全部杀死不就万事大吉了么？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对真相不必负责，而更在乎那种心理侦查过程中的趣味和快感时，才会放心使用这种心理战术，美国女作家派翠西亚·康薇儿的《开膛手杰克结案报告》，就是通过凶手犯案手法体现的心理特征来推理出凶手的，然而康薇儿是个作家，二十世纪的作家，她借史实来创作，却不必为谁是杰克负责，而且就算是这样，开膛手一案的研究者们，最后也没几个把她得出的结论当真。《风声》中的“身体检查”，就算可以对人的身心造成摧残，然而武田凭什么相信自己的感觉就那么可靠？凭什么相信自己发明的这种“心理酷刑”可以让任何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间谍不得不显露出真正的面目？万一他被骗过了呢？显然，编剧也不知道如何通过实证的方法来找出“老鬼”，所以他又开始自我解释，武田被塑造成直觉异于常人的非凡者，戏不合逻辑，就找来超人来解释，这是很多编剧赖以摆脱尴尬的另一条捷径。

以上花费了大段笔墨来梳理影片情节中存在漏洞，包括不合常理、自相矛盾与不平等的游戏规则，然而，要列举剧本的漏洞并不难，要借此责难编导的不负责任和能力低下，也很容易，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些影片中的不合逻辑之处，却都有着颇和逻辑的现实解释：编导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要影片真正的主角出场：这个主角就是酷刑。上面所列举的一系列情节漏洞，本可以避免的悲剧、毫无实际意义的侦讯、没有公平可言的斗法，这一切的一切，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如果不这样写，就没有这个故事了，从而也就没有酷刑了，而在这部电影中，什么都可以缺少，只有酷刑不能缺少，如果说《风声》的编导是一个赌棍，他的全部筹码都压在了酷刑上面。编导希望能够自圆其说，让观众们自然而然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情况之下，不动刑是不成啦！

电影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有着各种欺骗观众的手段。尤其是坐在电影院中的观众，在漆黑一团，茫然无助的环境里，很容易被影片的视角与观念所左右，同时，影片在影院中的放映是一次性的，绝大多数观众把全部90分钟用来了解表面性的故事情节，反思的机会少之又少，而且大多数观众也没有回味的欲望，所以，影片剧本中很多明显不合情理的地方却实实在在地骗过了很多观众。如果把《风声》的故事口述出来或是写在纸上，听众反而不那么容易上当。电影这种传播手段在欺骗观众方面的优势，同样为酷刑的出场、为其上负载着的意识形态表达准备了条件。

从电影故事本身看，酷刑发生在一个隐秘的场所–裘庄，本来除了受刑者，刽子手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可能旁观，此时的酷刑仍然是隐秘的，正如现下的死刑处决，刽子手将受刑者送上囚车，在深夜里选择隐蔽无人的路线，押赴刑场，处决过程更无半个人可能围观。这就是现代意义上，酷刑的执行方式。

在《规训与惩罚》的开篇，福柯回顾了达米安事件中弑君元凶被公开处决的全过程，又不厌其烦地抄录了八十年后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一份作息规章，而后指出：“它们各自代表了一种惩罚方式。其间相隔不到一个世纪。但这是一个时代。……在众多变化中，我将考虑的是这样一种变化：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引自《规训与惩罚》，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5月北京第1版，下同），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惩罚的意识因素逐渐式微”呢？因为“它经常地向他们展示犯罪，是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从而在最后一刻调换了各种角色，使受刑的罪犯变成怜悯或赞颂的对象”。“因此，惩罚将愈益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这样便产生了几个后果：……它的效力被视为源于它的必然性，而不是源于可见的强烈程度；……惩罚的示范力学改变了惩罚机制。”然而，福柯所称的“现代处罚机制的进程”之一–“示众场面的消失”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并未很早到来。要回顾过去也不必走太远的回头路，在我小时候，还经常可以见到卡车押送受刑者游街示众、大张旗鼓地赶赴刑场的场面，受刑者被武警押送，五花大绑，背后插着牌子，写着某某犯某某某，名字上打着红叉。卡车往往专门选择干线、闹市通过，事后往往要贴出告示，详细叙述罪犯的罪行，并写明处决时间、地点。意思很明显，示众，当时是一个重要性不亚于行刑本身的关键环节。

在中国这样的，具有浓厚封建极权制度残余的国度，“杀鸡儆猴”、“杀一儆百”一度曾被视为最有效的遏制犯罪的手段，然而，福柯所称的“角色调换”却因其深深根至于人性之中的特点，或早或晚都要推动古典时代示众形式的酷刑走向隐蔽的，现代意义上的惩罚。随着酷刑走向隐蔽，一个特殊群体也随之消失，这就是酷刑的围观者。

今天，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像鲁迅先生笔下的众生一样，真实地围观砍头示众的场面，然而电影作为物质现实的复原，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弥补我们缺憾而生的产品，在电影中，酷刑揭开其隐秘的面纱，带领我们再次回到了古典时代的刑场，电影再现酷刑的同时，也给与我们这些坐在电影院中的观众一个全新而又古老的身份：我们成了酷刑的围观者。

许多人对《风声》中的酷刑展现出高度的兴趣。然而，抛开各种展现人类邪恶创造力的酷刑形式，这部电影中的酷刑，与《红岩》等老片中展示的酷刑，并无本质的不同。问题不在于酷刑本身如何，而在于将它展示出来，让它不再隐秘，乃至如海德格尔所说，酷刑“敞开”、“澄明”起来，从而召集围观者，使酷刑重新成为一种 “公共景观”。

而在酷刑“敞开”之后，酷刑的功能就是呼唤围观者的同情，完成福柯所称的，从罪犯向殉难者的角色调换。在这一调换过程中，受刑者“老枪”、“老鬼”，用对自我身体的摧残，唤起了观众的同情之心。（值得注意的是，另两位被怀疑为间谍的人物，一位被描绘成性向不明的男妓，一位则早早进行了自我了断，难道这都是偶然的么？之所以要这样设定，显然是不希望观众的同情之心错用在这样的“坏人”身上）而由电影最后独白所揭示的，“为崇高目的而献身”的理由，则进一步完成了将这一同情心转化为（此处删去五十余字）——多么相似的逻辑啊——因为我付出了代价，所以我理应得到补偿。中国的小学生曾经每每被引导说出、写出这样的句子：“多少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样的想法本来也没有什么错，不过逻辑上却未见得说得通。如果说付出了牺牲，就具有统治的正当性，那么抗日战胜时期的日本人、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同样有大批人死亡，同样付出了牺牲，但不会有人认为他们的统治因此就是正当的。

很显然，为理想而承受酷刑、付出生命是一件很困难，很需要意志力的事情，但只是牺牲本身，无法证明其理想本身就是正确的，更无法证明这一理想的实现就是必然的。有趣的是，《风声》中的一段剧情，自己证明了自己这种逻辑的荒诞性：吴大队长对自己被怀疑为内鬼大不以为然，他解开衣服，怒吼着告诉特务们，身上的枪伤正是他和（删去二字）战斗留下的，尽管身中三枪，他仍然炸掉了“敌人”的碉堡。然而，电影最后告诉我们，这位吴大队长，就是“老枪”。电影中的特务们，没有接受“老枪”的逻辑，然而，一定有很多观众很自然地接受了电影的逻辑，正像一些（删去九字），就情不自禁欢欣鼓舞，至今提起来依然津津乐道一样。

《风声》作为一部爱国主义影片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风声》以新鲜刺激的新式酷刑，揭示了从《红岩》开始所有革命苦情戏共有的老式主题，《风声》为酷刑而生，酷刑为确证（删去二字）统治的正当性、有理性而生。一些人认为《风声》开创了主旋律影片的新形式，从形式上讲，或有几分创意，然而就其根本性的意识形态表述，《风声》依然不过是新瓶子装老酒而已，让这样一部影片承担开创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新时代，乃至展示中国电影新希望的重任，实在有些揠苗助长、强人所难了吧。

《朗读者》

和几个朋友谈起《朗读者》（The Reader）。我说，对片中的女主角因耻于承认自己不识字而坐牢感到不很理解。一个朋友说，因为你不是文盲，所以你不理解那种被排除在文化秩序之外的自卑感；而我以为，这种自卑和羞耻确然存在，但尚不足以让一个人为此选择付出生命（或是终身监禁，某种程度上，这是比死更严厉的惩罚）。

讨论本可能就此深入，不过另一位朋友的话，把焦点引向了对影片主题的不同理解上面。影片女主角所犯下的罪行，是制度化暴力的产物，而她所做的，只是在制度化暴力的框架下恪尽职守而已。当然，在法律层面，这不能使她得到豁免，但在政治哲学层面，却无疑形成了一个悖论，这一悖论，则显然是影片的“故事价值”所在，如果把影片的编导看作一个赌徒，这也正是他们押下的最大的赌注。然而，这位插话的朋友的朋友，一位女士，完全没有看出这层意思，她把本片理解为“一个小男人为一位老女人付出了一生”的故事。

那位认为本片女主角的行为顺理成章的朋友，于是借机反驳我日前批驳一篇帖子的行为。那篇帖子很可能来源于一位宗教诚信者和传播者，说的是：绝对的自由只有在天国才能实现，现实世界是没有的，因此现世的自由不值得追求。这篇帖子曾引起我的强烈不满。我这位朋友的意思，是说要允许别人有不同的理解，正像对《朗读者》这类影片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意见一样，因此，我的愤怒和驳斥没有必要。

所有的论题都铺开了，看来焦点仍旧是一个“不同理解”的问题。就来说说我对“不同理解”的理解吧。

首先要有一个界限问题。界限的模糊不清几乎是绝大多数讨论无果而终的病灶所在。如果我说一部作品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期的乐观主义和建设新世界的冒险精神，那我可能是在说《鲁宾逊漂流记》，但我绝对不是在说《红楼梦》。无论一部作品具有多丰富的内涵，多深厚的张力，多复杂的表意系统，对她的理解，都存在一个边界，一个最终的边界，圆周之外的理解，无论如何是不正当的（当然，这一边界有时候显得很模糊，这很可能是因为许多界于边缘的理解的存在，但不能精确把握的边界仍然不能否定边界的存在）。0和1之间的数可能有无限多个，但1.1，-0.1就绝对不属于这个范畴，因此，我们在说“不同理解”的时候，总是含有一个不必多说的前提，那就是这些“不同理解”显然在边界之内，或至少不能离开边线太远，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理解”或多或少，总能从本文获得支持的理由。

接受美学取代新批评成为西方美学的主流是有其必然性的，但也同时存在一些矫枉过正的问题。比如本文从来不是完全被动的，作者也不是，仅仅承认读者的理解才是正当的，其实从根本上消解了阐释问题。日本一位推理小说作者，写了一本《红楼梦杀人事件》，赖尚荣成了福尔摩斯，贾宝玉成了莫里亚蒂教授，某种意义上说，也别有趣味，但这显然是文学创作，与阐释无关，完全超越了本文的理解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在界限之内的“不同理解” 固然可能很多，乃至无限，但并非每种理解都是等价的，不存在唯一的解释，不能等同于不存在故事的“主流价值”。这里之所以不说“主流理解”，是避免他人误以为这里的主流和非主流是一个人数多寡的概念。事实上，故事的主流价值和非主流价值，与其背后支持的人数多寡无关，这又是一个本文大显身手的舞台。比如《朗读者》这部片子，不同的理解可能很多，比如恋童癖的（事实上，影片如果停止在庭审前的部分，很可能真的成为《教室别恋》之类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滥觞）；再如福柯式的，话语与权力结构象征；德里达式的，文字秩序的压迫；拉康式的，从镜像阶段走向父的秩序；女性主义的，女性历史的被动书写……，然而，本文所 “提示”的主题依然明显，也就是前面所说，人在制度化暴力中的生存状态和道德悖论。这是影片作者倾注了全部的努力、全部的笔墨要表达的思索，余者则是作者书写过程中造成的张力、空白点而产生的别样化趣味。故事片的主流价值，是合乎影片叙事逻辑的结论，尽管如前所述，它与支持的人数多寡无必然联系，但一般的，都会得到大多数理想读者（或者被正确预期的读者群）的认同。

有一种情况是故事讲得不好，故事的主流价值显而不彰，其他一些价值反成为主流，左右了读者的理解，事实上这种例子在许多电影和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一位朋友说，对女主角在庭审时的选择，小说原著中的表现可能会比电影中更容易得到读者的理解，我相信这话是有道理的，思想的辗转反侧，用文字表现应当比用镜头更加方便，这是文学的天然优势之一。说到这一情节，我坚持认为是影片的一个瑕疵，按影片的叙事，前半部分交代女主角对文盲的羞耻感的内容仍嫌少了些，不足以支撑庭审时那种宁可选择一辈子坐牢，也不愿暴露自己不识字的“非常选择”。

作家马原曾对他的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哪种情况下，一位母亲会杀死自己的儿子？”有学生以森村诚一的小说《人性的证明》为例，回答老师的问题，马原不以为然，他认为，除了在不知道对方是自己的儿子的情况下（误杀），一位母亲总也不会杀死自己的儿子（谋杀）。我以为马原的结论有两处可疑，其一，在《人性的证明》中，母亲是在一时的“非理性”的冲动中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从法律上讲，当然是谋杀，但现实中，却只能算不怎么“谋”杀；其二，马原的问题本身是针对现实生活，还是艺术作品？如果他不明确这一界限的话，要我来回答，我会说，一位母亲在“艺术作品”中会杀死自己的儿子。其实，我以为讨论艺术作品中的情节可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意义不大，关键的问题反而是这一情节在艺术作品中是否可信，更有意义的是研究那些成功的作者是如何把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变成艺术作品中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森村诚一的处理不错，而《朗读者》的作者，还欠一点火候。这一方面与上面提到的电影表现手段有关，一方面和作品的叙事详略、节奏有关，作者对男女主角之间性爱关系的表现，仍然略多。王志敏教授曾说：“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的性爱和暴力段落，往往既不是审美因素，也不是艺术因素。”此言不虚。

还是回到对电影主题的理解，一般的本文不会产生许多等价的故事价值，主流理解确然存在，这在以大情节、全知视角叙述的主流故事片中几乎没有例外。当然，也有一些本文很难找到占优势的故事价值，在电影领域，一般出现在一些小情节、无情节的实验作品中，为数从来不多。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所谓“故事价值”、“主流价值”，当然是指作品整体的主题，或者通俗的说是中心的思想。如果仅就作品的部分内容作意识形态批评，当然不在讨论范畴之内；此外，一些不同层面的理解也与这里的讨论无关，比如美学层面的，讨论的是本文中形式化的因素，在这方面，结构主义那种保留价值判断（正误和高下）的态度也许是值得注意的，这种探讨可能真正彻底地属于“见仁见智”的范畴。

还有一类无论形式层面还是内容层面都可能存在的理解，那就是错误的理解。之所以说对本文的理解往往没有正误之分，指的恰恰是那些不能用正误来评判的理解，上面所述的各种对《朗读者》主题的可能理解，都属于这种理解，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的令人惊诧，总能在逻辑上自圆其说的理解。赵汀阳说，如果思想的正误终归有一个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可能是逻辑，此话深得我心。那些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解、观念、思想，就是非法的理解，逻辑是思想的法律。那位宗教虔信者的观点，显然就是这种对自由的非法理解。如果说 “绝对的自由只有在天国才能实现，现实世界是没有的”还算是正确的观念（尽管是形同废话的观念）的话，那么因此得出结论说“现世的自由不值得追求”就是十足的、狗屁不通的谬误。且不说天国是否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宗教许诺的无限自由即使能够实现，也并不妨碍世人去追求现世的有限自由。如果说人终归是要死的，所以人根本就用不着活着，这是何其荒唐的事情？本人最讨厌的，就是某些基督教徒这种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无聊宣传，这里之所以说某些基督教徒，是因为基督耶稣也曾言道，天国的权力归于上帝，罗马的权力归于皇帝，把天国和俗世分的很清楚，某些基督教徒不仅仅是不懂自由，其实连宗教都不见得真懂。更无聊的是，某君这种论调，与新左派及其他自由主义的反对者简直如出一辙，有人说过自由主义政治追求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为所欲为的自由么？有人说过自由主义政治追求的自由是精神病患者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自由么？偷换自由的概念，把自由主义者指为无政府主义者再加以反对，这种下三滥的伎俩，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们用了那么多年，居然还不嫌烦。一个成熟的宗教信徒，关心的是天国的事务，更不会反对世人追求现实世界的自由和幸福，让天国的归于天国，让俗世的归于俗世，一个人求升天国，还是只愿意留守尘世，都是每个人的自主选择，有必要互相攻讦么？有必要认可一个，否定另一个么？

至于我的批驳和愤怒，我以为完全无关言论自由问题，我只说他说的不对，没限制他说话的权力，我也没这个本事。事实上，历史上对言论自由的最大干涉，恰恰正是出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那些前辈们，如今失去了裁判所和火刑柱的信徒们，又开始玩弄话语暴力了么？谁在干涉言论自由，不是很清楚了么?

所以，我对某君这个帖子的态度，实际上与对《朗读者》主题的理解是两码事，不合逻辑的错误理解根本不配称为理解。我始终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某些问题，依然有真伪之分。

《集结号》

据说，不少人看完《集结号》，哭了。按说，这本足以昭示影片的成功，无论如何，催人泪下，总也难能可贵。我也颇有些感动，只是没哭。从影院走到家，不长的路，随即便有一问：我为什么感动？人要说，感动就感动，问他做甚？当然也听凭自便，做如此想的，便无需再往下读。而我，则不但对那些为民族自由解放流血牺牲的先烈们抱有崇高的敬意，也对古往今来为那些多余的问题做多余思考的多余者，怀着莫名的亲近之情。

我的感动来自电影本身，还是电影之外？恰如购物与受礼，前者感动于器物，后者则感动于附着在器物上的情意。同理，电影的主题是否深得我心，与其形式、技法是否成功也是两个问题。《集结号》呼唤人之为人的价值，用时髦的说法：志在解构共同体价值VS个人价值的二元对立形而上学。吹“集结号”，虽不过是一种撤退的命令，却与谷子地苦苦寻找的“烈士”封号一样，象征着对生命与牺牲的认同。这种认同，当然包含长期被集体主义价值观压抑、排挤、消解之后的委屈和逆反，包含被单一化意识形态经年累月重压在每人心底的声音。《集结号》开了一个出口，小虽小，却正是从这出口，一些观影者找回了久违的、哭泣的感觉，流下了积蓄已久的眼泪。然而，相对于影片如此“高贵”的主题,编导们的叙事水准和电影技法，却又不尽如人意。单从美学的角度考虑，本片难称成功。以下，试述之：

先说说场面。本来，战争只是背景。表现人性，未必就得打仗，将故事推向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方面是故事天然的时空，另一方面是这种时候，人命，最易被忽视，“战争嘛，总要死人的”–可也正因为“命如草芥”，才最考验局内人与局外人对生命的尊重。所以，表现战争的场面，没有问题。问题是，这场面惨烈虽也惨烈，血腥虽也血腥，却与影片主题有些脱节。

毋庸置疑，《集结号》，还有那些被网友们频频拿来比较的《拯救大兵瑞恩》、《太极旗飘扬》中的战场厮杀，比老战争片要真实好看。这多半得感谢电影技术的发展。冯小刚们所能运用的手段，老导演们可能闻所未闻。然而，科学终归代替不了美学，让技术为影片叙事服务，恰如用利剑相助于比武，还得看使用者的真功夫。

如此看来，《集结号》中的姜茂财舍身炸坦克，与《董存瑞》中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差别仅在场面本身。对观众来说，被子弹打穿脖子、被烈火烧焦全身、被炮弹炸成碎肉，除了视觉观感上的冲击力–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感官刺激–还带来什么其他的感受与思索么？观众的感触，究竟是源于对烈士们流血牺牲的敬意，还是更多地出自对鲜血淋漓的生理反应？走在街上，看到车祸，遇难者被撞得血肉模糊，也可能让我们心生悲悯，但我无法把这也称作悲壮。惨烈不等于悲壮，惊异不等于真实，同情也不等于感动。

杨金远的原著中也交代了这场战斗，只写了这么一段：

“老谷和一连的战士们在生命的厮杀中苦苦等待，从傍晚等到午夜，又从午夜等到天亮，一整连的战士打退了几十倍于他们的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连战士从上百人牺牲到只剩下几十人、几个人到全部阵亡。”

杨金远是对的。故事要讲的，是为牺牲寻找“说法”，不是要讲战士们怎样“死法”。“死得惨”不能说明“死得值”。连长谷子地要为战士们的牺牲“讨说法”，当然也不是因为感觉他们“死得太惨了”。电影的宣传语说的好：“每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一个为人类解放事业奉献终生的人，即使寿终正寝，也同样永垂不朽。

对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兄弟连》中的一章，或可明显看出区别：这一章描写在巴斯托涅的战斗,美军101空降师E连，也就是这部连续剧的主角，奉命坚守这个比利时小镇。这时正值严冬，连日大雪使得空中补给无法进行，盟军缺医少药，在重围之下，形势危急。熟悉二战史的人都知道，巴斯托涅是突出部战役的转折点，也是盟军诺曼底登陆后进行的最惨烈的战斗之一，尽管最终盟军获胜，但无数战士埋骨于此。斯皮尔伯格一反战争片老套，从E连军医的视角，略写战争场面，详写补给困难。其中也写到牺牲，特别是一位战地护士的死。这位军医往来于镇中心用作医院的教堂和前线之间，与这位女志愿者相识，渐渐地产生了爱情。然而，还未及表白，这位战士就见证了女护士的死。前线缺少绷带，他跑到教堂找补给，恰在此时，教堂被炮弹炸毁了，当他冲进去寻找的时候，只是找到了她生前总是围着的，一条蓝色头巾。他默哀片刻，就被叫走了。翌日，为一位伤员包扎，本能地伸手到怀里取绷带，然而，已经没有绷带了，只掏出了那一条蓝色的头巾。看着这条围巾，他沉默了。有人问：“怎么了？”，他回答：“没什么”，说着，将这条头巾当作绷带，裹在了战士的伤口上。

这样的叙事，没有惨烈和血腥，我却永远记住了那位军医和那个护士，记住了他们的牺牲以及对和平与爱的那种纯真而坚韧的渴望，也记住了导演那一份深沉的人文关怀。而冯导把电影将近一小半的时间分配给残酷的战斗，对主题有多少帮助呢？唯一的帮助就是说明这些战士都很英勇，视死如归；对叙事有什么作用呢？最终我们获得的信息还不是和杨金远原著中的那段话一样不多不少：“除连长谷子地外，全部阵亡”。

从《英雄》的胡杨林决斗到《集结号》的血肉横飞，我发现当代中国大陆几位明星级导演共有的一个误区：看重视觉单元的冲击力，忽略叙事系统的结构性。换成文学里的说法，便是“有句无篇”。把电影拍得“好看”，当然没有错。但以为一些镜头、场面吸引眼球、刺激神经就是“好看”，未免成了一种自恋，最终要走向迷失。故事片首先是一种叙事。每个视觉单元的力度与节奏，不能脱离整个叙事系统去单独考虑。

再说说对白。对白是冯小刚电影的“招牌菜”，可能也很对一些人的胃口，说老实话，我也常为这些对白的幽默感所打动。但是，电影不是电视小品。电影是影像的艺术，话剧才是对白的艺术。“小品化”的对白放在电影中，乍听上去好玩儿，回头一想，又觉得也只剩下个“好玩”罢了。试问看完《集结号》，除了惨烈和鲜血的镜头，有多少影像让人印象深刻呢？茶余饭后，我们会说谷子地说的哪句哪句话真逗，却说不出哪个镜头拍得真感人–说哪个镜头真骇人倒有些可能。

以无名战士墓场一段为例，漫山遍野的墓碑本可以拍得到位一点，可怎么看都像砍倒了半截的一大片树林。非得借助谷子地和王金存媳妇儿的对话来告诉观众：这都是无名烈士的墓碑。谷子地最后还不忘说一句动情的话：“爹妈生下来都是有名儿的，怎么就都变成无名了呢？”–初听上去，确实感动。静下来一想，又觉得有三分作伪。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难道不明白战争中总会有很多很多无名英雄，连美国这样的国家，二战、越战时，也常常不能记下每个牺牲者的大名，这与爹妈生下来有名儿，实在是两码事。若说，情之所至，没了逻辑，或许也勉强说得通，但这样一来，这句话也无非是表现了谷子地悲痛过度而已。

谷子地和王金存媳妇儿的对话，还出现了好几次，几乎都不成功。一次是两人在小溪边，王金存媳妇儿问王金存死的时候怎样，谷子地说很齐整，头发一点不乱。前者的来言，有点煽情的意思，谷子地的去语却是一个善意的欺骗，而且是对方完全可以明白的欺骗–这本来可以是个很动情的段落，然而影片拍得非常平淡，貌似就是两个演员把准备好的台词说一遍了事。其实，只要几个节奏变化，就可以把力度显现出来，不知为什么在这种细节上，导演却不肯浪费一点点胶片。同样的例子还有，最后王金存媳妇儿得到“上头”终于找到团长刘泽水的消息，跑来告诉正在高台上值守林场的谷子地，谷子地听到消息，木然的表情一带而过，然后爬下梯子，言道：“你们可别诓我，别诓我”–听起来也很动情，可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影片中除了团长刘泽水“诓骗”过谷子地，没人骗过他啊，王金存媳妇儿、大烙饼等人可曾骗过他么？而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刘泽水没让警卫员吹集结号的事情。 “上头”也是因为没有证据，就算是一定要说成“刁难”，但“刁难”总不是“诓骗”吧。同样是这一例，王金存媳妇儿急急跑来，眼中含泪，毕竟事关9连全体战士以及自己前夫的烈士封号问题，可以理解，但一出口就露了馅，那逻辑，那叙述，多清楚，多明白，一个多余的字儿都挑不出啊，这哪里像一个心情激动的女人在讲话？由此，我看出冯导的对白功夫，的确是笑话可以，口语不行。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影片开始，谷子地和指导员在战火中互相喊话，在前方战士一批批倒下的时候，两个人为该不该往前冲发生冲突，本来谷子地喊一声“就是不行”，足可以了，却要用一句长长的俏皮话：“谁要是想把脑袋往……”,又不是在战斗打响前的战壕里聊天，表演“革命乐观主义”实在不是地方啊。

总之，冯导在这部电影中设计的不少对白，看似光鲜漂亮，实则莫名其妙，该用力的地方偷懒，该老实的地方反而花哨。幽默的对白，套用一个被说烂了的说法儿，那叫“双刃剑”。而拿起这双刃剑自宫的原因，是叙事的基本功不够，要借影片人物的口，把故事情节的发展交代出来，说导演自己想说的话，解释给观众听。这是典型的“小品”拍法，电影这么拍，本身就成了幽默。

再来说说冲突。冲突，我以为就是给人物设置障碍的，妨碍他或她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这种障碍可能是时空，可能是他人，可能是自我的心理，可能是文化、习俗、权力……。谷子地为烈士“正名”遇到了哪些障碍，又是怎么解决的呢？主要就是没人证。连里人全死光了，部队番号撤消了，问谁谁不知道。这个障碍虽然说得通，不过毕竟是个客观的障碍，绝非人家知道而故意不告诉你。组织上呢？据谷子地自己说，给组织打了很多报告，没下文。请注意，在影片里，这完全是一句话，表现打报告的镜头一个也没有，也许导演不屑于用这么“俗套”的办法来讲故事。组织上来调查了，虽然来人的问话很不礼貌，可还没说两句谷子地就怒了，好像以前接受过很多这样的无聊调查一样。去找战士埋骨的窑，成了煤矿，矿里的工人不知道老头要干什么，可在谷子地一镐一镐地挖煤堆的时候，人家不也只是问“你跟矿上说了没有？”又没说不让你挖。最后，冒出一个“张政委”来（此人或许是前半部分宣读给谷子地处分的那个人，但影片没有交代），组织上找到了这个人，于是有了人证，烈士们有了“说法”。这个结尾怎么看都像硬安上去的，它无疑消解了“组织不可靠”，“不重视人的价值”的疑虑，毕竟人家在找嘛，只是现在才找到。这下可好，本来是谷子地“求告无门”，现在变成了谷子地“心太急”。

一个人历经重重险阻，克服各种艰难困苦，终于得偿所愿。我们先会感叹：“太不容易了！”,后来会感叹：“功夫不负有心人！”而谷子地呢？他被炮弹震聋了耳朵，被地雷炸瞎了一只眼睛，可这与他为烈士“正名”有什么关系？他的部队番号恰好取消了，认识他的人恰好都死了，而物证恰好被煤堆掩埋起来了，组织上想帮他又恰好一时间找不到关系人……这样，组织上最后给了他一个交代。我们同样会感叹，但前面我们会说：“太不幸了！”，后面我们则说：“太幸运了！”

说到这里，我想本片的编剧刘恒先生可能需要付一定的责任。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叫《云水谣》，似乎也是刘先生编剧或是文学指导，那本来是个悲情十足的好故事，可惜很多细节不到位，勉强能看，看过了毫无感觉。状情状物，矛盾冲突，悬念设置，详略安排包括对白的设计，这本就是每种涉及到讲故事的艺术形式共同的基本功。我不反对现代、后现代，不反对突破传统，但马步都站不好就想练葵花宝典，纵使引刀自宫又能有什么成就？当然，中国编剧的创作环境自然也得考虑，这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就不必在下多费唇舌了。

最后来说说人物。主要人物谷子地的塑造还算成功，但也有一些“奇妙”的地方：团长刘泽水为保证全团撤退，没有让警卫员吹集结号，放弃了9连全体将士的性命。为保证更多人的生命，牺牲少数人的生命，虽然也于理不通（一个人的命也是命啊），但在那种条件下，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谷子地在刘泽水墓前的表现开始时是挺精彩的，后来被劝了两句，忽然就转变了，这转变也来得太快了点。堪与之比快的，要算王金存的转变。从一个冲锋时尿裤子的知识分子，看了几具血淋淋的尸体，挨了几回吓唬，就变作了可以拉响炸药，宁死不做俘虏的壮士。不是不可以这样变，但谷子地和王金存都不是孙悟空。由此不觉又想到，倘若前面省下那些拍厮杀场面的胶片，加点情节，让性格转变来的顺理成章一点，岂不更好？

最后的最后，是次要人物。电影中出现了很多战士的名字，故意起得都带点“乡土气”，战士间互相呼来喝去，声音不小；给王金存介绍的时候全面地说了一遍，最后还借助宣读一张迟来的烈士任命书，把这些名字又一一宣读了一遍。这名字大概都记住了，可看过电影之后，有谁记得罗广田与吕宽沟是谁和谁？有谁记得他们牺牲的先后顺序？问题在于，冯导可曾把这一个个名字当作一个个不同的人物来对待么？这些战士各个作战英勇、视死如归、说话都很土，又都有点冯小刚分配给他们的幽默感–个个如此，但也个个只是如此。以至于我根本没有想到去对照电影开始时“大腕总动员”式的演员表，寻找他们在电影中有什么表演。

与影片的主题相对照，这甚至具有了一种讽刺意味：谷子地致力于让无名烈士变成有名烈士，导演也拼命想让观众记住这一个个可敬可爱的英雄，为此他花了那么大力气拍摄惨烈、血腥、残酷的战场厮杀——结果，名字找到了，人却丢了。

如果说，冯小刚导演的这部电影是体现人本价值的话，冯小刚导演的叙事技法却没让我看出哪里以人为本。须知先有以人为本的心，才有以人为本的艺术。

《色·戒》

一部艺术作品，有美学价值，也有社会价值。我反对以道德、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去评判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同时，也赞同就其表现出的诸如道德、意识形态的取向进行社会文化评说。但，无论哪种批评，哪种思想，其论述应当有理有据，论据能充分支持论点，论述能符合逻辑，否则的话，虽不因此就取消其说话的权力，但说服力就会打折扣。

女作家阎延文说《色戒》是美化汉奸，我对这个论题没有什么“先验”的看法，只要能自圆其说，我便同意，否则，便不同意。

此外，我觉得美化汉奸这个提法本身确实有些不精确，美化汉奸和美化那个汉奸（丁默邨），是有差别的。

来看阎女士所说的色戒美化汉奸的策略：

其一，演员造型的美化：张爱玲小说原文中的易先生，是个“矮小的男人”，头发微秃，一脸“鼠相”；而李安选择的《色戒》男主角梁朝伟，却是风度翩翩、儒雅温情的中年美男子，首先从形貌上达成了对汉奸易先生的视觉美化。

这个论据貌似理直气壮，然而我却觉得不那么顺理成章。汉奸，意指向侵略者出卖汉民族利益的人，汉奸并不一定就形貌丑陋，何况，阎女士并不是拿梁朝伟和现实中的丁默邨去比较，而是扯出一个张爱玲笔下的易先生，设若现实中的丁默邨果真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又怎么说？是不是就可以说张爱玲在刻意丑化汉奸？如果不巧正好丁默邨的后人有人在世，那他们是不是也有权站出来说张爱玲刻意丑化了我的先人？我以为，按阎女士的说法，他们是有权说这话的。

说丑化和美化一个人，我觉得就是丑化和美化他的行为，不应当以外在形象判断一个人的内在价值。汉奸里也有长得不错的，比如汪精卫据说就一表人才。而一个形容丑陋的人，也可能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想想寅次郎的故事？

说实在的，一个导演选择演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考虑到演员本身的影响力会造成的市场效果，不一定就只能选择和现实生活中类似形貌的演员；另一方面，即使选择了比现实中的恶人形貌更美的演员，也不代表他因此就会把这个人拍的可爱，反之，即使选择了比现实生活中的善人形貌更丑的演员，也不一定就会把他拍得不可爱。

因此用视觉美化这个因素去评判一个导演是不是美化汉奸，没什么说服力。

但《色戒》中，作为76号首脑的易先生，影片基本隐去了他作为汉奸出卖民族利益、屠杀抗日志士的残暴。李安自己把影片定位在抗日历史时期，却几乎看不到一个日本人，看不到血腥的杀戮和人性污秽。影片为易先生所设置的场景，要么在温馨公寓里，要么在豪华汽车上；要么在时尚奢侈品商店中。于是，易先生被置换成现代文明的高雅象征，令人艳羡的时尚人物；而影片的全部核心，则是他对美女的肉体享乐和所谓的爱情追求，着力凸现出他的“人性”。于是，屠杀抗日志士的罪责被遮盖，易先生该不该被刺杀？无形中在观众头脑中画上了大大的问号；与此同时，刺杀也就失去了正义的目的，成为一场性爱＋暴力的无聊游戏。

这个论据，似乎也不那么合适。说影片“隐去”了汉奸的残暴，这个“隐去”，真是意味深长。不过，“在影片中没有出现”和“隐去”，怕不是一码事吧，隐去，暗含着对作者创作动机的先入性评判，而对于我这个看过接近完版的《色戒》的人，我觉得影片中的确没有拍那些血与火，但因此就断定李安就是刻意不拍那些残暴和血腥，所以其就有美化汉奸的企图，我觉得这好像说不大通。一段生活，一段历史，可能有各个方面，持摄影机的人，当然会有其主观选择，但从客观上讲，他也根本就不可能选择全部，能够一丝不差的反映全部社会生活图景的机器还没有被人类制造出来。不能说我说了A，没说B，就由此判定我反对B。

何况，就李安这个拍法，我也不认为他就没有表现出汉奸恶的一面，阎女士似乎对李安刻意表现汉奸的“人性”大不以为然，可我觉得她恰恰忽略了人性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我们说一部艺术作品凸显人性，并不一定是说它就一定凸显“人性本善”。张爱玲的小说中，对易先生持否定态度，难道李安的电影就是持肯定态度么？在电影中，最突出的一个情节，王佳芝为了易先生送给她的“鸽子蛋”（大宝石戒指），一时间心态摇曳，一种女人受宠时的冲动与欲仙欲死之感，使她模糊了意识中本来存在的道德与正义，对易先生说：“快走”。这个“快走”，说得十分模糊，十分暧昧，设想一下，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快走，可能包含多种含义，然而，易先生的反应呢？他近乎疯狂地冲下楼去，像一条飞鱼般跃入车内，仓皇逃走。这个场面，只能让我得出一个结论，这男人完全不爱这个女人。一个女人为了一点点这男人对自己的温情，就可以为他出卖自己的荣誉，出卖自己的盟友，虽然卑鄙，但这种痴情却又是那么令人心生悲悯，而这个男人呢？这男人可没有那么痴情！为保住自己的性命，他一切都可以牺牲，何况只是一个为得到肉体满足而与之欢好的女子！两种心态的反差，造成了强大的悲剧效应。李安这么拍，难道也是肯定易先生的人性么？

阎女士说“易先生该不该被刺杀？无形中在观众头脑中画上了大大的问号”，我怀疑这种担心是否有必要，至少对我来说，看过电影，这“大大的问号”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要我说，凭借上面一个组合段，易先生被千刀万剐也不为过。我也怀疑这话究竟能代表多少观众的心声，如果说很多观众因为看了这场电影就觉得汉奸不可恨，不该杀，那我觉得阎女士低估了他口口声声所称的“国人”的智商和情商，我想我也可以为此要求她向国人道歉。

再有，易先生鞭笞王佳芝的一场戏，难道也是表现易先生的温情脉脉？如果是，我倒要怀疑阎女士自己是不是一个SM恋者了。

我觉得要表现一个人的恶，不一定就非得用“直书” 的方式，用“曲笔”写恶，也能达到效果，乃至有可能更好，如果李安做的不好，那可能是他水平不够，但因此断定他就是包庇坏人，我觉得理由不够充分。事实上，如果要表现一个人的恶，只写他杀人无数，血腥残暴，灭绝人寰的话，造成的效果往往倒不是可恨，而是可怖了。这有个艺术心理学的问题，在此不多做探讨了。

其三，人物结局的美化：历史上的丁默村以汉奸罪被处决，而影片的结局却在抗日团体被集体屠杀、易先生回到家中怀念王佳芝、甚至流下一滴清泪的温情中戛然而止。于是，汉奸成了大难不死的英雄，获得了永远不败的美好结局。

这一段我觉得最为莫名其妙。阎女士的意思好像是不知道一部影片总要有个长度。我如果就要拍漫长生活中的一个片段，看起来就不行了。李安的影片没有拍到丁默邨被处决，难道就是用电影把一个汉奸打造成了不死英雄？李安的易先生在这部影片结尾没有死去，难道就能说他“永远不败”？这简直太荒唐了。按阎女士的理解，任何一部电影非得要从一个人的娘胎里拍起，直到他寿终正寝？我实在看不出为什么易先生那滴眼泪就一定是温情的？而且在国人的眼中就一定是温情的。我也看不出为什么没有拍易先生被处决，就是美化了他的结局，我觉得这毫无逻辑。

与美化汉奸相对，汉奸的对手，邝裕民和王佳芝所在的爱国青年团体，却被影片强烈丑化和矮化了。在这个团体中，男子们懦弱、无能，而女主人公王佳芝则是性受虐狂和为了一枚戒指能够出卖灵魂的小女人。

这一段也貌似有理，不过我从中发现，阎女士有个有趣的思维逻辑，她面对他人的一种行为，揣度他、她的动机的时候，总是“不惮以恶意去推测”。影片中的青年抗日团体，本来就是青年学生拼凑成的，其间有几个人面对危险的情势产生了畏惧的心理，在第一次杀人的时候害怕起来，这不过是人的本能而已，钢铁战士是久经沙场的结果，这群学生有几个害怕的，没什么好奇怪的，谁一开始就是变形金刚，恶魔终结者呢？为了这个原因就说这些男子们懦弱、无能，究竟是李安想这么拍，还是阎女士自己小题大做？王佳芝的确受到易先生的虐待，最后也的确为了一枚戒指出卖了同志，然而，这就说明李安想告诉观众王佳芝是受虐狂，是个出卖灵魂的小女人么？精神分析学告诉我们，人的本性中确实存在着对施与暴力和承受暴力的一种莫名的欲望，但一个人有这种渴望，可不代表这个人就是个施虐、受虐狂，一个女人在冲动下作出的一个错误决定，也不能就因此判定她就是一个永恒的、生来就是的卑鄙的人。先划定一个人的本性就是恶的，然后说：你看，这电影的情节印证了吧？这才是阎女士根本的思路。

和我一起在新加坡看《色戒》的，还有六个人，加上我，老中青三代都有，比较有意思的是，看过电影，只有我一个人表示，这部电影是写普遍人性的作品，另外六个人只对一件事情发了感慨：“那些青年们，虽然单纯幼稚，但那种为了刺杀汉奸表现出的英勇和爱国热情，仍然可歌可泣。”而我对这个意见，其实也并不反对，你看不出这是一部写普遍人性的作品，你只看出了青年们的爱国心、大无畏，这也没什么，谁能说这就是错的？你可以说我这六个人人数太少，没有代表性，而且论文化层次，可能他们根本就没看懂电影，他们的意见没有价值。好吧，但至少这证明了还是有人（有一个人也是有人）没有被影片“强烈丑化和矮化”抗日青年的拍法影响。而按阎女士言之凿凿、危言耸听的说法，看过这部电影还不得被洗脑才怪。

阎女士说李安误读了这个，误读了那个，阎女士有没有想过自己也可能误读了李安呢？甚至，有没有想过自己是误读了“国人”呢？阎女士要李安向国人道歉，可阎女士怎么就这么自信自己是国人的代表？看看那些国庆节坐着飞机跑去香港看《色戒》的国人，看看满大街踅摸未删节版的国人，再看看电影院蜂拥而至的观众，我不相信这么多国人看过了电影之后，都觉得受到了李安的侮辱、强暴。你可以说国人是被骗了，国人没有我这位女作家那种犀利的眼光，那好吧，最好来个全民调查，看看结果如何，是国人都像阎女士那般义愤填膺，还是另一个更有意思的结果：阎女士怀着对国人尊严无比的热爱代表国人要李安道歉，没想到被代表的国人们却不知为何要李安道歉。

那么，台湾本土出生的导演李安，为什么不去表现这段自己祖先经历的热血生风的抗日史，而是在《色戒》中去颠覆和改写民族历史呢？

这些话，类似的话在阎女士的文章中出现了很多次了，李安没拍那种抗日史，他拍了另外一种抗日史，这就说明李安想颠覆那一种抗日史，这逻辑我实在不能接受。着重表现普遍人性，就是无视抗日战争的残酷？从汉奸的人性出发去描写这个人，就说明导演美化汉奸，就是为汉奸翻案？何况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同一人的人性中有善有恶，李安只是拍了易先生人性中善的一面么？当然不是。事实上李安的电影中，对易先生的“人性本善”表现得极为慎重，乃至基本上是从虚伪这个角度来写的，直至最后易先生的逃生一段，对其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张爱玲不喜欢易先生，李安其实也不喜欢。阎女士怎么就那么自信，自己就是看懂了电影，那么多国人也以这种特殊的“水平”看懂了电影呢？此外，阎女士根据对文本的分析，就断定李安是有意为之，我不知她是不是有看穿人思想的通灵术。

关于色情。

我是从阎女士的博客中摘下这篇文章的，但看题目，似乎不是阎女士自己所写。如此，可能就是编辑的手笔了。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这文章写得实在太差了。题目写 “色情污染，李安应向国人道歉”，文章大部分却是谈美化汉奸，前面写了一句“就是用‘色欲’的诱饵，引诱中国观众去参加了一个‘颠覆’汉奸反面形象的仪式。”，最后写了一小段色情问题，如此，就把色情问题和美化汉奸的问题杂糅在一起了。仪式不仪式的，这种后现代术语我不懂，我只觉得，如果色情会和美化汉奸问题联系在一起，那么，删去色情段落，是否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呢？也就是说，看完全版的人会受到引诱，看删节版的人就没有这种危险？那么，大陆看那些删减到脖子的干净床戏的人，中美化汉奸之毒就轻微一些，台湾香港的人，就会完全中美化汉奸之毒？

事实上，就是把色情戏剪得一点都不剩，这影片该是美化汉奸，还是美化汉奸，该不是美化汉奸就还不是美化汉奸。汉奸有色情，汉奸和女人上床，因此汉奸就美化了，或者美化的效果就更强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正如我所说，那段性虐戏，一个男人虐待一个女人，鞭打一个女人，也能认为是美化汉奸？阎女士果真代表国人这么认为的话，莫不是说国人都堕落到以暴力残忍为美好的地步？

至于影片中的色情是否污染了观众的视听环境，这是又一个很大的论题了。这里只说说电影分级。阎女士对NC17 级，“graphic”耿耿于怀，给人一种感觉，好像被评上了NC17级，用了“graphic”就是导演的耻辱，而一个导演的耻辱也就是一个民族的耻辱。事实上，NC17是美国电影分级中的一个标准，指的是17岁以上的观众才能看，17岁以下不准观看。而且被分为NC17的电影不仅仅是性问题，暴力等问题也很可能被分到这一级，甚至现在有抽烟镜头的电影都在讨论是否参与到电影分级中。在美国市场，电影作品被分到NC17级的，当然不是大多数，可也不是很少，其中还有非常杰出的片子。要按阎女士说的拍法，展示一下抗日战争中的血腥和暴力，完全有可能也被分到NC17级。如此，按阎女士的逻辑，该向国人道歉的就是她本人了。说到底，电影分级要按各个国家不同的、流行的道德体系、观众的认识水平来做，正如在新加坡，我看的是R21级，新加坡的这个分级标准，是21岁以上的才能看，那里还剪了几个不同的版本，比如R17、全年龄级等等，观众对号入座，各取所需。要按我看，如果中国也实行电影分级的话，最好也采取新加坡这种做法。如果只能做一个版本，那么可能年龄段还要高一点，最好到23、24岁。而美国认为17岁以上，就个人负个人的责了。国情不同。没必要拉上美国的标准去评判影片对中国观众的道德影响。

阎女士（或者那个编辑）对电影分级的知识，只做了一部分的介绍，给读者造成了以评为 NC17为耻的印象，按照“没说什么就是有意不说什么”的标准，我是不是也可以说阎女士故意不说得全面，以此混淆读者的理解呢？白水兄说社会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是必要的，这我同意。但女作家阎女士这篇东东，貌似在做社会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其实用作论据的又都是电影本身，白水兄说，阎女士并没有以美化汉奸为由来否定电影的艺术表现力，我也这样认为，但，我以为她没搞懂电影表现了什么。

白水兄转来的萨苏的两篇东西，很不错。其实，如果说从影片这个封闭的本文中能看出李安美化汉奸，我觉得真的没什么说服力，各位有机会看看这部影片，不要相信什么色情引诱仪式之类的事情，就看大陆全删的版本，看究竟李安是不是在美化汉奸易先生。

但是，脱开电影本身，拿它和历史上的郑苹如刺杀丁默邨一案做个比较，这样的话，还是有可能证明李安是不是在美化汉奸。具体的比较，萨苏的两篇文章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相信李安不是一个刻意想去美化汉奸的导演，李安的智商不低，在中国市场这样做对他毫无好处。李安的尴尬在于他选择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来做影片的背景，又从张爱玲那里获得了一个二手版本作为影片的脚本，这是李安自己的选择，也是他自己为自己打造的枷锁，他必须为他的选择付出应付的代价，如同张爱玲、易先生、王佳芝、邝裕民、郑苹如、丁默邨一样，他们都在为自己的选择承付历史给於他们的代价。如果李安所拍摄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从他的电影看，我不认为有美化汉奸之嫌，即使有人认为有，最后也总不过就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可偏偏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所以李安的选择如果只考虑自己的艺术趣味，不顾及世道人心的话，那只能是自作自受了。

附：女作家阎延文：<色戒》色情污染，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

著名导演李安执导、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电影《色戒》，还未上映就吸引了大众目光，自从它在威尼斯擒获金狮，媒体舆论更是一片叫好声。然而，在台湾、美国的电影界，以及影片原型抗日志士郑苹如的家属却纷纷站出来，表达了不同的声音。

《色戒》上映不久，台湾观察家就指出：影片的“肉体横陈”是“有目的的”，“就是用‘色欲’的诱饵，引诱中国观众去参加了一个‘颠覆’汉奸反面形象的仪式。”

《色，戒》小说原型郑苹如的家属也站出来表示质疑。近日，郑苹如80岁高龄的妹妹郑静芝，就《色戒》影片上映在洛杉矶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李安的电影让她去世的姐姐蒙羞。郑静芝在发布会上说：“我觉得我姐姐很冤枉。”“你（李安）要写一个历史的故事，你应该做更深一点的了解。”

同时，美国电影协会也把这部电影定级为NC-17，理由是它“赤裸裸地表现性”，而且赫然用了英文单词“Graphic”，这是对电影中的性描写所能用的最严重的词。

近日，就影片《色戒》是否美化汉奸以及是否误读张爱玲原著等问题，“台湾三部曲”女作家阎延文接受了媒体记者的电话访问。阎延文表示：在导演李安获得奥斯卡大奖后，自己曾应旅美作家邀请谈了对李安获奖的感受，提出“李安的获奖令人兴奋，他在获奖记者会上用华语致谢，表明自己的文化背景是中华文化，强调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文化。这种表述非常令人感动。”阎延文博士当时表示：“奥斯卡获奖不仅是李安导演艺术的成功，更是中华文化的骄傲，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世界范围的一次凯旋。”然而，获奖之后的李安导演拿出的第一部作品《色戒》，却破坏了彰显中国文化的美好形象，使她从期待喝彩变为深深失望。

谈到是否美化汉奸问题，作家阎延文认为：《色戒》美化汉奸和丑化抗日志士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通过娴熟的电影策略，《色戒》构成了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强暴”，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

一，《色戒》美化汉奸的电影策略：

阎延文提出，《色戒》是否美化汉奸所以成为疑问，因为这种“美化”是通过巧妙的电影策略实现的。简要来看，这种策略包括如下几个层面：

其一.演员造型的美化：张爱玲小说原文中的易先生，是个“矮小的男人”，头发微秃，一脸“鼠相”；而李安选择的《色戒》男主角梁朝伟，却是风度翩翩、儒雅温情的中年美男子，首先从形貌上达成了对汉奸易先生的视觉美化。

其二.故事情节的美化：易先生的原型，是抗战时期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主任丁默村。当时的76号以“人间魔窟”著称，如果与白公馆、渣滓洞相比，是一个更为残酷血腥的杀人屠场，并直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指挥。“76号”规定：凡枪杀一个人，即发给500元“喜金”，以物欲刺激汉奸制造了无数血案，如暗杀作家郁达夫的哥哥、著名律师郁华，对20多位手无寸铁的银行职员集体屠杀等。但《色戒》中，作为76号首脑的易先生，影片基本隐去了他作为汉奸出卖民族利益、屠杀抗日志士的残暴。李安自己把影片定位在抗日历史时期，却几乎看不到一个日本人，看不到血腥的杀戮和人性污秽。影片为易先生所设置的场景，要么在温馨公寓里，要么在豪华汽车上；要么在时尚奢侈品商店中。于是，易先生被置换成现代文明的高雅象征，令人艳羡的时尚人物；而影片的全部核心，则是他对美女的肉体享乐和所谓的爱情追求，着力凸现出他的“人性”。于是，屠杀抗日志士的罪责被遮盖，易先生该不该被刺杀？无形中在观众头脑中画上了大大的问号；与此同时，刺杀也就失去了正义的目的，成为一场性爱＋暴力的无聊游戏。

其三.人物结局的美化：历史上的丁默村以汉奸罪被处决，而影片的结局却在抗日团体被集体屠杀、易先生回到家中怀念王佳芝、甚至流下一滴清泪的温情中戛然而止。于是，汉奸成了大难不死的英雄，获得了永远不败的美好结局。

二．《色戒》在美化汉奸的同时，对抗日志士的丑化和矮化，构成了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强暴”，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

与美化汉奸相对，汉奸的对手，邝裕民和王佳芝所在的爱国青年团体，却被影片强烈丑化和矮化了。在这个团体中，男子们懦弱、无能，而女主人公王佳芝则是性受虐狂和为了一枚戒指能够出卖灵魂的小女人。影片结尾处，爱国团体在赴刑场就义时，不是从容赴死，而是反绑着跪在地上、在颤抖和怯懦中面面相觑。在两个多小时的影片中，中国观众的历史记忆被强暴了、虐待了、脱光了，最后被强迫跪倒在地，“枪毙”掉了。阎延文表示：影片的实际指向不仅是抗日志士被丑化，更是强暴了中国文化，强暴了国人对悲壮辉煌的民族抗战史的记忆，强暴了中国人在世界的形象和尊严。在这个意义上，李安作为导演不仅应该向电影原型郑苹如的家属道歉，而且应该向全体国人道歉，向海内外华人和全世界所有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道歉。

特别是作为台湾本土出生的导演，李安的历史观更令人惊讶。阎延文谈到自己在创作“台湾三部曲”的十年中，了解到的台湾抗日史。1895年，在台湾割让日本的苦难关头，一介文弱书生丘逢甲挺身而出，成为台湾抗日义军总头领。普通的台湾百姓们自觉承担起历史重任，先是“锥心泣血，北向痛哭”，继而“奋空拳、拼残躯”，以血肉之躯与６万日本正规军相搏击，进行了四个半月悲壮的抗日保台战争。此后在日据的５０年间，台湾先后发生了北埔起义、苗栗起义等上百次武装抵抗，用牺牲65万人生命的巨大代价和浓重血色书写了一部抗争与泣血的民族史。那么，台湾本土出生的导演李安，为什么不去表现这段自己祖先经历的热血生风的抗日史，而是在《色戒》中去颠覆和改写民族历史呢？由此可见，影片《色戒》在李安的老家引起台湾本土评论家的愤怒，认为《色戒》“是用‘色欲’的诱饵，引诱中国观众去参加了一个‘颠覆’汉奸反面形象的仪式”，也就不足为怪了。

问题在于，李安《色戒》的创作着眼点并非只是道德之外的模糊人性，而是一次有意识地‘抢救历史’行动。”李安自己说，“这段历史，就是要被留下来。”“现在的年轻人距离那个时代，太遥远了……我们这一代不拍这电影，将来就永远不可能了。”那么，李安究竟要把什么样的历史记录下来，究竟要向今天的年轻人灌输什么样的历史观？这的确是值得忧虑的。

在文化日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今天，放眼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不把影视艺术作为传播本民族主流文化的载体。在流行文化制造输出大国的美国，好莱坞大片在表现二战时期的美国人时，大都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比如中国观众熟悉的《拯救大兵瑞恩》，影片中的角色几乎都是大时代的小人物，但米勒上尉、大兵瑞恩，甚至曾一度动摇懦弱的翻译厄本，最终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残酷的战争中彰显出人性的高大、美好和正直，显示了美国式的爱国主义，成为美国式的平民英雄。好莱坞电影体现的核心价值，几乎都维护了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秩序。为什么我们的华语电影，就要诋毁中国的核心价值，把一群丑陋的中国人端到世界电影节上？有人说，目前中国是贸易顺差而电影文化逆差，阎延文认为，差距也许并不仅仅在电影技术上，而更多存在于民族文化精神的张扬上，存在于如何树立民族主流文化这个关键点上。

三．《色戒》的色情暴露是对张爱玲的故意误读。大量色情戏构成对观众的视觉强暴，对当下文化环境的色情污染。

《色戒》最吸引眼球的地方，也是美国电影协会把这部电影定级为NC-17，用“Graphic”形容其“赤裸裸地表现性”的原因，是影片中大量“各种姿态”的色情场面。事实上，这是电影《色戒》是对张爱玲原著最严重的误读。首先，《色戒》应该不算张爱玲最优秀的作品。阎延文谈到，去年在美国与夏志清教授谈论张爱玲时，作为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泰斗的夏教授曾说：我过去说过“张爱玲是最优秀的作家”，现在我认为她不是最优秀最伟大的作家了，因为她晚期“对生活不参与了，没有热度了，创作力衰竭了。”其次，在色情方面，张爱玲原作只是点到为止，用干净节制的语言写道：王佳芝“跟老易在一起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要处处留神，哪还去问自己觉得怎样。回到他家里，又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而李安津津乐道的所谓改编核心却是：“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李安说，这是张爱玲写在剧本旁边的导演指示。其实，读过原著的人都会清楚看到，这只是小说中的一句引文，作家原文对这句话的态度是嘲讽和否定的。张爱玲明确写道：“她就不信名学者说得出那样下作的话。她也不相信那话。”这表明，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具有女性意识和性别尊严。而作为男性导演的李安，恰恰是把女性作为“性”道具，进行了夸张的性炫耀。于是，影片不仅误读了张爱玲，而且颠覆了张爱玲的文学史形象，作为张爱玲研究者，阎延文也感到经受了某种情感伤害。

从抗日主题到张爱玲小说的怀旧情绪，再到《色戒》电影的美化汉奸和色情暴露，李安不仅误读了历史，也误读了张爱玲，从而构成《色戒》影片的双重误读。问题在于：在大众文化时代，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全国院线的全面上演，大众传媒的热烈追捧，使张爱玲《色戒》这样一篇本来较少人知道的短篇；借助李安电影，却如评论所说“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星火四溅，嗤嗤作响，效果是，人人都在谈《色，戒》。”其影响之广泛，对中国历史和主流文化之扭曲，实在令人担忧。

为了像珍惜生态环境一样珍惜中国当下的文化视野，维护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作家阎延文呼吁：影片《色戒》应停播，导演李安应向国人道歉。

《灰烬与钻石》

如今，剧变前俄国和东欧的作品在中国新一代的眼中备受冷落。新新人类除了美国大片、香港烂片和日本动画之外几乎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电影，稍具审美独立性的小资一派则迷恋所谓的“先锋”、“前卫”或者伪“怀旧”情调，而后现代“浮在表面”的腔调正可以为这些商业艺术做理论上的后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具有厚重意识形态涉指的作品随着各国社会价值取向的趋同而成为昔日黄花的命运也在意料之中。人们认为它们属于一个特定的时代，宁愿将它们留在那个时代，思想长期禁锢后的获释带来了趋于极端的清算，一些本来具有跨时代思想内涵的作品也日趋湮没于这些不假思索的焚坑之中。

《灰烬与钻石》拍摄于 1959年，一个资产与无产两阶级势不两立的年代–有时候，我觉得如果真的仅仅是势不两立那样单纯，也算是一个相对不错的结果。可惜是那个命运多舛的波兰，先是在众多征服者的手中抛来易去，后来第一个被战争狂人闪电般的缴了械，历经死难迎来的却是自古就别有居心的解放者，最后被迫在两大阵营的夹缝中充当防火墙和第一颗子弹–一片想想都会令人黯然神伤的国土。当然，苦难的土地总会诞生像她的苦难一样厚重而伟大的艺术，安杰.瓦伊达以这部波兰电影学派的巅峰之作，又一次告诉我们这里为什么会是显克微支与肖邦心灵的故乡。

马杰库与安杰像两个等待丰收的农夫一样悠闲的躺在乡间小路边，其实他们是反抗组织的两个杀手，他们准备暗杀的对象是新来的劳工党书记史契卡。二战末期，波兰爆发了独立起义，配合苏联红军赢得了解放。然而，各种势力对实际领导权的争夺使这次解放几乎成了虚有其表的形式。此时在波兰存在着以劳工党和苏联红军为代表的势力，也存在着一部分要求民族独立的青年组成的反抗组织，他们受一些没落贵族的唆使与操纵，对苏联人没有什么好印象。二者在反对德寇的战斗中曾经并肩战斗，现在，却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一辆吉普车驶来，马杰库与安杰对着它一阵猛射，两个人死了，却不是要暗杀的史契卡。他们慌忙逃离了现场，躲到莫诺波尔饭店。在这个饭店，晚上11点，要举行由市长主持的祝贺波兰解放的盛宴，史契卡也要参加。马杰库认为不能再次错过机会，他骗得对华沙充满向往与怀念的大堂的信任，订到了史契卡住房隔壁的房间。在等待机会来临的时间里，他认识了酒吧间的漂亮女招待克丽斯蒂娜，整日在恐怖与流血之中度过的杀手第一次产生了对女人的强烈爱恋。他对她屡次挑逗，终于她答应下班后到她的房间来。与此同时，市长的秘书，徘徊在劳工党与反抗组织之间的双重间谍德莱乌诺斯基，正在饭店为晚上的盛宴和刺杀作着准备。他是一个为了金钱和地位什么都作的人，可是也对无止境的杀人和被杀感到厌倦，对自己的前途和归宿一片茫然。史契卡来到这个城市，除了公务，还在寻找在战争中失散的，现已17岁的儿子。德莱乌诺斯基被一个因为没有钱付酒帐的杂志编辑缠上了，这个无聊的酒鬼骗他说，有内部消息他要被提升为局长，德莱乌诺斯基象是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与他一同喝的烂醉。马杰库为晚上的刺杀作着准备，听到敲门声，进来的却是克丽斯蒂娜，他们开始谈心，在她面前，马杰库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们谈自己的身世和未来，暂时忘却了外面的世界。两个人躺在床上，克丽斯蒂娜问他为什么总戴着墨镜，他说那是对“祖国无法给与报答的一种爱的纪念”，是在抗德暴动的时候，“在下水道散步太久的纪念”。这时，史契卡的房门有了响声，马杰库不由得颤抖了一下，克丽斯蒂娜问他是怎么了，他说，没什么，是隔壁的房客回来了，克丽斯蒂娜问，你是在等待出发吧，马杰库和她绝望的拥抱在一起，这不是为了高贵理想的分离，而是两颗石子、两叶飘萍被命运和现实的巨浪即将冲散前最后一刻的依偎。马杰库经历过无数血腥，无论你站在正义还是反动的一方，在血流成河的现实面前，你毕竟是一个脆弱的人，在想到正义、秩序、理想、信仰之前，你无法摆脱人道主义对一个人内心的质问。他说，也许一切都会一下子结束的。他期待着和心爱的女子分享一个正常的人生。他们出去散步，天下起雨来，他们到一所残破的教堂处避雨。克丽斯蒂娜发现墓地的墙上刻着一首波兰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齐.诺尔维特的诗：

犹如火花
从你身体里崩发出来
四散纷飞之时
你也身不由己的燃烧
本想寻觅自由之身
却命定一切拥有变成失去
只剩暴雨和灰烬
然后永坠深渊
昏迷不醒
永远胜利的时刻
在灰烬底部的深处
闪烁着光芒
那是残留下来的钻石

克丽斯蒂娜不禁问道：“我们是什么呢？”马杰库无法回答。这时，克丽斯蒂娜的鞋跟掉了，马杰库跑进教堂去找东西修，却被看门人斥责说不尊敬死者，马杰库掀开裹尸布，发现竟是被他打死的两个无辜者，他们赤身裸体，身上全是弹孔。随着克丽斯蒂娜的一声尖叫，片刻愉快的时光就这样结束了。马杰库找到安杰，说他不想杀人了，遭到了安杰的斥责，最终，他必须完成任务。在安杰离去的时候，马杰库叫道，“你相信这一切吗？”安杰叹道，“不要问我，这没有意义。”德莱乌诺斯基喝醉了闯进宴会，出尽洋相，市长盛怒之下将他开除了，而反抗组织则希望他顶替一个死去的上尉去当炮灰，他绝望的狂笑着走进了大雨之中。雨停了，红军方面抓到一个抵抗组织的成员，正是史契卡失散的儿子，史契卡和同志一起回忆着死难的战友，当他的同志抱怨政治真是棘手时，史契卡说，“不要想学习政治了，这个国家已经有太多的苦难、辛酸和屈辱，大家都已经受创极深，所以还是学习了解吧！”他还有机会学习了解么？在他惴惴不安的去寻找他的儿子的时候，马杰库向他连射了三枪，史契卡魁梧的身躯向前扑来，像拥抱儿子一般抱住了马杰库，此时，庆祝胜利的烟火燃放了起来，点亮了沉沉的黑夜，饭店的大堂找出了一面久违的波兰国旗挂了出去，而战后靠各种手段成功的国家新贵们，正在饭店里狂欢，他们跳着波萝乃兹，庆祝他们的世界的来临，克丽斯蒂娜知道马杰库不会回来了，她也被喝醉的新贵们拉入了舞池，她的脸上浮现出惨淡的笑容。就在此时，不明不白死去的史契卡正孤独的躺在雨后泥泞的大街上。他是被儿子的同志暗杀的，他没有见到儿子，唯一的解脱在于他不用面对这个已成为反抗组织死硬分子的亲人了。马杰库准备逃离反抗组织去过另一种生活，他见到安杰正在打骂德莱乌诺斯基，他想投靠反抗组织，安杰却不想收留这个走投无路的见异思迁者。德莱乌诺斯基看到了马杰库，他向他跑来，想寻求帮助，马杰库可不想再回头，他慌慌张张的向城外跑，惊动了卫兵，他中了一枪，一边咳血，一边强忍痛苦跑到了一片垃圾场，他再也跑不动了，他抽泣着、咳着，倒在地上，痛苦的蜷曲着，终于不能再动了。在灿烂的晨光中，他蜷躺在垃圾上的尸身就像一个问号，询问着这一切意义何在。

安杰.瓦伊达是波兰电影学派的中坚，他的这部电影与《下水道》、《一代人》组成松散的三部曲，包括后期的《大理石人》等作品，他一直在致力于探讨个体价值与共性价值的矛盾与冲突。也就是对当时流行的为事业而牺牲个人的英雄主义提出质疑，表达一种企图超越阶级和党派的人道主义思想。对瓦伊达来讲，波兰的解放不过是又一次民族主权的旁落而已，而千千万万无辜的波兰青年为了这些所谓崇高理想而献身，到头来不过成为时代的灰烬。正如卡尔.施米特所说：“没有任何纲领、理想、准则或利益赋予人们安排其他人肉体生命的权利。严格要求人们消灭其他人并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以便幸存者能够享有贸易和工业的繁荣或后代人购买力的增长，这纯属阴险狂热的想法。”

不过在这部电影中，瓦伊达其实并没有偏立在劳工党或反抗组织任何一方的立场上，他在用电影语言向世界发问，所谓战争、所谓祖国、所谓恐怖究竟意义何在？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倒下了，他没有死在法西斯的手中，他的血染红的是同胞的双手。如果说，他的死还有几分为理想而献身的意味，那么马杰库的死就真的很尴尬，他从不知道为什么要杀掉史契卡，但却被迫去干，他捉摸不透自己行为的意义，就想不再思考，避居世外，最后却像垃圾一样被人生抛弃了。在那个生命如灰烬一样的时代，究竟有没有藏在深处的钻石？如果有，又在哪里呢？当人们为了所谓的钻石一般的理想不惜燃烧自己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任何胜利对于已成为灰烬的人生都是无意义的呢？如果战争与杀人的目的不是结束战争，结束杀人的话，那么就应该是恶的战争、恶的杀戮，可是用战争和杀人的手段能够找到和平与生存吗？就像影片开头几个市民质问史契卡的话，“我们不想听你的说教，我们只想知道何时能够结束每天都有人被杀的日子！”又如史契卡的同志开玩笑说的那样，“这两枚子弹一个是德国产的、一个是英国产的，可是效用都是用来杀人。”

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权力与金钱的斗争，本应该在权力阶层进行，可是我们看到，古往今来的牺牲者，绝大多数都是无辜而无知的人民。要生存就必须战斗，要战斗就必须杀人，要杀人就要有人被杀，被杀者便不能生存。如果你要用代价和得失的比较来反驳我，我要说，用人的生命来计算得失本身就是错误的。何况，马杰库和史契卡你争我夺打出的世界究竟属于何人呢？很近很近的过去，波兰发生了剧变……

安杰.瓦伊达是一位叙事诗人，这部黑白片是一部严肃的悲剧，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影片中蕴含的浓浓诗意。影片中战后波兰颓弊的街道，在风中颤抖的糊窗纸，从全景到细节都如此之逼真，与影片的情调契合一致，水乳交融。影片还大量运用象征手法进行场面调度：马杰库与克丽斯蒂娜在墓地谈话，两个人坐在废墟上，前景是一个倒吊着的耶稣圣像微微晃动的影子，外面是淅淅沥沥的雨声–隐喻纷乱世界的价值颠倒和无辜青年的受难；马杰库与克丽斯蒂娜的分别一场，两个人相对无言，克丽斯蒂娜的背后是高高的开在墙壁上的窗户射进来的白色阳光，克丽斯蒂娜半倚在光中，光中的尘埃仿佛哀愁幻化，静静的飘浮着，而马杰库的背后是从门射进的光，在两道光中，分离正在上演–“光”这个自古以来就带有神圣意味的意象似乎是在说明两个世界，两种价值的无情分野；影片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片头安杰正在等待猎物，有个小女孩要他去开教堂的门，安杰没能敲开门，就抱起孩子让她把手中的紫丁花放在教堂的门檐上，后来马杰库和克丽斯蒂娜调情时也提到了紫丁花，最后当安杰弃马杰库而去，来到饭店外的时候，又一个卖花的姑娘，询问他要不要买一束紫丁花，可是，对一个连自己都不明白的杀手来说，紫丁花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个时代何其深刻的幻灭！

波兰电影学派曾在国内受到批判，而在西方大受赞许。上个世纪60 年代初，波共加强了对电影事业的控制，学派的很多作品成为禁片，代表人物大多移居国外。现在，他们的成就终于得到了举世公认。与埋葬在灰烬中的钻石相比，波兰电影学派的重新发现终归显示了历史的公正。伟大的艺术常常是一个时代阵痛中的产儿，而反过来如果一片土地常常是歌舞升平，也往往少有伟大的出现，没有伟大的艺术，人生是寂寞的。不过，我常常在欣赏东欧各国令人崇敬的艺术的同时，孩子般幼稚的希望用自己的寂寞，换来那片土地的安宁。

《母狗》

一般来说，我不大喜欢情节曲折复杂的作品，因为常常觉得如果没有恢宏的驾驭力，对情节偶合的重视往往会带来对思想深度的忽略。莫伯桑与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都因为这一点显得妙趣有余而深刻不足，但也许雷诺阿的电影《母狗》却是一个出色的反例。

42岁的小职员莫里斯.瑞肯在芸芸众生之中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他太过其貌不扬、才能平庸、懦弱惧内。这些特点为同事们的生活贡献了源源的笑料。他娶了一个在一战中阵亡的上校的遗孀为妻，这妇人自私而凶悍，在他面前毫不掩饰对前夫–那个她心目中“真正男人”的怀念和对本次婚姻的深恶痛绝。她总是想要把丈夫的画卖给收垃圾的，从而腾出并不知道放些什么东西的空间来–而那是瑞肯唯一的爱好。当然，由于瑞肯的薪俸还算不错，权衡得失，她还可以忍受目前的生活。

也许是上帝的眷顾，受够了气的瑞肯终于迎来了“转运”的机会。一次深夜归家途中，他看到一个油头粉面的年轻男子正在打骂一个楚楚可怜的女孩，借助酒精给他的勇气，他冲上前去将他推倒在地。他发现女孩子虽然穿的寒酸，却是个美人儿。但这女子并没有领他的情，她认为这个粗鲁的人把她的甜心弄伤了，要求瑞肯叫出租车把他送回家。女人名叫露西安，昵称露露。年轻男子卓昆是一个骗子、无赖、赌棍和露露痴迷的对象。他为自己可以通过女人来赚钱的本事自鸣得意，他的格言是如果你对她大发脾气，她就会乖乖的去赚钱。而露露也总是在挨完了巴掌和轻蔑痛骂后乖乖的听他的话，她认为他应该成为艺术家、“他本来懂得礼貌，只是忘了”，每次他向她要钱的时候，采取的手段便是：如果你有就必须给我，如果你没有我就立刻走开，而露露每次都只会要求他“再多留半个小时好吗？”。但是，别以为雷诺阿要讲一个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也别急着浪费你的同情心，接下来，老瑞肯迷上了露露，而露露则听从卓昆的指示，要在这个“有钱老爹”身上赚一笔。老瑞肯为露露租了房子，在家具、衣服方面倾力投入，还把自己的画作拿来作装饰，他沉浸在露露虚假的温情中，而露露对他的态度是不能说很讨厌，但是没“感觉”。卓昆为此出奇的高兴，有了瑞肯的供养，他可以“将风光的露露带出去，否则和一个衣着寒酸的女子出去，我有多笨！”露露把从他那里要来的钱全数给了卓昆，卓昆则拿到赌桌上输掉。很快，老瑞肯也拮据起来，卓昆索钱未果，看到了瑞肯拿到露露房间里的画，他拿了几幅到一个艺评家那里准备卖掉，并为露露这个假冒的作者起了一个“卡拉伍德”的名字。因为没有名家的签名，画作就不值钱（这就是所谓艺评家判断的主要标准），而在找不到名家签名的情况下，女人成功要比男人容易的多，因为这位艺评家问起“卡拉伍德”女士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她是否年轻漂亮？”。卡拉伍德迅速的成功了，而当老瑞肯看到自己的画作身价昂贵的立在橱窗中的时候，露露骗他说是通过她作哥哥的商人卖了出去，被自己骗得晕头转向的老瑞肯只会认为这是聪明的露露帮他展现才华的机会。一次，一个名人要露露为他去画人像，使这个骗局差点要暴露了，露露只能装作很有个性的说她从来不画人像，而卓昆却只是急着要求露露“先找他要钱。”好在原来这位名人对女画家的肉体比对画作更感兴趣。卓昆输钱的速度太快了，他总是斥责露露没有让“那个老家伙加油”，“他画画的速度怎么会象牛车一样慢！”而当露露向他要点钱用的时候，他说，“可是我什么也不欠你的啊”。在露露的恳求下，老瑞肯开始贪污公司的公款。

这时候，瑞肯又走运了。大雨中，一个形容猥琐、衣衫褴褛的人拉住了他，原来竟是据传已经死亡的妻子的前夫–上校亚里斯。原来，他被德军俘虏了，和一个死亡的战友换了证件，这样，他可以“逃离他的太太”（还不是逃离战争）。现在，他是不名一文的乞丐，他威胁说，瑞肯现在的妻子并不是合法的，而他随时可以带走她，如果瑞肯可以付出2万法郎以弥补他的“牺牲”，他就消失。正好恨不得早日撇开那个泼妇的瑞肯哈哈大笑，他说，“钱都在你妻子的衣柜里，我拿不到，不过我可以给你钥匙，你自己去拿，明晚11点，我和她要出门去。”当然，瑞肯并没有和妻子出门，当亚里斯来偷钱被捉住时，他既可以让妻子看看这个她心目中的英雄如今是怎样的德性，又可以因为不是合法夫妻而从此一走了之。

当他提着行李、默念着“生命真美好！”来到露露的房子时，看到的却是在床上的露露和卓昆。瑞肯走开了，他的运气到了终点。卓昆却对露露大发雷霆，他认为是露露故意给这个老家伙钥匙来吓唬他。骗子最害怕的就是被别人骗。面对哭泣的露露，卓昆冷冷的说：“现在谁来为我们画画？我要离开这里！”说罢撇下露露独自走开了。电影并没有到此为止，瑞肯无处可去，又回来了，他恳求露露收留他，得到的却是露露冷酷的回答：“你还期待什么？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你以为我会和一个42 岁的……”。瑞肯终于愤怒了，他冲着对他不理不采的露露说出了点题的句子：“你只是只母狗，亲吻喂你的那只手、打你的那只手！”“是的，他是打我，但我爱他！”露露的这句回答催促瑞肯用裁纸刀结束了她的生命。瑞肯走了，卓昆回来了，他的出走不过是用来要挟露露的手段，可是他再也没有要挟的对象了。此时，门口正有几个街头艺人拉小提琴。

案发后，卓昆和瑞肯都被带到了警察局，愚蠢的探长认为瑞肯这样老实的人不可能作案，把他释放了。卓昆面对警察还在宣扬自己怎样让女人为自己去赚钱。他被带上了法庭。陪审团以卓昆原来就行为不检点、上楼去的时候竟然对房东太太连个招呼都不打为证据将他判处死刑，而辨方律师只是提醒法官注意卓昆有着悲惨的童年。瑞肯虽然被荒唐的释放了，却因贪污东窗事发，被解除了职务。他落魄街头，成了乞丐，却碰见了同样沦为乞丐的上校亚里斯，两个胡子邋遢的老人在临街的橱窗里，又看到了瑞肯的画，依然价值不匪的出售着，而且因为作者“卡拉伍德”的死亡，成了绝版艺术品。这时来买他的一幅自画像的一个人掉了20法郎，两个乞丐欣喜若狂，准备去吃一顿，瑞肯边走边说：“生命真美好……”。

让.雷诺阿是举世闻名的法国现代主义电影大师。在艺术史上，还有一位印象派绘画巨匠也叫做雷诺阿，忽视考据的习惯使我对这两个人是否存在亲戚关系不得而知，不过，这部电影并不太象法国本土产品，看起来倒颇有德西卡式的“新现实主义”的味道。当然，即使是“新现实主义”，在1914年以后，也不该是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的延续了。现代主义时代就象死亡之于人生，不愿期待，却终将到来。

雷诺阿的这部作品，充满了讽刺意味。对唯唯诺诺的小市民、无知而又物质化的女子、除了金钱别无其他的市井无赖、虚伪的艺评家、法官、律师、警察等等都或明或暗、毫不客气的损了一番。可是，应当看到这些讽刺与契轲夫、果戈理的不同，俄国人喜爱讽刺，也长于讽刺，不过这些讽刺都建筑在民主主义或是小资产阶级的悲愤之上，而在雷诺阿的讽刺背后站立的却是荒谬和异化。

即使是苦苦支撑，35美元也无法留住黄金时代的辉煌，战争摧毁了包括上帝在内的所有旧神话，却也带来了新时代的新神话，那就是金钱的神话。纸币时代的来临注定要比笨重的黄金更“轻巧洒脱”。人们用纸造就了价值，从此他必须背负着这个新的上帝接受另一种奴仆的人生。唐代酷吏周兴坐在自己发明的瓮中受着煎熬的时候，其感觉大概便是如此。露西安绝不是莫伯桑的漂亮朋友，瑞肯也不是阿瑟米勒的推销员，卓昆更不是巴尔扎克的守财奴，他们都游走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坦克飞机吓坏了的人群中，游走在被炮弹摧毁的曾经像钻石一样坚硬的信仰的废墟上，游走在自己手制的金钱的牢笼中。

失去信仰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是这种信仰曾经显得坚不可摧。甚至可以说，人总是需要被主宰的，真正无拘无束的自由并不存在或者正是困境的极至。所以人们选择了金钱，以这种新理性代替旧的理性，这样，人们终于可以“象狗一样生活”了。犬儒主义在希腊时代是个代表智慧的词，此时，恐怕就有所不同。希腊先贤的犬儒出于自觉，一战后法国人的这种犬儒是出于不自觉。在这里，不能用“被迫”代替“不自觉”，因为前者意味着因客观力而选择，而后者根本就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在完全不自觉的情况下而“被选择”了。这就象影片中的露露，当她说“爱”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她只是说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语词，这与说“烧饼” 没什么不同。被金钱所选择，像狗一样的生活，这便是金钱时代的犬儒主义。

如果抛开所有的“主义”，我想会有人对露露为什么会爱一个骗子而死不悔改感兴趣。据说，还有一种说法是女人都是受虐狂。很可能会有人将这两种说法联系起来的。我不相信弗洛伊德道出了人的灵魂的所有秘密，我也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我对融合二者的改良主义也不感兴趣。对于一个心理医生，这个情节也许有些价值（虽然不很充分），对于我这样的人，就不愿意让这个小情节影响对电影整体性的注意。不过，想一想，当初上校的泼妇妻子为什么肯和老实的瑞肯结婚呢？露露难道真的不知道卓昆只是利用她赚钱养活自己么？现在，你有没有发现过也有很多不知自爱的女人象个白痴一样爱着那些千夫所指的男人呢？你会发觉“像狗一样生活”也许是个说得过去的答案。

雷诺阿是“作家电影”的先驱，他的电影实践还为巴赞美学的诞生铺平了产床。他指导的《大幻灭》常常在各种“十大名片”之类的评榜上出现。本片自然无法和《大幻灭》那样的不朽杰作相提并论，不过，影片的情节巧妙、摄影老练、对话机智、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这一切都展现了这位电影大师的深湛功力。我也不反对你抛开一切历史背景和形而上的思考，单单把它看作情节片，幽默尽管可能黑色的，但终归是给了彻头彻尾的悲哀一个勉力的笑容。

《最后一班地铁》

电影与其他几大门类艺术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个令人羡妒的工业文明的孩儿从1895年诞生之初，就有着海纳百川般的气魄与胃口。电影史上的5年，相当于文学史上的一代。也许就像美国人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封建传统，而成为世界上最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电影一身轻松的走进了现代主义时代。其实，就算我们看到的几乎是最早的，像个样子的电影–《党同伐异》，那种用三个不同时代的不同故事叙述统一主题的手法即使是现在看来，也是颇为摩登的。

现代主义时代是一个动荡、叛逆、荒谬与异化的时代，也是一个丰富、激动、理想与创造的时代。各个艺术领域造就的大师们在今天与那些古典主义的先贤们共同站在接受后人敬仰的神殿上。现代主义电影最重要的一次艺术革命，是诞生于法国的“新浪潮”运动。这场运动中被称为三个火枪手的戈达尔、特吕弗和夏布罗尔用迥异寻常而激烈叛逆的手法和主题在同样震耳欲聋的褒与贬中闯荡生存。像Beatles的歌曲一样，这些作品理所当然的成为了60年代留给我们的珍贵回忆。后来，特吕弗和夏布罗尔的锐气渐渐的留给岁月了，只有戈达尔仍坚持每部作品都成为一部新的“处女作”，一颗充满不妥协敌意的燃烧弹，尽管他没能成为西方末日的预言者，他却以一个对资产者世界万分厌恶的“坏孩子”的嬉笑叫喊，使爱看电影的资产者在近30 年的时间里体会了心惊胆战。

时光流转，特吕弗在“新浪潮”的昔日辉煌过去20 年后，拍摄了这部《最后一班地铁》。相信你一定从很多地方读到过这个名字。如果你不知道曾是法国最美丽女性的卡特琳娜.德诺芙，也至少听过德帕迪约在今天的鼎鼎大名。当然，对于很多看电影只图情节与娱乐的观众来说，导演是谁并不重要–可见光靠电影自给自足的宣传自己是远远不够的，这也许是为什么很多时候炒作让我们觉得恨之入骨却又难舍难离。

1980年的特吕弗已臻暮年，这部电影也真的像一个老人讲的故事，有着老成持重的机智、纯熟完美的技巧、脉脉动人的温情和对人性深刻的理解与宽容。电影问世的时候，影评家褒贬不一，反对的声音大多是：特吕弗拍出了一部他在少年意气的时候曾经激烈批判过的那种电影。看来，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政治还是艺术上，始终如一的信仰都被很多人们认为是高贵的品质。但无论如何，即使是最激烈的影评家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真正有魅力的电影。影片在演员、布景、摄影、灯光等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充分展现了特吕弗作为老电影大师的智慧和才华。也许特吕弗是在用他的影片告诉我们，他可以用《四百下》那样的叛逆打动我们，换过了经典的故事与形式，他照样可以做到。

然而，《最后一班地铁》就因此而成为一个只有技巧而思想上乏善可陈的电影了么？因为它用了经典的形式，你便认为你可以轻而易举的读懂特吕弗的话语么？我带着这样的怀疑重新看完了全片。

一般认为，特吕弗借助这部电影复原了整整一个时代，生动的表现了占领时期巴黎知识分子艰难困苦却顽强乐观的生活风貌。也就是说，特吕弗1980年突然间想到了二战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于是决定在垂暮之年来拍一部反映这段历史的电影。于是他与S.谢夫曼，J.C.戈伦贝尔就编出了这个占领区艺术家们的小故事。

可是，为什么特吕弗要在垂垂老矣的年纪拍这样一部电影？为什么要将主人公定位于剧院的表演艺术家？为什么要安排一个在地下倾听并秘密指挥排练的犹太艺术家？为什么要将它命名为《最后一班地铁》？为什么要安排蒙曼特剧院和占领区这一小一大两个舞台？我不相信你可以把这一切的解释都归于偶然。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故事的主要情节。1942年冬天，德军占领下的巴黎，法国人的生活陷入前所未有艰难与混乱之中，从占领区到自由区只有地铁可以通行，因此赶上最后一班地铁成了法国人一天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过，法国人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剧院看戏，而且虽然是战时，剧院的生意倒依旧很好，甚至有很多因为官方预订票位太多而被挡在门外的人。当然，占领方和法奸对戏剧内容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他们更希望上演反对犹太人的戏剧。

领导蒙玛特剧院的犹太艺术家吕卡斯.斯达奈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谎称自己已经逃出法国，其实藏身于剧院地窖，准备偷渡到自由区再逃到西班牙去。剧院由他的妻子，原来是法国著名电影演员的后从夫进入戏剧界的玛丽恩主持，晚上，她偷偷的到地窖里和丈夫厮守。为了把戏演下去，剧院正在排演一部叫做《失踪》（据说是北欧艺术家的作品）的戏剧，原来在“大闺阁”剧院演出的演员贝尔纳.格朗热应聘成为了戏中的男主角。他身材高大，为人正直，幽默、好冲动，并很多情。其实，他还与地下抵抗组织有联系，甚至他将剧院的录音机改装后“借”给他在地下抵抗组织的同伴，装上炸药去进行刺杀。这个时候，德军向自由区推进的消息使吕卡斯的逃亡计划化为了泡影。无奈之下他们将地窖改装成卧室，准备迎接漫长的甚至可能是无希望的等待。不过，吕卡斯也终于找到了一种解脱方式，他通过在通往舞台的暖气管道上开一个孔，可以在地下听到排练的情况并在晚上将改进的意见交给妻子。而她的妻子玛丽恩除了排练之外，还要通过才能平平但外界关系复杂的副导演杰恩鲁应付当局的戏剧检查，特别是有一个投靠德军的法奸艺评家达西先生，总是针对蒙玛特剧院的“犹太气息”进行挑衅。另外，朴实的剧院值守西蒙爱上了法奸玛尔亭，虽然他可以通过她搞到战时紧缺的肉。扮演女仆的娜婷对自己的未来颇有野心，期待着一次薪水更高，更能够迅速功成名就的机会。而剧院聘用的化妆师阿丽斯被发觉和娜亭有同性恋倾向。玛丽恩想尽了办法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使剧院能够生存下去，在排练中，玛丽恩与格朗热饰演一对恋人，玛丽恩的坚韧能干吸引着格朗热，而格朗热的正直、才华、热情与活力也在马丽恩的心中激起了波澜。然而他虽然多情，似乎对化妆师、娜亭、甚至玛尔亭都充满了兴趣，却对自己真正所爱的人玛丽恩不敢表白。藏在地下的吕卡斯因为对戏剧的兴趣似乎忘却了自己深处窘境，通过倾听，他不但一步步引导戏剧走向成功，而且也发现了格朗热的艺术才华。玛丽恩则在应付外面世界的困难的同时，同时应付着内心对情人的爱和对戏剧过分认真甚至有些挑剔的丈夫。格朗热不断与反抗组织的人接头，同时他总是毫不避讳的展现他心里的爱国热情。达西终于从一个被捕的蛇头那里找到了吕卡斯的护照，他知道吕卡斯没有离开法国，在不断追捕这个犹太人的同时，他还渐渐收买副导演杰恩鲁，企图彻底搞垮剧院。戏剧终于演出成功了，玛丽恩激动的吻了格朗热，而当她冒险离开众人到地窖告诉他这个喜讯的时候，得到的却是迷失在艺术中，认为演出仍有很多不足的丈夫挑剔的批评，他甚至作了笔记，要求她留下来和他共同探讨。玛丽恩知道这不可能，她回到地上的世界，继续周旋在各色人群之中。达西写出了评论，用恶意的语言抨击这部戏剧，在剧院同仁在小酒馆聚会的晚上，达西准备用另一家薪水优厚的剧院的邀请来拉拢格朗热，却被格朗热拖着要求他向玛丽恩道歉，最后扔到了街上。玛丽恩知道格朗热的做法会毁掉剧院，她生气的向格朗热声明，除了演戏，他们再没有任何关系。演出在继续进行，格朗热又一次去教堂与伙伴接头，他的伙伴却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失踪》再一次上演，幕间却有两个盖世太保闯进来要搜查地窖。玛丽恩得到格朗热的帮助，将吕卡斯藏了起来，险险避过检查。事情过去后，在地窖里，吕卡斯问格朗热：“你爱他，她也爱你，是吗？”格朗热觉得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他向玛丽恩说要加入主战派。玛丽恩怀着复杂的心情在情急之下打了格朗热一巴掌。然而在他收拾行装准备离开的那一天，她来到化妆室，两个人久久隐藏在心底的激情终于爆发出来……

战争结束了，达西被迫流亡、杰恩鲁因为关系网太复杂而被捕、娜亭声名大盛，化妆师阿丽继续在她身边工作。法国人仍然蜂拥向剧院观看戏剧表演……玛丽恩来到医院，看望受伤的格朗热，两个人激动的谈着话，似乎格朗热要永远的和她决裂，而玛丽恩则依依不舍……帷幕拉开，原来这是一场戏剧，蒙玛特剧院继续上演着戏剧，而在舞台上，玛丽恩一手拉着曾在地窖里困了800多天的丈夫，一手拉着情人，向观众谢幕。

影片其实没有很重大的情节，大部分胶片都是每个人故事的细节。然而几乎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完整的，对玛丽恩与格朗热的爱情并没有作轰轰烈烈的渲染。这些琐碎的细节就构成了整个故事，好在这些细节出场的顺序安排的巧妙自然，使观众没有厌倦之感。一般来讲，不刻意陈述故事的的影片，她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作者欲言又止的激动。

特吕弗的激动何在？一个经历过高朋满座的热闹，也品位过曲终人散的孤独的暮年老人，一个享受过万人唱和的辉煌荣耀，也遭受过嬉笑怒骂的冷淡糟踏的暮年老人，他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

突然间，我想到了最后一班地铁与吕卡斯开出的那条通向舞台的通道，我忽然明白这就是特吕弗要告诉我们的。最后一般地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从占领区到自由区的唯一出路，换句话说，是战时人们逃离严酷现实，寻找昔日浪漫自由的出路；而那条暖气管道则是困境中的吕卡斯通向他艺术舞台的唯一出路，同样也是吕卡斯逃避残酷现实，寻找在艺术中得到拯救的出路；而对千万在战时涌向戏院的法国人来说，戏院也是他们逃避现实在虚无的传奇中寻找安慰的出路。

特吕弗用他的电影告诉我们，艺术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出路。可是，他真的这么肯定么？不，特吕弗在他的电影中仍在思考，他在提出问题，而不是解答。在他的电影中有两种声音在看似不动声色的对话，这两种声音的代表就是吕卡斯和他的妻子，吕卡斯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对纳粹的仇恨并非是源于民族，而是因为他们剥夺了他从事艺术的权力，他在妻子幕间来看他的时候，还在嚷着怎样对戏剧做改进，他无法走到地上的世界去，即使在地上世界，他也并不关心外面发生了什么,他以为开通了暖气管道，就可以继续他的艺术之梦。吕卡斯的“纯艺术”能够在战火纷飞中幸免么？当然不能，不但他的戏剧要接受检查，他自己要过暗无天日的生活，他的戏剧并不能完全按照他的安排出演，而且，他的妻子甚至在移情于他人。盖世太保对他那地下“理想国”的闯入更是告诉他，这个世界从来都不存在乌托邦，所谓艺术不但不是他的出路，而且此刻正是自身难保的一个悲情存在。反观玛丽恩，他比丈夫现实的多，然而正是在戏剧的舞台上，他找到了久违的激情，格朗热何尝不是玛丽恩的幻想与出路呢？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她的那一个耳光不知包藏着多少复杂的爱与失望！格朗热则是现实与艺术的复杂结合体，他在舞台上是技艺超群的演员，舞台下则是反抗组织的成员，然而激烈的现实面前，他必须抉择，他选择了后一种身份。其实，戏院每一个工作者，他们都在寻找出路，他们在戏剧中充分投入的同时，有的在考虑前程、有的在考虑情人、有的在寻找亲人的下落，艺术对于他们是一粒止疼药丸，然而却不是羽化仙丹。

特吕弗不愧为电影大师，他所运用的象征、意象完全融会在故事之中，准确、独特却又不露痕迹。同时，特吕弗选择二战时的法国巴黎这个大舞台来表现艺术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也独具匠心。首先，巴黎曾长期是世界艺术的中心，流亡艺术家的聚集地，直到今天，中国的小资还总是将巴黎和浪漫联系起来。同时，正是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艺术于现实的这种紧张关系才更加突显出来。影片结尾的一幕，正是在告诉我们，在和平年代，这种矛盾可能被掩藏在歌舞升平的表皮之下，而在特定的条件之下，你还将看到艺术于现实的冲突与化合。

作为一个“新浪潮”曾经的主将和后来的叛徒，特吕弗拍出这部电影更是耐人寻味的。曾几何时，艺术被新浪潮的弄潮儿们用来抨击社会、抨击现实、展现个性与不屈，可是，艺术却不能真正脱离现实而存在，而当现实严酷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艺术的被无望的人群看作是精神鸦片，艺术更不能超然世外，妄自独存！可以说，特吕弗用这部晚年的杰作，对新浪潮艺术对现实的苛刻作了一次反思，也为新浪潮尘埃落定之后电影艺术的何去何从提供了自己的答案，同时，这位老人很可能也为自己在人们眼中的“叛变”，做了一次声音小到几不可察的悄然辩护。

《旅行》

几乎每个男孩子的青春都是怀着对父亲的敬畏之情的成长之路。同时，大多数男孩子在他们的未来也终究会成为令孩子敬畏的父亲。这生生不息的循环不仅仅是生理基因的遗传，更潜藏着人类社会父系、父权、父性进化的悄然而坚定的脚步。即使有的男子拒绝成为一个父亲，他也不可能阻止父性精神在他脑海里的孕育，一个单身老人对孩子温情脉脉的注视就会说明一切。或许正是由于从男孩到父亲的生理循环构型毕竟存在着偶然的缺口，从子性到父性的心理循环构型才使得这个循环真正具有了形而上的完整。无论你是否承认，“寻父”都成为了一个男孩子走向成熟的必然历程。

马汀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阿根廷大学生，在水波不兴的人世上，度着无聊的光阴。马汀的学校有着炼狱一般阴郁的走廊、简陋到无法遮挡风雪的教室、布道一样枯燥的讲解、愚蠢可笑而又严厉的教师。马汀的家庭是离异后的母亲与另外一个男人和一个常把自己看作局外人的孩子的组合。厌倦了学校的说教，厌倦了军政府统治下的社会，厌倦了继父的呵斥和母亲的疏离，马汀似乎只有通过偷偷的到情人家幽会才可寻到些许乐趣。

马汀的生父本来是搞地质研究的，后来却改行画起了连环画，他常常萍踪无定，在拉美大地上流浪，寻找创作的灵感。在马汀的童年时代，他为他讲解画中表现的拉美土地上的神奇传说，现在，这些画成了马汀独处时的心灵尉籍，他在对画中传说的幻想里，与父亲进行着被离异打断的对话。他幻想着能够去寻找父亲。一天，他又到女友家幽会，却被女友的父亲发现了，挨了一顿打。女友因为父亲的反对，也不得不向马汀提出分手。马汀知道，在这里已经没有他留恋的东西，他骑上单车告别故乡，开始了寻找父亲的旅程。

在旅途上，他遇到了父亲连环画中的人物–“残缺不全的南美人”，他是个快乐的老司机，有着说不清国籍的祖先，他开着一辆卡车在南美洲广袤的土地上流浪，对拉丁美洲的历史与现状感触良多。告别了这可爱的老人，马汀在路边又见到一位美丽的红衣少女。她的眼睛仿佛在对他倾诉被遗忘的美与爱情，马汀载了她一段路，可自始至终她只是静静的微笑，没有说一句话。临别时她送给马汀轻轻的一吻，飘然远去。

接着，马汀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正是洪水泛滥，百姓生活在被水浸泡的肮脏房屋中，正在兴建的楼房在洪水中悄然倒塌，流浪歌手在水上游走歌唱，而政府却准备出卖水面赚钱。在那里，他见到了“打鼓的铁托”，他是作为一个反抗者出现在父亲连环画中的人物，他终日不停的打着一面装有轮子的硕大的鼓，以此来打破统治者的迷梦，激励斗争者的意志。当马汀问他这样的敲打会不会很累时，发现原来他的鼓皮里面藏着录音机。两人相视大笑，斗争需要勇气，也需要机智和手段。在这里，他还见到了自己的奶奶，她也不知道马汀的父亲在哪里。老人孤单的住在一座水上房屋里面，和奶奶住在一起的，马汀的表弟已经殁于洪水中。马汀和奶奶一起埋葬了表弟，也就是将漂浮的棺材推进一座水上坟墓。这坟墓和水上的民居并无差别。这时候，马汀发现水上一座残破的房屋中，那位红衣少女正悄然而立，马汀问她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她依旧沉默不语。不久，她搭上一条木船，留给傻傻的马汀一个漠然的注视。

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马汀到达了玻利维亚，在那里的绿色的山野，民风纯朴的土著和殖民者留下的骗子、小偷并存，不一会儿，他的自行车就被偷了，但却结识一个好心的十几岁的玻利维亚少女，她带马汀去看无人光顾的寺庙，两个人象两小无猜的孩子般玩耍。晚上，她告诉他，她被一个大学生强暴而怀孕四个月了，为了继续留在这里做工而不敢去告他，两个人在空荡荡的寺庙中惺惺相惜，度过了相濡以沫的一夜。

穿过玻利维亚，马汀来到巴西，在热带雨林中，他又见到了那位红衣少女，两人在吊床上交欢，可是，当他醒来，少女已芳踪无觅，只剩下马汀一人独自怅然。乘坐一位布道者的小船，马汀来到了父亲做过工的矿山，那里的矿工为了温饱而挣扎生存，连罢工时提出的条件都少的可怜，矿场内更是一片地狱之景。马汀在巴西还见到了父亲的情人，一位黑人女子，他们现在已经分手了，但是她对他仍怀有美好的回忆，她只知道马汀的父亲可能在墨西哥。此时巴西政府为了节约开支正推行“捆绑计划”，要每个公民用皮带捆住身体，以节省能源消耗。在电视里，马汀看到“下跪国家组织”正举行集会，美国总统“豺狼先生”应邀参加，成了“下跪国家”争相谄媚的对象。

马汀来到墨西哥，见到了父亲的同事，却听说父亲又开始了流浪。他准备穿越巴拿马继续寻找父亲，在丛林中他遭遇杀人和抢劫，险些身死，幸好被“残缺不全的南美人”救下。在路上，老人说，“在南美洲侵略、屠杀、抢劫的恶行我见的太多了，但是我们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老人的话深深打动了马汀。这时，久违的父亲出现在马汀的视线里，他驾着一辆小卡车，带着为马汀编成的一条巨大的玩具龙，向他招手，但是马汀明白，他已经不需要这样的玩具了，他也不用再寻找父亲了，他已将这生命缺少的部分收入心中。

经过这次寻父之旅，马汀见到了拉美大陆上的各种阴暗的怪现象：横行无忌的经济殖民者、对外卑躬屈膝、对内高压掠夺的无能政府、饱受欺凌的无辜人民，还有屠杀、出卖、剥削、掠夺……，但灾难在人民面前从来都不会永远成为灾难，愤怒的眼睛同时看到的是成熟坚韧的拉美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打鼓的铁托），是在受苦中学习忍耐和反抗的人民（残缺不全的南美人），是虽然受到摧残（玻利维亚小女孩）、沉默无语（红衣少女）却依然顽强存在的爱与美。马汀从对个人前途的迷惘和失恋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经过这次旅行，他将自己融入到对国家、社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命运的思考之中，个人的小命运和社会的大命运连在了一起。马汀所寻找的不仅仅是他的父亲，更是父亲所代表的那种对自由的渴望、对世界成熟的观照方式以及坚韧不拔的社会责任感。他知道，是否能与父亲不再分开并不重要，因为父性中那些勇气、方向、指引、关怀、省察、责任等等众多的精神财富已经与他自身融为一体，将永远伴随他走过以后的人生。

这就是阿根廷电影《旅行》–一个以“寻父”为原型的故事，一个孩子走向成熟的记录，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电影杰作。

寻父的主题早在希腊时代就已经出现，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尤利西斯》再一次重复了这一古老的题材。可见，在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中，父亲的形象早已超越了现实的血肉，成为坚强、勇气、责任、指引、爱护、力量的象征。“寻父”也自然具有了用父性的这些特点来弥补残缺的生命的复调意义。正如人们一次次的重复着王子与公主的爱情故事一样，“寻父”也成为了有关“成长”的电影的常见主题。不同的是，这部影片中的“寻父” 发生在“孤独”的拉美大陆，个人的成长、阅历，被置于艺术家要求你不得不正视的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这无疑极大的增强了影片的底蕴和现实意义，影片中的父亲在最后才出场，马汀寻找到的父性精神，与其说是来源于父亲本身，不如说是来源于他旅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和现实中可爱可敬的人民群众。影片借此告诉我们，你必须融入你脚下土地的命运，正如你的人生需要父亲和父性一样。在这里的父亲已不仅仅是给与你生命的一个男人、不仅仅是“穿着青布棉袍爬上月台的背影”（朱自清，《背影》），更是象父亲一样的祖国、土地、人民。尤利西斯的个人英雄主义与创造历史的人民对泛拉丁美洲命运的思索在这里结合了，个体家庭的父子之情被更加博大的个人对生存家园的热爱取代了，而被我们原本期待的催人泪下的感动最终让位于对擦干眼泪、为集体命运的改变而进行斗争的人民的崇敬与激动。

影片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魔幻现实主义和电影特技的结合，由于电影是满足观众“移情”梦幻的最有力的工具，这种结合就好像两个知己的相遇。这里的特技并不同于美国大片里的特效，本质区别就在于它往往游离于影片背景揭示的逻辑之外，并常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在影片中，拉美解放者圣马丁的铜像在揭幕时被风吹走了，象征着拉美解放运动之后的后殖民社会令人失望；下跪国家是表现南美各国政府依附美国的丑态；洪水象征着人们的疏离和困苦；捆绑象征着高压政策……影片的最后，也有一个看来不合逻辑的场景，马汀明明看到了父亲来接他，也下了“残缺不全的南美人”的车子和父亲走在了一起，但是，接下来的镜头却是马汀仍旧坐在老人的卡车上，伏在车窗前微笑着。不过，这时画外音给出了解释：“我不再寻找我的父亲了，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似乎是梦幻的场景却正好揭示了一个更加真实的道理，通过这个精彩的蒙太奇，父亲成为了父性的象征，一个形而上的永恒存在。我们也和艺术家、马汀一起完成了这次启示录般的寻父之旅。如果我们也在寻找，此时也会找到或必将在某一天找到我们需要的道路、希望和成熟的自己。

《剃刀边缘》

威廉·萨姆赛特·毛姆是举世闻名的英国籍作家。说他是英国籍作家是因为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居住在法国，而且即使在英国时候，他的精神本质恐怕也存在于英吉利海峡的彼岸。一个新生的民族在曾是自己殖民地的土地上成长起来，老大的日不落帝国也渐渐走向衰落。不仅仅是独立的呼号与烽火带走了昔日的霸气，就是在文学上，也再不复狄更斯与奥斯汀的辉煌，哈代、高尔斯华绥为20世纪初的英国文学作了最后的努力，也预告了一个领袖时代的终结。此后，在戈尔丁尚未功成名就之前，大英帝国可以同朝气蓬勃的美国相抗衡的作家寥寥无几，毛姆算是最有说服力的，虽然美国人普遍认为他更像一位法国人。当然，英国的圣公会借助神的力量不失时机的把T·S·艾略特感召过来，也算是争回了一点薄面。

如果你总是希望从文学中看到历史，你将会懂得毛姆的这部《刀锋》同样是大英帝国日渐衰朽、必须重新定位自身形象的象征。一个客居他乡的游子，他的放逐并非因为被迫而是出于自觉，他的哲学并非源自本土而恰好出自故国的殖民地，这就像演员与舞台背景的分离，无可避免的流露出荒谬的讽喻意味。

1946年，导演爱德蒙·古尔丁将毛姆的这部作品搬上银幕。那一年，《失去的周末》获奥斯卡3项大奖，同时提名的还有这部《刀锋》，我觉得前者的兴趣仍然执著于道德评价，而后者则试图阐释人生的终极意义，如果不是电影界普遍认为名著改编的电影不很地道的话，后者理应更具有竞争力。

拉里是个参加过一战的年轻人，战争中他的战友为救他而牺牲了，拉里受到很大刺激。战后他不愿找工作，只埋头在图书馆里，寻找人生的意义。这一点让他的漂亮女友伊莎贝尔的舅父艾略特很不满意，艾略特是个一心想钻进上流社会的庸俗人物，但是他交际深广、很有心计。伊莎贝尔被拉里独特的忧郁气质和让她不能明白的那些奇妙思想所吸引，却又无法抵制上流社会那种纸醉金迷的诱惑，她一心希望拉里能够出人头地，融入她所需要的生活。可是拉里在心中的疑惑解决之前，不愿做出妥协。在舅舅的怂恿下，失望的伊莎贝尔和拉里解除了婚约，嫁给了头脑简单而心地忠厚的富家公子格雷。伊莎贝尔的老邻居、好朋友索菲则嫁给了自己一直爱慕的心上人鲍勃。拉里当了矿工，听一位老矿工讲起印度的神秘主义，于是起身去了印度，在那里找到了一位智者，向他学习吠陀经的奥义，并终于顿悟出人生的终极意义。与此同时，在巴黎的索菲一家遭遇车祸，丈夫和孩子都死于非命。大萧条时期跟着到来，格雷破产了，伊莎贝尔一家也来到了巴黎。作家毛姆是艾略特的朋友，因此也成为了这些事件的见证人，在巴黎，拉里、伊莎贝尔一家和毛姆相遇了，拉里从印度回来后时刻准备着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他利用自我暗示法治好了格雷的头痛。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去喝酒，在那里遇见了已沦为娼妓的索菲。拉里准备用爱情来拯救索菲迷失的灵魂，他劝索菲戒了酒。然而，这一切引起了虽以嫁为人妇却占有欲极强的伊莎贝尔的嫉妒，她设计引诱索菲喝酒，令她重堕歧途。拉里去淫窟救索菲，遭到毒打。之后不久，索菲被人杀害，伏尸河上。奄奄一息的艾略特还在为未能收到一位贵妇人举行宴会的邀请函而感到颜面尽失，拉里不计前嫌，向贵妇人的秘书求助，满足了这个垂死的虚荣者的最后愿望。在拉里决定回美国时，伊莎贝尔极力挽留，在被拒绝之后说出了她陷害索菲的真相，拉里决定永别伊莎贝尔，到美国去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在小说中，他当了一名出租汽车司机，而电影的结尾，他正冒着大雨在码头上搬运货物。画外音是毛姆的总结：“善是一种伟大的力量，现在他已经找到了。”，而小说的扉页上，则是奥义书中的一句：“刀的锋刃很难越过，所以智者说，得救之道是难的”。

我常常对于拉里这样的总是执著探索人生形而上意义的人怀有深深的敬意，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不经省察的生命不值得经历”，拉里不愿意混沌茫然的走过一生，同时他又认为艾略特、伊莎贝尔的选择不能令他满意。其实，我常常想，对于“人为什么活着”这样的问题，虽然未必有肯定的答案、但却应该是一种形而上的表达。所谓人为了金钱而活、为了享受而活等等观点且不说对错，因其表达都不过是形而下的，从方式上就不能作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仍可以说，伊莎贝尔和艾略特的人生实际上并不是什么选择。同样，共产主义、民主主义都是政治理想，也不能作这个问题的答案，人生的各种理想、追求、愿望都不能回答本体论的问题，许多人对人生意义的回答不能说是错误，但却是答非所问。

我不能说拉里找到的答案就是正确的，事实上，我感动于他寻找的信念和意志，也就是西绪弗斯推石上山的过程、苏格拉底思考辩驳的一生。“寻找”应该说是20世纪艺术最为普遍的主题之一，走向城堡的K在寻找，漂泊在高速公路上的克茹亚克在寻找，远赴塔西提岛的高更在寻找，望着远方的克里斯蒂娜也在寻找。然而，如今是“存在先于本质”的时代了。人为什么活着是神的问题，而怎样活得好才有关人的痛痒，这样的思想被认为是明智而高贵的，并且，没有人注意是否这样的放弃意味着人生意义的降格。先贤的思想依旧被人们谈来论去，不过多数是因为谈论先贤的思想有助于显示自己的品位与形象。不过也正因为如此，真正在探索人生终极意义的道路上的漂泊者，具有了殉教者一般的悲壮意味。

影片《刀锋》表现了美国电影固有的技巧娴熟、剪裁得当的特点，虽然是黑白片，但摄影师还是表现了很高的技巧，尽管有几出戏显然是出自摄影篷，但却颇有诗意。影片很好的体现了原作的思想内容，使我满意的还在于影片也很好的表现出了毛姆那令人感动的人道主义思想，片中的人物，完全没有概念化的倾向，就连虚荣庸俗的艾略特也有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一面。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总是报有一份难得的宽容与温情，这是一种精神，而那些极端而苛刻的挑拨读者爱恨的作者，自己也必将在火与冰的残酷中感到窒息吧。

《十诫》

波兰实行军管制度以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两部电影（盲打误撞和永无休止）被政府禁映。据说此后的一个阴雨天，他和一位曾因为“反革命分子”担任辩护律师而惹上一身麻烦的朋友在大街上邂逅，闲聊的结果就是这部《十诫》。尽管在中国，基氏的《红、白、兰》三部曲要有名的多，但从思想的深刻性上面讲，《十诫》要比前者更彻底、更精辟，同时，从人类生存的悲剧性角度来阐释现代社会的生存伦理并寓于深沉、忧郁的叙事风格之中的这部杰作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动人的光辉。

基耶斯洛夫斯基曾经介绍过这部杰作的历史背景，“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在波兰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确切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或许我们应该回头去探求那些教导人们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原则。”也许正是这样的思考使得《十诫》不仅仅成为时代的写照，还跨越人类生存的历史曲线，给我们以启示录式的感动和领悟。

为拯救受难的以色列人，摩西去西奈山寻求耶和华的帮助。“除我之外，你不可敬拜别的神明”，他的上帝这样说。尽管自古以来，有人就怀疑这种万能之神的存在，不过无论是作为一种“绝对精神”，还是希腊人所称“公平与正义”的形象化表现，这种要求绝对排他信仰的神，一定是全知全能的，至少人们的信念和愿望如此。在我们的时代，在尼采的“上帝死了”已经换得满堂喝彩的时代，这样的全能全知者究竟还是否存在？昔日分开红海，救以色列人出苦海的上帝是否还能告诉他的子民，你们的信仰舍我其谁？！

巴威尔是个成长在昔日波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个数学家，认为计算机可以告诉我们一切，给我们一切–那是他心目中的上帝。巴威尔深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有数学天赋，他可以利用程序算出数学题，也可以通过程序随意的操控家中的各种家具设备，甚至他还可以知道远在他乡的母亲每时每刻都在做什么。他的梦想是用父亲的那台好的电脑算出家门口湖面结冰的厚度，好用圣诞节前父母送给他的冰鞋到湖上溜冰。巴威尔的姑姑爱琳娜却不这么想，她信仰西奈山上的上帝，她总是希望巴威尔去参加宗教学习班。巴威尔分别问过父亲和姑姑关于上帝的问题，父亲认为，那种东西不过是你认为存在，他就存在的。爱琳娜的答案不同，她将巴威尔抱在怀里，问他，“有什么感觉？”“感觉到你的温暖。”–“上帝就在其中。”巴威尔通过到气象局收集气象资料，终于算出即使比他重三倍的人都可以到湖面上去了，于是在圣诞节前一天，他去溜冰，冰破了，他葬身湖底。巴威尔的父亲悲痛之下，跑到教堂，他看到圣母的脸上流下了白色的眼泪。

波兰是一个历史上饱受苦难的的国家，总是在积贫瘠弱中扮演着被征服者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其说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还不说是苏联在这片土地上建筑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信仰、历史悠久的天主教传统、对现代化、现代科技的迷恋，这些存在似乎都在这片土地上争夺着对人民生活的解释权。在这部名为“十诫之一：生命无常”的短片中，基耶斯洛夫斯基展现了后二者的斗争。巴威尔的死证明了科学无力承担全能全知者的角色，爱琳娜的上帝也不能解救这个在偶然中丧生的灵魂，只能在悲痛欲绝的父亲面前洒泪致祭。

有一次，巴威尔在冰面上看到一只死去的狗，他回到家对父亲说，有一只狗死了，谁还有人关心猪小姐什么时候能够追上克米（巴威尔父亲出给儿子的一道数学题）？又有一次，巴威尔向姑姑展示他可以知道母亲每时每刻在干什么，爱琳娜问，你知道你母亲梦到了什么吗？电脑不知道，巴威尔也不能回答。

需要全能者的个体就是无能者，他需要全能者引导他走过如履薄冰的生命。可是无论是姑姑信仰的旧神、父亲信仰的新神，都不能拯救巴威尔逃过生命的偶然，生命的偶然是生命的湖面上一条无法弥补也无法预见的裂缝。

这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告诉我们的，这里没有激动人心的战斗、没有燃烧欲望的情色、没有打折促销班的煽情、没有名声斐然的演员、没有华丽眩目的特技–当一个孩子的偶然死亡唤起了你对命运不可预知性的思考的时候，谁又会关心这些？

人生是可计算的吗？人生是可以靠神的法力保佑的吗？在人生的冰面上，你选择理性还是感性？在影片中常常出现一个在湖面上拥火而坐的年轻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在这里，他在想什么？只看见每一次他都用夜一样深邃而忧郁的眼神注视着你，也许他要问的正是以上的问题，你能够回答吗？

我不相信你的答案。

《感官新世界》

将中日电影相比较，中国作品的主旋律在每个时代都是明确而稳固的，总体看来，要么是政治或曰革命的教化手段，要么是让公民忘记现代化生活中的压抑苦闷的娱乐耍笑作品。日本则不同，他们的很多作品就像一个在针毡上缓缓跳着艺能的舞伎，没有牢靠明确的依傍，同时又往往以东方式的优雅稳重传达着在残忍与痛苦中的美感与欲望。

《阿部定的一生》被翻译成《感官新世界》这大概是因为以前曾有过一部拍摄阿部定故事的作品叫做《感官王国》，而这部小林宣彦的新作品选取了同一题材，他启用了因主演《失乐园》而成名的黑木瞳。事实上，从这部影片看，“感官”之类的翻译是有失片面的。

阿部定的故事在日本是很有名气的，1936年，被认为是色情狂的女招待阿部定和餐馆老板私通出走，勒死他后，将阴茎割下带在身边，在大街上流浪时被捕，因舆论多认为此乃爱至极点之行为，阿部定被判处6年徒刑，出狱后再嫁，寿终正寝。

小林的这部作品讲述了阿部定从14岁被某大学生诱奸到终老的全过程，其中的一些史料我是第一次见到，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小林的杜撰或经过了改编，但就算是我们在正史案卷中看到的东西都未必是其本来面目一样，对于一部艺术作品，要求它做到对历史的完全还原是没有道理的。果如此，也就只有《三国志》而没有《三国演义》了。

影片的开头是个不大不小的败笔，与阿部定少年时同在街头流浪的泷口赶着去看有关阿部定的电影，在镜头前这个穿着日式长袍、踩着木屐、留着中国人最最熟悉的仁丹胡的日本男人向观众声明，本片是关于阿部定一生的，主要由定本人口述、泷口的补叙组成。我找不到有什么必要的理由需要泷口现在出场，泷口君并不高明的幽默甚至可能令缺乏耐心的观众心生厌恶。好在这个虽然好色却也纯朴的男人没有占用太多时间。镜头移转，色调变为黑白，幼年时的阿部定一边唱着儿歌，一边坐在榻榻米上玩套圈圈的游戏，窗格外下着霏霏淫雨。画外音响起，“我最讨厌下雨……,”阿部定开始叙述她的一生。

14 岁那一年，定被一个有权势大学生带到一个房间里强奸了。那房子是这个大学生医学部的同学岗田的阿姨的，第一次的性经验只使定感到了疼痛，而且事后定血流不止，这时岗田回来，喝走了那个男人，又拿出手术器械为定施术止血，并把自己的甜甜圈分给定吃。定此时还是个无知的孩子，极度的痛苦和温柔先后的接踵而至，可想而知的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多么矛盾而深刻的烙印。悲惨向来是优秀的电影所避讳的主题，你可以像帕索里尼那样给人残酷的震惊，却不应该像窦娥冤那样利用观众脆弱的同情心，毕竟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像以前了。小林并没有渲染这次不幸给阿部定以后的生活带来的影响，甚至就我看来，小林是要大家相信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于外界和内心两种力量的纠缠较量造成的，这也正是小林本片的主旨。从以前的《感官王国》片名就可以看出，影片强调的是阿部定对情欲的狂热，却忽视了从历史、社会的角度看这个女人性格的形成，小林似乎在努力的将这种偏颇的看法扭转过来。阿部定天真的爱上了岗田，但是岗田却说自己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她总是戴着黑眼镜，有一只眼蒙着黑色的套子，他与她在海边告别，他拿出自己的手术刀，在自己的心脏部位虚化了一个心形，然后捧出他的“心”，交给她。天空中依旧飘着绵稠的细雨，阿部定蓦然回首，看见仿佛从相片中走出的岗田，孤独的站在雨中，一颗殷红的心正在流血。岗田是因为患有麻风病要被流放到濑户内海的小岛上去。阿部定尚不知晓。

影片此时似乎恢复了幽默而轻松的情调，阿部定成为了街上的“不良少女”，甚至她的梦想竟是去当一个艺妓。和她一起玩耍、一起因偷东西被警察追赶的正是片头出现的泷口。有一次，泷口被警察抓了起来，而警察却对阿部定置之不理，定终于明白自己是长大了。阿部定成为了艺妓，用她的话讲所谓艺妓其实就是卖身，还不如当初就叫妓女好听些。这话可算是给了虚伪做作的日本色情文化一个绝妙的讽刺。小林用了现代化的蒙太奇手法，处理了这些必须交待的“床上戏”，我们看到艳装裸肩的黑木瞳平躺在榻榻米上，轻轻的带点恍惚的哼唱着日本艺能中的段落，然后镜头在许多像X光照片一样的男人跃动的身体和色相毕露的脸庞间飞快的切换，卖淫成为阿部定的工作了。阿部甚至在作爱时也要吃一口甜甜圈，这是事关岗田的回忆。泷口偶尔来看她，带来哪里卖价比较高的消息，有一次兄妹俩正在谈话，客人接踵而至，泷口只得躲在衣柜里，其中一个客人是个入伍的新兵，就要去满洲作战了，他的父亲认为他只要沾了女色就会珍惜生命，平安回来。这很可能是阿部定的工作第一次有了点“意义”。泷口透过衣柜的门缝观看定与客人作爱，等到终于没了客人，他再也忍不住了，也出来利用定的肉体满足了一回。定没有向这个儿时的哥哥和玩伴收费，却让他帮她打听那个强奸她的大学生，她要免费为她服务，她认为妓女不收客人的钱是对客人的侮辱，她要用这种手段来报复。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阿部定的爱与恨渐渐的在心里明晰起来。她开始懂得了情欲作为女人手段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几场戏中，小林拍得很干净，其实通观整个影片，算得上三级的镜头也没几个，可以说这是一个艺术家对艺术的尊重，对演员的尊重。

定成为了当红的艺妓，后来成为了有钱人家的小妾，她似乎甘于作一个肉体的仆人，她甚至不让下人唤她作太太，定已经懂得游戏规则了。事实证明她的做法是明智的，很快，她成了这有钱人用来诱惑议员立花的工具，在她千方百计勾引立花上床的时候，她的主人正在与女仆偷欢。主人对立花的招待是：“请尽情的享用吧！”

立花虽然虚伪，但却还算是懦弱老实，他们在“梦之里”酒店相会，他还给她钱让她回家探望父母。一身洋装的阿部定回到了家乡翠绿的原野，等待她的是辛勤劳作的母亲和因为破产整日坐在门阶前沉默守候的父亲。母亲为她的到来欣喜若狂，她们一起脱了鞋子在田埂上赛跑，她带给母亲的鲜花用最时兴的油纸包着。母亲告诉她那个仇人在飞行训练时摔死了，而岗田是因为患上麻风才不得不离开。父亲倒是很平静，当阿部定来到他身边，问他正在看什么的时候，他说在看山、树、天空、小雨，定问父亲，人心呢？你怎么看得到人心？父亲要她开心的笑一次，阿部定笑了，父亲说，看到了，我看到了小定的心在笑。你笑的时候，山啊、树啊、天空还有小雨，都在笑，这就是人心。应当说看起来这段对话与全片的情调不很相符，其实定父亲的话正道出了小林的镜头话语：“外面的世界与内心的世界总是互相印证的，没有日本战前的晦暗、紧张、压抑与苦闷，也不会有阿部定、岗田乃至泷口这些人的心理畸形与惨淡的命运。

阿部定一直关心着岗田，期望能够再见他一面，她想利用立花的能量帮她寻找，作为对价，她答应他从良，并到他指定的一家餐馆学习摆菜。在这里，她遇到了餐馆老板喜久本龙藏，他一见面就爱上她了，而她也是。很快，他们在旅馆相会，他作爱的技巧很好，温情而体贴，阿部定为之沉醉，然而作爱的时候，在阿部定的呻吟里，他听到了岗田的名字。善良的龙藏没有询问这其中的情由，或许他知道在肉欲的世界里，要求忠诚终归是一种奢侈，又或许作为入赘女婿，饱受悍妇恶气的他，面对突然到来的欢畅，已经无暇顾及其他了。

立花偶尔来看她，他们在酒馆相会，立花为了维护身为议员形象，不愿意和她耽迷在情欲中，他对她的事情也并不关心，但他出手大方。这一次他带来了岗田被关在小岛的消息，定知道了岗田的下落，却也知道今生今世也许和他无缘再见了。这时候小林借立花的口道出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前两天，日本少壮派军官举行了2.26政变。在这个半地下室的酒馆里，半开在地面上的窗户外，时时还有一队队军警的绑腿走过。当立花劝定关心一些时事的时候，定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张爱玲女士的《倾城之恋》，白流苏像阿部定一样对外面的世界毫不关心，一心沉迷在与范柳原的那种混杂了真情假意的爱情之战中。然而正是香港的沦陷，把他的爱人留在了她的身边，无论你怎样的不问世事，作为一个在灰暗世界里挣扎的弱女子，你又怎能逃脱命运之手的翻云覆雨？

很快，他们的事情暴露了，阿部定和这位入赘的老板都被赶了出去，他们在旅馆中寄居，整日沉迷于情欲，不能自拔。可是就算他们有改变生活的勇气，又从哪里找到更好的出口呢？他们的钱花光了，龙藏回去要钱，阿部定在小屋中度日如年，龙藏没有要到钱，回来的路上却看见一个小女孩被马踢倒在路边，这无疑是对当时日本社会群众命运的一种隐喻。可是阿部定对这件事情毫不关心，她需要的是和    不停的作爱。也许聪明而又心怀侥幸的龙藏从这件小事上已经看到了他们必然的命运，可是阿部定却没有这样的远见，或者是她根本不愿意去想未来，生活在被世界抛弃的边缘，定渴望的不过是一个完整的爱情，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对于她又算得了什么呢？有立花那样的政治家去关心政治就够了，难道仅仅一个完整的爱情在这样的世界里竟然仍算是一种奢求？阿部定不得已去找立花要钱，当她准备以身体作酬谢的时候，立花准备带她去濑户内海的小岛去玩，顺便看看有无机会见到岗田，但是阿部定拒绝了，她知道无论是找到岗田，还是留在    身边，她都将只得到半个爱情，也许就像岗田捧出的那颗虚无的心一样，最好的怀念也许就是在与龙藏尽情享受肉体快乐的同时，想念那一段被流放到麻风岛上的精神初恋。她买了两只文鸟，回到旅馆，和龙藏作爱，一直有一个小女孩站在对街二楼的阳台上，静静的观察着他们，她呆滞的神情令我们想到这社会的压抑与不安，如果又一天她长大了，知道当初她看见的这两个人就是后来在日本大大有名的阿部定和龙藏，也许会有机会思考是什么造成了这个女子灵与肉的分离。

她用裙带勒住龙藏的脖子，感受作爱的兴奋，龙藏说了一句很痛苦的却很意味深长的话：“勒住了就别放手，放手之后会很痛苦的。”窗外下著雨，粘稠而惨淡，作爱停止后，两只文鸟死了，他们忘记它们一直在淫雨中挣扎。这样的象征太过明显了。

龙藏告诉阿部定，要用自己的钱为定安排一个平安的未来，可是也许这让定觉得不安，甚至她知道这意味着他也许已开始厌倦，毕竟认为一匹马踢死一个小孩子这样的事是一件大事的他仍然属于床第外面的世界。放手是很痛苦的，她要把他永远的留在身边。手术刀是岗田留给他的，后来她用来包裹龙藏“遗物”的是那种当时最时兴的油纸。现在，阿部定从岗田处取得灵魂，从龙藏处获得肉欲，在我们看来，虽然这两样东西都是虚无的，可在定的心里，这就是她历经半生奋斗获得的全部爱情。

在影片的最后部分，定在大街上流浪，她走到海边时遇到了泷口，他准备成家了，她祝福他，并告诉他多少年来压在自己肩头的重担已经卸下，现在她好轻松啊。这一段颇有点戏拟开头和岗田分离的情境，后来，一队宪兵走来，将泷口吓跑了。阿部定找到立花，为他最后免费服务了一次。然后她来到一家旅馆，想要上吊而死，但由于晾衣杆太低，试了很久都没有死成，看起来死也是很不容易的啊。

定被捕后，出乎意料的，舆论却都站在她这一边，一个普遍的意见是在这个人心不古的社会里，能有这样深的爱情，简直是一个神话。我想定的故事也许是当时很多人想做却又不敢做，无力做的，这就好像狂热的球迷为球场上的队员喝彩一样，潜藏在心里的欲望被另外的人实现了，也是好的。

在法庭上，法官在最后判决前问她，你真的爱龙藏如此之深，以至于最后都要保留那种东西作为遗物么？阿部定摇头说，不知道。这也许是最真实的回答。

片尾，泷口又出现了，他讲述了阿部定的后半生。最后他说，现在的日本虽然仍像以前一样灰暗，可是我觉得那时的日本虽然不幸，但人心却是美的。最后龙口也离去了，屏幕上只剩下一个坐在海边眺望着远方的老人，她的身旁放着一袋甜甜圈。

影片的技巧运用非常丰富，特别是彩色与黑白交替的手法，对情绪和回忆节奏的表现起到了烘托作用。当然影片的缺点也不少，我觉得它所用的象征比较直露，这样无疑损害了审美过程的延伸，对历史背景的渲染表现的还不很够，也没有更深刻的探索人性中那些最隐秘的欲望，另外，整体的情调不够悲剧化，几段笑料的插入有弄巧成拙之感。这些东西也许是日本新一代导演要向黑泽明之类的前辈学习的地方。

《春逝》

韩国电影在中国的影响还远不及他们的电视作品。这大概是因为电视作为现代最重要的传播媒体，可以轻而易举的构造出都市人幻想的传奇。电影的美感虽然来的比平面化的电视剧更彻骨，却往往要求人们付出较贵的票款和去影院的辛苦，最关键的还要陪上为消息闭塞、资金匮乏、趣味流俗、检查繁琐的电影部门引进新片的等待；创造美固然艰难，等待和发现美也很艰难。如果躲在家中看VCD、DVD，虽然少了开销和奔波等待，却很少有人能够在本来有限的空间和设备基础上创造出影院中那样的欣赏氛围和效果，何况这种氛围和效果对某些人来说要比电影的内容更重要。香港电影是一个反例，一部分因为它们并不需要编译过程。

我在靠背稍矮的椅子上，不动声色的看完了在普通17显示器上用PowerDVD播放的这部许秦豪的《春逝》，直到片尾的音乐归于沉寂。我决定这个晚上剩余的时间不再观赏其他碟片。

这是一个简单而老套的爱情故事，如果不是男女主人公的最终结局是分手，简直可以说是太过简单而老套的爱情故事。单身录音师李尚优在为电台DJ韩素恩录制一段竹林里的风声的时候，彼此产生了爱情，后来他们在风光秀美的江陵一同工作了一段时间，同居并捕捉风吹寒雪、海潮澎湃的声音。当尚优的工作快结束的时候，他要带她回乡见他的父亲，而韩提出分手，为什么？影片没有正面交待。尚优黯然归去。由于无法接受这灿烂的倏然寂灭，尚优又去江陵，想要重寻旧梦，却遭遇了冷冷的拒绝。尚优的奶奶和爷爷本是幸福的伴侣，后来爷爷移情别恋，奶奶因此变得脾气古怪、沉默寡言，她总是幻想着年轻时那个刚刚成为她新郎的爷爷，却又不肯承认那个变心的老人的存在。有一天昔日的新人送来了爷爷的遗物，奶奶躲在屋内哭泣。她总是想着将爷爷找回来，她常常一个人跑到车站去，坐在候车厅等待，要和爷爷一起坐车回来。现在她等不到了。她对倒在她怀中为失恋而哭泣的孙子说：“女人就象巴士，走了就不会再回来。”，然后穿上新娘的礼服，离开了家。也许是几月或是几年以后了，尚优来到江陵，与素恩在咖啡馆中相聚，一些客套之后，素恩将一盆小花送给尚优，要他转送给奶奶。两个人像以前一样走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素恩想要尚优“今晚陪她”，可能是想重新找回昔日的感觉吧，可是尚优淡淡的推开她的手臂，并把已经没有接收者的那盆小花交还给她，告诉她 “我要走了”。故事的结尾，尚优在草长过膝的原野上，一个人继续捕捉着自然的籁声。

如果一个人纯粹的爱美，他很可能最终会认为逝去之美更胜恒久之美，黑格尔说，“亘古如恒的山川的壮美并不胜于昼开夜落，转瞬即逝的玫瑰。”在人的一生之中，也许会有很多烟火般的爱情，与最后得到的，相对长久的爱情相比较，也许前者更能让人无限怅惘与怀念，甚至成为永远的梦幻和伤痛。这是因为烟火般的爱情更有资格成为回忆。

李尚优是一个录音师，他在片中的工作是为电台“人与自然”节目捕捉自然界的声音，这注定了他生命中所有的美总是那样虚空缥缈、如梦如幻，连同他这段美丽而短暂的爱情。可是，虽然他能够借助录音设备留住自然的美妙音响，却又借助什么来捕捉爱情的声音呢–回忆。韩素恩是一个电台DJ，她曾主持过那种倾听与谈心的节目，为他人的爱情出谋划策，排解烦忧，可是对于自己的爱情，她却束手无策，乃至会在作爱时在情人怀中放声哭泣；她骨子里的怀疑主义，使这份爱愈是美丽就愈是可怕，她可以站在火焰的旁边鼓掌舞蹈，却没有与其同化灰烬的勇气，（当然，这个比喻并不恰当，不过，和一个人厮守一生，同走过几十年漫漫长路需要的勇气在我们这个时代和飞蛾扑火确有资格一较高下），最后只有借助逃避，让美好永存，这里她借助的手段也是–回忆。或许真正的美好爱情只有在回忆中才会找到她终老的居所，回忆，便是影片告诉我们的，捕捉爱情声音的磁轨。

影片的情节是简朴的，情调是淡淡的，没有好莱坞式象西方女郎的身段一样的突兀情节，没有交响乐式的跌宕起伏、色彩斑斓和声溢厅堂，甚至整个影片没有一个特写的镜头，你甚至不会记起影片中所有非主要人物的形象，而它就象月明星稀的天空下，一个静立的穿着银灰色吊带装的东方少女，不必有暗香袭来，你便已然沉醉，它又象寂静的山野上悠然独奏的一曲箫声，就算你是听惯了重金属的西方人，又何尝能够拒绝这种返朴归真的感动？

然而，作为后现代叙事的行家里手，许秦豪影片的结构仍旧是值得玩味的。影片的另一条线索是尚优奶奶的情感经历。看来，那是一个更加古老的，痴情女子负心汉式的故事，这故事是暗写的，只能通过一些线索来推断，最后的结局也未完全交待清楚，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孤独的、似去寻找旧梦又似携梦归去的、穿着新娘盛装的老人渐行渐远的背影，她的身后是一扇不准备迎接回头人的打开的门。这故事与她孙子的现代爱情故事有什么联系吗？这联系就是回忆，当老人一遍又一遍翻看旧时丈夫的照片的时候，那年老衰弱的手在发黄的相纸上颤颤的抚摸着，也许昔日的洞房之中，有同一只却年轻的手在抚摸着同一张却真实存在的脸庞。她一次次的离家出走，为了将丈夫领回来。回忆给了她痛苦与欢乐，但是如果看不到正是回忆让他们的爱情成为了另一种永恒，你就无法正确的评判回忆的功与过。同时，我冒昧的认为，以一个古老的故事和一个现代的故事相辉映，可以说明无论古今，爱与分离，刹那与永远都是永恒的主题，虽然也许它们背后的缘由往往不同，却没有必要将所有的罪过都推到后现代工业社会那不安分的世界情绪上面去。另外，更有趣的，一个男人的背叛和一个女人的背叛相辉映，似乎是要告诉观众，许秦豪并不愿以轻浮善变作为理由使这部电影成为对女主角的批判书。同时，李尚优的职业特点，韩素恩曾主持的节目，照片与录音机等等，无不是处处与主题紧密相连，又仿佛是心甘情愿的埋没在似乎是散漫、淡化的细节之中，只期待着有心人的发现。“我不期待你会读懂，所以我不刻意的表现，可是如果你会读懂，你就一定会读懂。”这也许是后现代主义叙事略显高傲的个性化特点之一，它已不满足于或不屑于面向普通观众的哗众取宠，它期待的是一个对手，希望与它们尖锐长矛对阵的是一面同样机智、理性而深刻的盾。

中国人对本土散文化的电影的了解恐怕只有《城南旧事》一部了。有点荒谬的是，中国人最擅长正是散文而非小说。我想这也许是因为电影本身也是舶来品的缘故，这些问题还是暂时不要去探究了，我想说的是，许秦豪用他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们，原来一个寻常的题材也可以写的这样优美动人，不落俗套。当年，博尔赫斯发现卡夫卡的时候，惊叹道：“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的！”，为这个惊叹而改变的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已进入后现代主义时代，戈达尔那《筋疲力尽》式的疯狂与非理性似乎也归于沉静，毕竟一种事物成为庙堂中的膜拜之物时，模仿者都自觉的走开了。不过，当你看到有人将传统题材也演绎的如此之美时，公平的讲，应当认为，这些在解构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重建者们要付出比他们的破坏者先贤更加辛苦的努力。

影片男主角扮演者刘智太的形象并不像张东健那样出色，不过有些沉静而憨憨的味道，女主角李英爱是个美女，现代、健康。他们的演技配合韩国江源的迤逦分光、适时响起的散漫而忧伤的钢琴曲，使电影充满了诗情画意。当然，这一切在导演许秦豪的手中才成为一个有机体，各自扮演着自己的故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