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恋杀人》

打着江户川乱步的旗号招摇撞骗的电影已经不少了，如今又多了这一部。

乱步时代的推理小说，现在看来，往往差强人意。在日本，推理小说本是舶来品，消化外来的东西，不容易。黒岩泪香、小酒井不木、大阪圭吾等等，还有乱步自己，都只是走在上下求索的路上。推理小说的规范尚未形成，所谓十条、二十条戒律之类，是大量作品涌现，作者和读者长期博弈的结果。

然而，即便如此，这部《失恋杀人》还是能看出乱步在推理文学形式上的一些探索，比如委托人即是凶手的模式，现如今虽已司空见惯，那时还是比较新鲜的。

可惜编导的心思，显然没放在推理悬疑上面，影片的卖点直截了当，就是女主角都子（宫地真绪饰）的身体，再确切一点说，就是一对乳房，我得说这对豪乳的确很动人，除此之外，这位女星也没有什么炫耀的资本了吧。

创作推理小说，注定越来越难。穷则思变，问题是变化貌似无穷尽，人智却总有不敷使用之感。一位够格的作者，他的的天性，总是宁可改得漏洞百出，也不远复制别人，想到这一点，我有点理解那些改编文学原著的电影作者，为什么总不愿老实地按原著拍摄了，主观上，这也算是原因之一吧。

时代和篇幅所限造成的情节简单，加上迎合观众的”窥视癖”，以及编导的刻意求变，最终造就了这部不值一看的烂片。据说女星宫地真绪本想借此片”脱”胎换骨，却反响平平，真是令人惋惜啊，多漂亮的一对乳房–有些烂片很不经济，它浪费了太多资源，比如观众的时间，比如拍摄电影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此片还要加上美色–如果美色也可以算作一种资源的话–其实，它不但是，而且是现代社会某些人最重要乃至仅有的资源吧。

《风声》

已经有网络写手指出，《风声》是一场漏洞百出的杀人游戏。比如，影片开始时负责刺杀行动的护士小姐已经受伤被俘，遭到刑讯，而她的上层，“老鬼”和“老枪” 既然隐藏在敌人内部，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人已经出事，这种情况下，无论被俘的同志招与不招，最有效快捷的防范方式就是更换密码母本，然而，地下组织仿佛事不关已一般，继续大摇大摆地使用《孽海花》作为编码本传递情报，致使日伪特务机关成功破译密报，才有了以后裘庄里的“斗智斗勇”。可见，如果不是在电影中，如果不是编导出于某种考虑认为电影必须拍成这个样子，这一场惨烈的斗争是可以避免的。

曾供职英国情报机关的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间谍小说中曾经提到这种用一本著作作为密码母本传递情报的做法。编码相当简单，就是将第几页第几行和第几个字的一组数字，转换成莫尔斯电码，解码就是按照母本反编译的过程。格林借书中人物之口评论说，这种做法在母本未见光时，简单又行之有效，但破译人员一旦找到母本，谍报系统将全盘瘫痪，所以，风险过大，一般只做临时用途。

在《风声》中，这种相当原始的编码方式被刻意抬高身价，成了只有密码专家才能破解的“高端技术”，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偌大的日伪特务机关，又掌握了母本，却连个能解码的人都没有，需要靠嫌疑人之一的宁中玉来帮助翻译电文。如果说此举是有意为之，也难说通，翻译密码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无论谁是“老鬼”，在被困裘庄的情况下，必已觉悟自己已然上当，此时如果故意翻译不出来，或者译错，反而授人以柄，所以还是老老实实译出为妙。这样一来，电文翻译出来，就并不意味着他（她）没问题，特务机关的这种做法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过家家游戏。特务机关的“人才匮乏”还不止于此，他们还缺少医生护士，受刑过的人员需要拖到裘庄外面的非保密医院去救治，影片最后，正是这种“贫穷”使得“老枪”和“老鬼”合作，把消息传了出去。此外，从电影最后的“解谜阶段”来看，整个日伪特务机关竟无一人懂得莫尔斯电码，正因为如此，“老鬼”才用自己的这种“技能的独占性优势”，与敌人百般周旋：“老枪”说， “老鬼”怕自己受不住刑，不能100%保证把消息传出去，就采取了一个双保险措施：把消息用莫尔斯电码的形式缝在了内衣上，“通过尸体传递出去”–如何操作呢？实在令人不解。再有，“老鬼”把她在裘庄的经历和遗言用莫尔斯电码的方式缝在李中玉的衣服上，实在不明白这有何意义？既然“老鬼”和“老枪”不惜牺牲生命去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消息”传递出去，那么，他们的一切行为都要服从于这一唯一的最高目的。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裘庄五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中，那么，“老鬼”凭什么相信自己在衣服上缝莫尔斯电码的举动不会被特务机关发现？她又凭什么相信“觉悟”之前的李中玉不会发现？不要忘了，影片中的李中玉可是密码专家，也懂得莫尔斯电码。这几日内，如果特务机关起了疑心，检查了衣服，发现了莫尔斯电码，或者李中玉发现了电码去举报了，会怎样呢？不但“老鬼”自己暴露，一切将消息传递出去的努力也将前功尽弃！作为一个谍报人员，既然命都可以不要，怎么可能还会去做这种小女人写日记之类的事情？如果编导这样的处理被视为合情合理，那么，推理下去，就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一个听起来足够冷酷，冷酷到让那些听到周迅MM最后独白而痛哭流泪的女孩子们吓得立马收起眼泪的结论–“老鬼”此举不过是想说：我不是叛徒！也就是说，她是想通过这封在衣服上的留言，告诉今后可能看到它的同志们，虽然我传递了错误信息，但我不是叛徒！“老鬼”并没有那么伟大，至少没有伟大到“无我”的地步，她没有忘记自己的身后事，而且从某种角度讲，她珍爱自己甚至超过了珍爱她的同志，因为在这样千钧一发、不容有失的紧要关头，她冒险做出这样对组织毫无意义的举动，且完全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举动一定不会被发现，可说是彻底地“自由散漫”、“自私自利”和“无组织、无纪律”。

可以看出，尽管我们坐在影院中，享受着超宽银幕、杜比音响带给我们的貌似真实的视听感受，我们却没有看到一个让我们同样感觉血肉丰满的真实故事，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场煞有介事，却又充斥着不平等竞争规则的游戏而已。日伪特务机关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隔绝了这五个人与外界的联系，此时只要保证这五个人不与外界有任何接触，那么，把地下组织一网打尽的目的就可以达到，然而，特务机关却十万火急地想要揪出“老鬼”来，结果弄巧成拙。有如明明动一步卒就可以将死对手的局势，却非要跳十步马去将军，结果反给人家将死，这证明不了对手的高明，只能说明你自己太蠢。事实上，没有人会相信日伪特务机关会愚蠢到这个地步，但编导却一定要这样制订规则：你不能动那个卒，或者干脆这样说：在对手将死你以前，你不能将死对手，好了，就这样玩吧！

电影中“规定”只有“老鬼”和李中玉懂得莫尔斯电码，又“规定”李中玉是，或者一定会是“老鬼”的队友，“规定”特务机关所有人都不懂电报、密码，特务团队中不能有“补血”的医生，“规定”特务团队不能“困毙”对手，只能和对手真杀实砍……这就好像三个人玩“石头、剪刀、布”，事先规定“老鬼”一定要出“石头”，“特务”一定要出“剪刀”，而“李中玉”作为第三方不可以出“布”。到最后自然是 “特务”败北，于是观者欢呼：“老鬼”你太棒了，你是最棒的！正是在这样不公平的游戏规则控制之下，特务机关被塑造成了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一群笨蛋。

问题是，与一群笨蛋玩游戏，很有意思么？恐怕连影片的编剧多少也有些这样的顾虑，所以他给了日本特务头子武田一个因殴打上司即将被遣送回国的背景，又在几场戏中，力图让黄晓明把武田塑造成神经有问题或者至少是神经质的一个人–自我辩护的意味已经相当明显–逻辑说不通的时候，拿神经病说事–很多编剧都熟知这一捷径。再看看特务机关的“手段”，除了“大刑伺候”之外，就只能玩一些小孩子都不屑于用的“骗招”，再有就是貌似“高科技”的“察言观色”与“心理酷刑”。

一般而言,侦查过程中的心理战法，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尤其是没有客观事实证据的情况下，通过心理战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试想一个警察办案，仅靠心理战找出的凶手能够算数么？或许有人会说，当时在裘庄的审讯与警察办案不同，那里不需要确凿的证据，不讲人权法制，然而，难道特务机关连谁是“老鬼”也不在乎么？果如此，干脆把五个人全部杀死不就万事大吉了么？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对真相不必负责，而更在乎那种心理侦查过程中的趣味和快感时，才会放心使用这种心理战术，美国女作家派翠西亚·康薇儿的《开膛手杰克结案报告》，就是通过凶手犯案手法体现的心理特征来推理出凶手的，然而康薇儿是个作家，二十世纪的作家，她借史实来创作，却不必为谁是杰克负责，而且就算是这样，开膛手一案的研究者们，最后也没几个把她得出的结论当真。《风声》中的“身体检查”，就算可以对人的身心造成摧残，然而武田凭什么相信自己的感觉就那么可靠？凭什么相信自己发明的这种“心理酷刑”可以让任何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间谍不得不显露出真正的面目？万一他被骗过了呢？显然，编剧也不知道如何通过实证的方法来找出“老鬼”，所以他又开始自我解释，武田被塑造成直觉异于常人的非凡者，戏不合逻辑，就找来超人来解释，这是很多编剧赖以摆脱尴尬的另一条捷径。

以上花费了大段笔墨来梳理影片情节中存在漏洞，包括不合常理、自相矛盾与不平等的游戏规则，然而，要列举剧本的漏洞并不难，要借此责难编导的不负责任和能力低下，也很容易，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些影片中的不合逻辑之处，却都有着颇和逻辑的现实解释：编导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要影片真正的主角出场：这个主角就是酷刑。上面所列举的一系列情节漏洞，本可以避免的悲剧、毫无实际意义的侦讯、没有公平可言的斗法，这一切的一切，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如果不这样写，就没有这个故事了，从而也就没有酷刑了，而在这部电影中，什么都可以缺少，只有酷刑不能缺少，如果说《风声》的编导是一个赌棍，他的全部筹码都压在了酷刑上面。编导希望能够自圆其说，让观众们自然而然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情况之下，不动刑是不成啦！

电影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有着各种欺骗观众的手段。尤其是坐在电影院中的观众，在漆黑一团，茫然无助的环境里，很容易被影片的视角与观念所左右，同时，影片在影院中的放映是一次性的，绝大多数观众把全部90分钟用来了解表面性的故事情节，反思的机会少之又少，而且大多数观众也没有回味的欲望，所以，影片剧本中很多明显不合情理的地方却实实在在地骗过了很多观众。如果把《风声》的故事口述出来或是写在纸上，听众反而不那么容易上当。电影这种传播手段在欺骗观众方面的优势，同样为酷刑的出场、为其上负载着的意识形态表达准备了条件。

从电影故事本身看，酷刑发生在一个隐秘的场所–裘庄，本来除了受刑者，刽子手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可能旁观，此时的酷刑仍然是隐秘的，正如现下的死刑处决，刽子手将受刑者送上囚车，在深夜里选择隐蔽无人的路线，押赴刑场，处决过程更无半个人可能围观。这就是现代意义上，酷刑的执行方式。

在《规训与惩罚》的开篇，福柯回顾了达米安事件中弑君元凶被公开处决的全过程，又不厌其烦地抄录了八十年后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一份作息规章，而后指出：“它们各自代表了一种惩罚方式。其间相隔不到一个世纪。但这是一个时代。……在众多变化中，我将考虑的是这样一种变化：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引自《规训与惩罚》，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5月北京第1版，下同），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惩罚的意识因素逐渐式微”呢？因为“它经常地向他们展示犯罪，是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从而在最后一刻调换了各种角色，使受刑的罪犯变成怜悯或赞颂的对象”。“因此，惩罚将愈益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这样便产生了几个后果：……它的效力被视为源于它的必然性，而不是源于可见的强烈程度；……惩罚的示范力学改变了惩罚机制。”然而，福柯所称的“现代处罚机制的进程”之一–“示众场面的消失”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并未很早到来。要回顾过去也不必走太远的回头路，在我小时候，还经常可以见到卡车押送受刑者游街示众、大张旗鼓地赶赴刑场的场面，受刑者被武警押送，五花大绑，背后插着牌子，写着某某犯某某某，名字上打着红叉。卡车往往专门选择干线、闹市通过，事后往往要贴出告示，详细叙述罪犯的罪行，并写明处决时间、地点。意思很明显，示众，当时是一个重要性不亚于行刑本身的关键环节。

在中国这样的，具有浓厚封建极权制度残余的国度，“杀鸡儆猴”、“杀一儆百”一度曾被视为最有效的遏制犯罪的手段，然而，福柯所称的“角色调换”却因其深深根至于人性之中的特点，或早或晚都要推动古典时代示众形式的酷刑走向隐蔽的，现代意义上的惩罚。随着酷刑走向隐蔽，一个特殊群体也随之消失，这就是酷刑的围观者。

今天，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像鲁迅先生笔下的众生一样，真实地围观砍头示众的场面，然而电影作为物质现实的复原，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弥补我们缺憾而生的产品，在电影中，酷刑揭开其隐秘的面纱，带领我们再次回到了古典时代的刑场，电影再现酷刑的同时，也给与我们这些坐在电影院中的观众一个全新而又古老的身份：我们成了酷刑的围观者。

许多人对《风声》中的酷刑展现出高度的兴趣。然而，抛开各种展现人类邪恶创造力的酷刑形式，这部电影中的酷刑，与《红岩》等老片中展示的酷刑，并无本质的不同。问题不在于酷刑本身如何，而在于将它展示出来，让它不再隐秘，乃至如海德格尔所说，酷刑“敞开”、“澄明”起来，从而召集围观者，使酷刑重新成为一种 “公共景观”。

而在酷刑“敞开”之后，酷刑的功能就是呼唤围观者的同情，完成福柯所称的，从罪犯向殉难者的角色调换。在这一调换过程中，受刑者“老枪”、“老鬼”，用对自我身体的摧残，唤起了观众的同情之心。（值得注意的是，另两位被怀疑为间谍的人物，一位被描绘成性向不明的男妓，一位则早早进行了自我了断，难道这都是偶然的么？之所以要这样设定，显然是不希望观众的同情之心错用在这样的“坏人”身上）而由电影最后独白所揭示的，“为崇高目的而献身”的理由，则进一步完成了将这一同情心转化为（此处删去五十余字）——多么相似的逻辑啊——因为我付出了代价，所以我理应得到补偿。中国的小学生曾经每每被引导说出、写出这样的句子：“多少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样的想法本来也没有什么错，不过逻辑上却未见得说得通。如果说付出了牺牲，就具有统治的正当性，那么抗日战胜时期的日本人、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同样有大批人死亡，同样付出了牺牲，但不会有人认为他们的统治因此就是正当的。

很显然，为理想而承受酷刑、付出生命是一件很困难，很需要意志力的事情，但只是牺牲本身，无法证明其理想本身就是正确的，更无法证明这一理想的实现就是必然的。有趣的是，《风声》中的一段剧情，自己证明了自己这种逻辑的荒诞性：吴大队长对自己被怀疑为内鬼大不以为然，他解开衣服，怒吼着告诉特务们，身上的枪伤正是他和（删去二字）战斗留下的，尽管身中三枪，他仍然炸掉了“敌人”的碉堡。然而，电影最后告诉我们，这位吴大队长，就是“老枪”。电影中的特务们，没有接受“老枪”的逻辑，然而，一定有很多观众很自然地接受了电影的逻辑，正像一些（删去九字），就情不自禁欢欣鼓舞，至今提起来依然津津乐道一样。

《风声》作为一部爱国主义影片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风声》以新鲜刺激的新式酷刑，揭示了从《红岩》开始所有革命苦情戏共有的老式主题，《风声》为酷刑而生，酷刑为确证（删去二字）统治的正当性、有理性而生。一些人认为《风声》开创了主旋律影片的新形式，从形式上讲，或有几分创意，然而就其根本性的意识形态表述，《风声》依然不过是新瓶子装老酒而已，让这样一部影片承担开创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新时代，乃至展示中国电影新希望的重任，实在有些揠苗助长、强人所难了吧。

《朗读者》，以前的帖子中说过了，除叙事上有那么点瑕疵之外，故事和思想都很精彩。纯媒介单元，即影片的音画、初级能指，相对来说略显一般，但也中规中 矩；《本杰明·巴顿奇事》则近乎完美，知觉、故事、思想各个层面都有相当的高度，展现出浓郁的诗意，饱含着对生命终极真理的深沉思索。不过，意料之中的， 影片上映之时，引发了观众截然相反的两种回应。有的在影院中潸然泪下，而另一些人则进入了梦乡。我没觉出影片的叙事节奏沉闷到催眠的地步，关键可能还是其 表达的思想。尽管采用了电影这一极具亲和力的传播媒介，对普通观众而言，理解生命的时间性存在，从中感受人类生存的悲剧意识，仍然相当困难。没有切实的资 料，不知道国外的观众怎样看待该片，不过，影片原著者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算得上那个时代的流行通俗小说家，他的小说销量不错。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获得了相当多的奖项和好评，而我确实没觉得这部影片当得起这么多的荣耀。影片的知觉层面乏善可陈，有些异国情调，不过以此作为影片的 优势似乎不太公平，否则电影作者的努力方向就可能是成为一个出色的探险家、旅行家。影片的故事不但老套，而且过分依赖巧合。影片最后，似乎是在强调忠贞的 爱情改变了两个流浪儿的人生，可惜无论怎样辩白，男主人公最后仍然只是“猜”中了结果。所以，与其说是爱情的力量，不如说是观众普遍的心理诉求改变了剧中 人命运。有人说，影片充斥着中产阶级价值观，我看有一定道理，娱乐片最实用主义的功能，也许正是充当残酷现实中人的一支麻醉剂。当然，就作为娱乐片，本片 还是可以一看，只是别堂而皇之地标榜自己多么艺术，依我看，影片作者和电影本身似乎没这个企图，倒是一些观众蛮希望它成为经典艺术品。另一部娱乐片，《博 物馆奇妙夜2》，倒是给了我不错的观感，第一部，是在北京看的，当时和其他一些大片同一档期，时运不济，票房一般，我也是在其他影片时间不大合适的情况 下，选择看这一部的。结果觉得挺好。简单、有趣、流畅，动画做的也不错，作为一部娱乐片，拍成这个样子，很不错了。这次的续集，延续了第一集的特点，同样 是佳作。其实影片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有趣、不虚伪。本来就是一部逗人开心的耍笑片，就不必立什么牌坊，装什么X，将快乐进行到底，OK。

我觉得，艺术终归是让人幸福的。无论一部影片是悲剧还是喜剧，最终是要引发幸福的感觉，反正不能让人觉得郁闷，即使悲剧的话，引发的也应该是悲壮的感觉， 要让人觉得悲惨、害怕、堵心，就失败了。《南京！南京！》就是这样一部失败的“力作”。陆川和他的同僚们努力了四年拍出这样一部作品，令人失望。

影片给人的感觉像是完全不懂观众心理，完全不考虑拿捏尺度。悲剧给人悲壮的感觉，悲壮的感觉其实最终仍是一种幸福感（想想俄狄浦斯最后的话）；惨剧给人悲 惨的感觉，悲惨的感觉只能引起恐惧和排斥，无论如何引不起幸福感。此片亦可当作灾难片、恐怖片来看，但作为灾难片，它不会引发对于人类存在危机意识的思 考；作为恐怖片，它不会让人们对于人性之恶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此外，我认为这部影片不该归类为战争片，它只是故事内容涉及战争的影片。

影片的叙事没有章法，节奏沉闷，视角混乱，人物太多，每人的戏份却太少，结果所有人的形象都很平庸，包括似乎是作为“重点”叙事视角的那个日本军官。

影片的思想，与其说是模糊不清，不如说是各种思想自我消解。作者的想法太多，想要表达的也太多，可惜艺术这种东西，往往越是用（蛮）力，越是不讨好。典型 的是影片的结尾，日本军官放了胖子和小孩儿，他们死里逃生，又是跳，又是笑，过节一般。作者想表达什么呢？我的天哪，不过是畏死而已！虽然我向来反对用道 德标准（尤其是所谓国家道德）代替艺术标准去评判艺术作品，但看到此处也不禁皱眉：小孩子不明事理也就罢了，在一位女士刚刚为救自己而献出年轻的生命之 后，这死胖子居然还能笑得这么开心？！

从网上的评价看，观众对此片褒贬不一，但喝彩者也好、愤怒者也好，主要是出于国家道德和民族主义观点，说白了吧，爱国还是卖国。据说某地区教育部门把此片 定为小学生必看的爱国主义影片之一（阿弥陀佛，饶了孩子们吧，看看那一段日本军队祭祀阵亡将士的段落，自鸣得意的陆川先生明显是在拍恐怖片，影片中的中国 战俘已经吓得够呛了，何必再拿这些去吓唬孩子？）；另一则报道则是某位“义愤填膺”的人士声言要取“卖国贼陆川的狗命”。抛开别的不谈（实际上是因为我对 此片爱国还是卖国这个问题没什么兴趣），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影片“无立场叙事”的失败。

还有一些人士企图拿本片和《辛德勒的名单》作比较。我以为意义不大。倒不是优劣高下的问题，而是文化环境差异太大了。二战前，在欧洲的犹太人散落各地，虽 然有聚居区，但没有像中国那样长期相对稳定和统一的民族国家，那时候的犹太人，可以说缺乏象中国人一样的国家意识（尽管许多年以来，他们始终期盼回归那片 上帝曾经许诺给他们的“流着奶与蜜的土地”）。因此，犹太人的生死观，与宗教的联系远比与国家政治的联系紧密的多。正因为这种差别，一个犹太人可能仅仅作 为一个人而死去，而一个中国人却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人而死（他尤其不能在电影中作为一个人而死）。一个犹太人被屠杀，他可能会呼喊：“上帝啊，你抛弃我了 么？”；而中国人则显然不会，在根深蒂固的“有国才有家”的传统之下，个人价值总是排在末位的中国人当然会高喊：“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如果他是党员的话）。这样，陆川就面临一个问题，在中国发生的这场屠杀，具有反人类和民族灭绝、国家侵略的多重性质，从这个角度讲，拍这样一部影片比 《辛德勒的名单》要难得多，后者就是反人类、种族灭绝，一心一意从人道主义立场拍就可以了（当然，这里忽略两位导演功力、技巧上的差别）。事实上，陆川的 作法，也印证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不定。最后他选择了一种折衷的态度、暧昧的立场，并安插了太多概念化却又都表意不到位的人物。

南京大屠杀就是这样一个杂糅体，这场战事、这场惨剧本身就复杂，国人对它的认识更复杂，人道的、民族的、国家的、国际的、主权的、人权的、和平主义的、复 仇主义的，多个角度、多种立场都强调自身的正当性，把这样一个题材搬上银幕，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至深的驾驭力，对目前普遍外功花哨、内力不足的中国导演 来说，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外国导演来拍也未见得怎样，一个中国导演去拍《辛德勒的名单》，即使不如斯皮尔伯格，也不会很差，而一个外国导 演来拍南京大屠杀，可能得到的评价比陆川更差。对南京大屠杀这个特例来说，题材难度是根本的障碍，电影作者个人的功力未见得能给与多大的帮助。

其实，中国人已经不把南京大屠杀当作一场电影来看待了，甚至我们从不曾把它当作一场电影去看待过。因此我认为，如果把导演拍摄电影的动机仅仅限制在“为艺 术而创作”，那么陆导一开始选择这个题材就是错误的，他不但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也过高地估计了观众的审美能力。没有适当的距离，审美就不会存在。一 个陷入痛苦不能自拔的人，绝不会理性地去思索他的痛苦，以中国一般观众目下的心态，根本不适合观看这一题材的电影。之所以面对《辛德勒的名单》，他们会齐 声喝彩，至少部分是因为那毕竟是一个外民族、外国发生的事情，无论如何都可以拉开了一段审美距离（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伽达默尔所谓的“视界融合”，一个中 国人观看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与一个外国人观看，是两种观看；一个犹太人观看《辛德勒的名单》和一个中国人观看，同样是两种观看）。

麦茨指出，电影具有“半梦”性质，这个“半梦”说得极精准、极到家，真正做梦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身在梦中，他完全陷入了故事；完全清醒的人则纯粹是在冷静 地观照，他可能得出各种美学结论，却不会体会到真正的美感；只有在“半梦半醒”之间，观众才可能同时获得感性的享受和生发理性的思索（或可看作是布莱希特 理论在电影界的一种表述）。可见，无论是中国观众的心理、文化准备，还是电影的各个形式化层面，都未能造就这种“半梦”的间离氛围，这已注定了影片的失 败。

《朗读者》

和几个朋友谈起《朗读者》（The Reader）。我说，对片中的女主角因耻于承认自己不识字而坐牢感到不很理解。一个朋友说，因为你不是文盲，所以你不理解那种被排除在文化秩序之外的自卑感；而我以为，这种自卑和羞耻确然存在，但尚不足以让一个人为此选择付出生命（或是终身监禁，某种程度上，这是比死更严厉的惩罚）。

讨论本可能就此深入，不过另一位朋友的话，把焦点引向了对影片主题的不同理解上面。影片女主角所犯下的罪行，是制度化暴力的产物，而她所做的，只是在制度化暴力的框架下恪尽职守而已。当然，在法律层面，这不能使她得到豁免，但在政治哲学层面，却无疑形成了一个悖论，这一悖论，则显然是影片的“故事价值”所在，如果把影片的编导看作一个赌徒，这也正是他们押下的最大的赌注。然而，这位插话的朋友的朋友，一位女士，完全没有看出这层意思，她把本片理解为“一个小男人为一位老女人付出了一生”的故事。

那位认为本片女主角的行为顺理成章的朋友，于是借机反驳我日前批驳一篇帖子的行为。那篇帖子很可能来源于一位宗教诚信者和传播者，说的是：绝对的自由只有在天国才能实现，现实世界是没有的，因此现世的自由不值得追求。这篇帖子曾引起我的强烈不满。我这位朋友的意思，是说要允许别人有不同的理解，正像对《朗读者》这类影片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意见一样，因此，我的愤怒和驳斥没有必要。

所有的论题都铺开了，看来焦点仍旧是一个“不同理解”的问题。就来说说我对“不同理解”的理解吧。

首先要有一个界限问题。界限的模糊不清几乎是绝大多数讨论无果而终的病灶所在。如果我说一部作品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期的乐观主义和建设新世界的冒险精神，那我可能是在说《鲁宾逊漂流记》，但我绝对不是在说《红楼梦》。无论一部作品具有多丰富的内涵，多深厚的张力，多复杂的表意系统，对她的理解，都存在一个边界，一个最终的边界，圆周之外的理解，无论如何是不正当的（当然，这一边界有时候显得很模糊，这很可能是因为许多界于边缘的理解的存在，但不能精确把握的边界仍然不能否定边界的存在）。0和1之间的数可能有无限多个，但1.1，-0.1就绝对不属于这个范畴，因此，我们在说“不同理解”的时候，总是含有一个不必多说的前提，那就是这些“不同理解”显然在边界之内，或至少不能离开边线太远，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理解”或多或少，总能从本文获得支持的理由。

接受美学取代新批评成为西方美学的主流是有其必然性的，但也同时存在一些矫枉过正的问题。比如本文从来不是完全被动的，作者也不是，仅仅承认读者的理解才是正当的，其实从根本上消解了阐释问题。日本一位推理小说作者，写了一本《红楼梦杀人事件》，赖尚荣成了福尔摩斯，贾宝玉成了莫里亚蒂教授，某种意义上说，也别有趣味，但这显然是文学创作，与阐释无关，完全超越了本文的理解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在界限之内的“不同理解” 固然可能很多，乃至无限，但并非每种理解都是等价的，不存在唯一的解释，不能等同于不存在故事的“主流价值”。这里之所以不说“主流理解”，是避免他人误以为这里的主流和非主流是一个人数多寡的概念。事实上，故事的主流价值和非主流价值，与其背后支持的人数多寡无关，这又是一个本文大显身手的舞台。比如《朗读者》这部片子，不同的理解可能很多，比如恋童癖的（事实上，影片如果停止在庭审前的部分，很可能真的成为《教室别恋》之类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滥觞）；再如福柯式的，话语与权力结构象征；德里达式的，文字秩序的压迫；拉康式的，从镜像阶段走向父的秩序；女性主义的，女性历史的被动书写……，然而，本文所 “提示”的主题依然明显，也就是前面所说，人在制度化暴力中的生存状态和道德悖论。这是影片作者倾注了全部的努力、全部的笔墨要表达的思索，余者则是作者书写过程中造成的张力、空白点而产生的别样化趣味。故事片的主流价值，是合乎影片叙事逻辑的结论，尽管如前所述，它与支持的人数多寡无必然联系，但一般的，都会得到大多数理想读者（或者被正确预期的读者群）的认同。

有一种情况是故事讲得不好，故事的主流价值显而不彰，其他一些价值反成为主流，左右了读者的理解，事实上这种例子在许多电影和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一位朋友说，对女主角在庭审时的选择，小说原著中的表现可能会比电影中更容易得到读者的理解，我相信这话是有道理的，思想的辗转反侧，用文字表现应当比用镜头更加方便，这是文学的天然优势之一。说到这一情节，我坚持认为是影片的一个瑕疵，按影片的叙事，前半部分交代女主角对文盲的羞耻感的内容仍嫌少了些，不足以支撑庭审时那种宁可选择一辈子坐牢，也不愿暴露自己不识字的“非常选择”。

作家马原曾对他的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哪种情况下，一位母亲会杀死自己的儿子？”有学生以森村诚一的小说《人性的证明》为例，回答老师的问题，马原不以为然，他认为，除了在不知道对方是自己的儿子的情况下（误杀），一位母亲总也不会杀死自己的儿子（谋杀）。我以为马原的结论有两处可疑，其一，在《人性的证明》中，母亲是在一时的“非理性”的冲动中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从法律上讲，当然是谋杀，但现实中，却只能算不怎么“谋”杀；其二，马原的问题本身是针对现实生活，还是艺术作品？如果他不明确这一界限的话，要我来回答，我会说，一位母亲在“艺术作品”中会杀死自己的儿子。其实，我以为讨论艺术作品中的情节可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意义不大，关键的问题反而是这一情节在艺术作品中是否可信，更有意义的是研究那些成功的作者是如何把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变成艺术作品中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森村诚一的处理不错，而《朗读者》的作者，还欠一点火候。这一方面与上面提到的电影表现手段有关，一方面和作品的叙事详略、节奏有关，作者对男女主角之间性爱关系的表现，仍然略多。王志敏教授曾说：“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的性爱和暴力段落，往往既不是审美因素，也不是艺术因素。”此言不虚。

还是回到对电影主题的理解，一般的本文不会产生许多等价的故事价值，主流理解确然存在，这在以大情节、全知视角叙述的主流故事片中几乎没有例外。当然，也有一些本文很难找到占优势的故事价值，在电影领域，一般出现在一些小情节、无情节的实验作品中，为数从来不多。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所谓“故事价值”、“主流价值”，当然是指作品整体的主题，或者通俗的说是中心的思想。如果仅就作品的部分内容作意识形态批评，当然不在讨论范畴之内；此外，一些不同层面的理解也与这里的讨论无关，比如美学层面的，讨论的是本文中形式化的因素，在这方面，结构主义那种保留价值判断（正误和高下）的态度也许是值得注意的，这种探讨可能真正彻底地属于“见仁见智”的范畴。

还有一类无论形式层面还是内容层面都可能存在的理解，那就是错误的理解。之所以说对本文的理解往往没有正误之分，指的恰恰是那些不能用正误来评判的理解，上面所述的各种对《朗读者》主题的可能理解，都属于这种理解，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的令人惊诧，总能在逻辑上自圆其说的理解。赵汀阳说，如果思想的正误终归有一个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可能是逻辑，此话深得我心。那些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解、观念、思想，就是非法的理解，逻辑是思想的法律。那位宗教虔信者的观点，显然就是这种对自由的非法理解。如果说 “绝对的自由只有在天国才能实现，现实世界是没有的”还算是正确的观念（尽管是形同废话的观念）的话，那么因此得出结论说“现世的自由不值得追求”就是十足的、狗屁不通的谬误。且不说天国是否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宗教许诺的无限自由即使能够实现，也并不妨碍世人去追求现世的有限自由。如果说人终归是要死的，所以人根本就用不着活着，这是何其荒唐的事情？本人最讨厌的，就是某些基督教徒这种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无聊宣传，这里之所以说某些基督教徒，是因为基督耶稣也曾言道，天国的权力归于上帝，罗马的权力归于皇帝，把天国和俗世分的很清楚，某些基督教徒不仅仅是不懂自由，其实连宗教都不见得真懂。更无聊的是，某君这种论调，与新左派及其他自由主义的反对者简直如出一辙，有人说过自由主义政治追求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为所欲为的自由么？有人说过自由主义政治追求的自由是精神病患者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自由么？偷换自由的概念，把自由主义者指为无政府主义者再加以反对，这种下三滥的伎俩，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们用了那么多年，居然还不嫌烦。一个成熟的宗教信徒，关心的是天国的事务，更不会反对世人追求现实世界的自由和幸福，让天国的归于天国，让俗世的归于俗世，一个人求升天国，还是只愿意留守尘世，都是每个人的自主选择，有必要互相攻讦么？有必要认可一个，否定另一个么？

至于我的批驳和愤怒，我以为完全无关言论自由问题，我只说他说的不对，没限制他说话的权力，我也没这个本事。事实上，历史上对言论自由的最大干涉，恰恰正是出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那些前辈们，如今失去了裁判所和火刑柱的信徒们，又开始玩弄话语暴力了么？谁在干涉言论自由，不是很清楚了么?

所以，我对某君这个帖子的态度，实际上与对《朗读者》主题的理解是两码事，不合逻辑的错误理解根本不配称为理解。我始终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某些问题，依然有真伪之分。

《午夜巴塞罗那》

伍迪·艾伦的电影，我向来不是特别喜欢。尽管他很敏锐、风趣，还有英语说的Irony，反讽。不过他也太饶舌，特别是喋喋不休的旁白，让人感觉他似乎更适合去百老汇工作。我喜欢用足够的冷漠包装的激情片，喜欢患上失语症的主角，比如《独行杀手》。我以为，即使是电影中角色的话语，也只适合出现在影片中的人物不得不说话的时候，电影不是话剧，一部你听录音剪辑都可以明白的电影，不是好电影。当然伍迪·艾伦电影中的对白一向还是很出彩的，只是我个人以为如果再少一些炫技的话，会更好些。更为重要的是，伍迪电影的魅力不仅仅在旁白和对白上。相比之下，他电影中对人性、情感、心理的细腻刻画似乎更有理由得到评论者足够的关注。

相比伍迪一贯的主题与风格，《午夜巴塞罗那》没有多大变化，爱情、性、家庭、道德，多角关系中的人物微妙复杂的心理冲突，一句话，就是男男女女之间的那点事儿。维琪和克里斯蒂娜从纽约来到巴塞罗那度暑假，遇到先锋画家安东尼奥，画家与两个女孩子搭讪，提议一起去某小镇度周末并作三人行，当即遭到已经订婚且思想趋于保守的维琪的拒绝。而性格开放、喜爱艺术的克里斯蒂娜却欣然同意。他们来到小镇参观，当夜维琪再度拒绝了安东尼奥一起做爱的建议，而克里斯蒂娜却来到了画家的房中，不过在紧要关头，她的胃病犯了。克里斯蒂娜养病，画家就带着维琪在小镇闲逛，午夜，两个人听完吉他演奏回来，画家与为吉他演奏感动不已的维琪有了鱼水之欢。回到巴塞罗那之后，安东尼奥因为维琪即将结婚，就再没和她联络，他与克里斯蒂娜同居了。此时画家传说中近乎疯狂的前妻伊莲娜又闯入了两人的生活，莫名其妙地，克里斯蒂娜接受了伊莲娜的回归，甚至与其发生了肉体关系，三人一起度过了一段奇特而愉快的时光。直到暑假即将结束，克里斯蒂娜希望能够到法国冷静地思考一下自己是否还要继续这种奇怪的关系。她离开之后，画家与前妻又回到了以前的势不两立的状态，终于分手。与此同时，已经结婚的维琪对自己婚后的生活产生了厌倦，最终，他与重归单身生活的画家见面了，欲行欢好之时，画家的前妻用手枪打碎了他们的浪漫。幸好，没有人死亡。维琪和克里斯蒂娜离开巴塞罗那，维琪继续小资产阶级家庭那种平淡无奇的生活，克里斯蒂娜继续寻找自己的爱情和人生。

影片被归入喜剧类型片，显得有些教条，当然归入悲剧可能更不恰当。要是有“无奈剧”的话，倒是比较适合。这部戏，伍迪不过是重复了一个人们再熟悉不过的问题：爱情有什么道理？刚刚出场的维琪，作为理性和保守的代言人，口中喋喋不休的，是传统道德、礼貌、规范，然而只消一个周末，一场吉他演奏就难以抵挡画家浪漫的诱惑。而反倒是性格开朗奔放的克里斯蒂娜，未能践行与画家的床第之约，虽然是一场溃疡坏了好事，然而这生理的症疾无疑是心理的障碍所致。这就是伍迪的反讽。他还唯恐观众不能明白，赶紧补了一个情节：画家再次邀克里斯蒂娜喝酒，维琪问她，你不是胃不好么？她说，其实少喝一点没关系的。甚至这还不够，还要用旁白补一句：“这一次，克里斯蒂娜准备好了”。这一串组合拳，伍迪显然是冲着理性、道德来的，维琪所坚守的理性、道德、婚约、贞洁等等，在伍迪看来，都是那样经不起推敲，在激情面前她们甚至经不起吉他曲般的温柔一击。然而，就此可以说伍迪是抱有反道德、反理性思想的艺术家么？并非如此。

画家安东尼奥也并未被伍迪写成轻薄浪子。他有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观念，然而也并非完全凭着非理性的激情行事，他与维琪发生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希望她能有婚前最后的疯狂，回到巴塞罗那之后，他冷静地中止了和维琪的联系，以至于被符号化的礼仪规范荼毒过深的维琪要责备他：怎么可以和人家做爱后连一个电话都不打。在安东尼奥希冀的爱情中，双方充分自由，没有任何芥蒂，没有一丝一毫需要双方忍耐的东西，他深知已经结婚的维琪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他所构想的爱情，他不希望爱情带给她任何的焦虑。

同样，表面上富有激情的克里斯蒂娜也并非疯狂到底。除了胃病的暗示，她最终选择中止和画家、画家前妻三人的复杂关系，一样暗示了理性的复苏与回归。从全片看，似乎只有画家的前妻伊莲娜作为属于非理性的、疯狂和激情的象征，为了所谓的爱情，她可以对丈夫刀枪相向，也能够和前夫、情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而没有丝毫的尴尬。伊莲娜是符号世界之外的旅行者，按拉康的说法，她在黑暗混沌的实在界徘徊，克里斯蒂娜则在想象界中游弋，而维琪只是与想象界擦身而过，终于回归象征界，接受符号世界的种种“父的”话语。

由此可见，伍迪·艾伦并无意张扬非理性的力量，无意对道德传统作出挑战，伍迪不是戈达尔，不是拉斯冯提尔，他只是一个狡猾的旁观者，你很难知道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态观察现实生活中作为理性和非理性的混合体而生存的人们。伍迪没有态度。他只是借这个三女一男之间分分合合的故事，传达给我们一位73岁老人的人生体验：理性对爱情基本无用，而非理性则会毁掉整个生活。

《集结号》

据说，不少人看完《集结号》，哭了。按说，这本足以昭示影片的成功，无论如何，催人泪下，总也难能可贵。我也颇有些感动，只是没哭。从影院走到家，不长的路，随即便有一问：我为什么感动？人要说，感动就感动，问他做甚？当然也听凭自便，做如此想的，便无需再往下读。而我，则不但对那些为民族自由解放流血牺牲的先烈们抱有崇高的敬意，也对古往今来为那些多余的问题做多余思考的多余者，怀着莫名的亲近之情。

我的感动来自电影本身，还是电影之外？恰如购物与受礼，前者感动于器物，后者则感动于附着在器物上的情意。同理，电影的主题是否深得我心，与其形式、技法是否成功也是两个问题。《集结号》呼唤人之为人的价值，用时髦的说法：志在解构共同体价值VS个人价值的二元对立形而上学。吹“集结号”，虽不过是一种撤退的命令，却与谷子地苦苦寻找的“烈士”封号一样，象征着对生命与牺牲的认同。这种认同，当然包含长期被集体主义价值观压抑、排挤、消解之后的委屈和逆反，包含被单一化意识形态经年累月重压在每人心底的声音。《集结号》开了一个出口，小虽小，却正是从这出口，一些观影者找回了久违的、哭泣的感觉，流下了积蓄已久的眼泪。然而，相对于影片如此“高贵”的主题,编导们的叙事水准和电影技法，却又不尽如人意。单从美学的角度考虑，本片难称成功。以下，试述之：

先说说场面。本来，战争只是背景。表现人性，未必就得打仗，将故事推向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方面是故事天然的时空，另一方面是这种时候，人命，最易被忽视，“战争嘛，总要死人的”–可也正因为“命如草芥”，才最考验局内人与局外人对生命的尊重。所以，表现战争的场面，没有问题。问题是，这场面惨烈虽也惨烈，血腥虽也血腥，却与影片主题有些脱节。

毋庸置疑，《集结号》，还有那些被网友们频频拿来比较的《拯救大兵瑞恩》、《太极旗飘扬》中的战场厮杀，比老战争片要真实好看。这多半得感谢电影技术的发展。冯小刚们所能运用的手段，老导演们可能闻所未闻。然而，科学终归代替不了美学，让技术为影片叙事服务，恰如用利剑相助于比武，还得看使用者的真功夫。

如此看来，《集结号》中的姜茂财舍身炸坦克，与《董存瑞》中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差别仅在场面本身。对观众来说，被子弹打穿脖子、被烈火烧焦全身、被炮弹炸成碎肉，除了视觉观感上的冲击力–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感官刺激–还带来什么其他的感受与思索么？观众的感触，究竟是源于对烈士们流血牺牲的敬意，还是更多地出自对鲜血淋漓的生理反应？走在街上，看到车祸，遇难者被撞得血肉模糊，也可能让我们心生悲悯，但我无法把这也称作悲壮。惨烈不等于悲壮，惊异不等于真实，同情也不等于感动。

杨金远的原著中也交代了这场战斗，只写了这么一段：

“老谷和一连的战士们在生命的厮杀中苦苦等待，从傍晚等到午夜，又从午夜等到天亮，一整连的战士打退了几十倍于他们的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连战士从上百人牺牲到只剩下几十人、几个人到全部阵亡。”

杨金远是对的。故事要讲的，是为牺牲寻找“说法”，不是要讲战士们怎样“死法”。“死得惨”不能说明“死得值”。连长谷子地要为战士们的牺牲“讨说法”，当然也不是因为感觉他们“死得太惨了”。电影的宣传语说的好：“每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一个为人类解放事业奉献终生的人，即使寿终正寝，也同样永垂不朽。

对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兄弟连》中的一章，或可明显看出区别：这一章描写在巴斯托涅的战斗,美军101空降师E连，也就是这部连续剧的主角，奉命坚守这个比利时小镇。这时正值严冬，连日大雪使得空中补给无法进行，盟军缺医少药，在重围之下，形势危急。熟悉二战史的人都知道，巴斯托涅是突出部战役的转折点，也是盟军诺曼底登陆后进行的最惨烈的战斗之一，尽管最终盟军获胜，但无数战士埋骨于此。斯皮尔伯格一反战争片老套，从E连军医的视角，略写战争场面，详写补给困难。其中也写到牺牲，特别是一位战地护士的死。这位军医往来于镇中心用作医院的教堂和前线之间，与这位女志愿者相识，渐渐地产生了爱情。然而，还未及表白，这位战士就见证了女护士的死。前线缺少绷带，他跑到教堂找补给，恰在此时，教堂被炮弹炸毁了，当他冲进去寻找的时候，只是找到了她生前总是围着的，一条蓝色头巾。他默哀片刻，就被叫走了。翌日，为一位伤员包扎，本能地伸手到怀里取绷带，然而，已经没有绷带了，只掏出了那一条蓝色的头巾。看着这条围巾，他沉默了。有人问：“怎么了？”，他回答：“没什么”，说着，将这条头巾当作绷带，裹在了战士的伤口上。

这样的叙事，没有惨烈和血腥，我却永远记住了那位军医和那个护士，记住了他们的牺牲以及对和平与爱的那种纯真而坚韧的渴望，也记住了导演那一份深沉的人文关怀。而冯导把电影将近一小半的时间分配给残酷的战斗，对主题有多少帮助呢？唯一的帮助就是说明这些战士都很英勇，视死如归；对叙事有什么作用呢？最终我们获得的信息还不是和杨金远原著中的那段话一样不多不少：“除连长谷子地外，全部阵亡”。

从《英雄》的胡杨林决斗到《集结号》的血肉横飞，我发现当代中国大陆几位明星级导演共有的一个误区：看重视觉单元的冲击力，忽略叙事系统的结构性。换成文学里的说法，便是“有句无篇”。把电影拍得“好看”，当然没有错。但以为一些镜头、场面吸引眼球、刺激神经就是“好看”，未免成了一种自恋，最终要走向迷失。故事片首先是一种叙事。每个视觉单元的力度与节奏，不能脱离整个叙事系统去单独考虑。

再说说对白。对白是冯小刚电影的“招牌菜”，可能也很对一些人的胃口，说老实话，我也常为这些对白的幽默感所打动。但是，电影不是电视小品。电影是影像的艺术，话剧才是对白的艺术。“小品化”的对白放在电影中，乍听上去好玩儿，回头一想，又觉得也只剩下个“好玩”罢了。试问看完《集结号》，除了惨烈和鲜血的镜头，有多少影像让人印象深刻呢？茶余饭后，我们会说谷子地说的哪句哪句话真逗，却说不出哪个镜头拍得真感人–说哪个镜头真骇人倒有些可能。

以无名战士墓场一段为例，漫山遍野的墓碑本可以拍得到位一点，可怎么看都像砍倒了半截的一大片树林。非得借助谷子地和王金存媳妇儿的对话来告诉观众：这都是无名烈士的墓碑。谷子地最后还不忘说一句动情的话：“爹妈生下来都是有名儿的，怎么就都变成无名了呢？”–初听上去，确实感动。静下来一想，又觉得有三分作伪。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难道不明白战争中总会有很多很多无名英雄，连美国这样的国家，二战、越战时，也常常不能记下每个牺牲者的大名，这与爹妈生下来有名儿，实在是两码事。若说，情之所至，没了逻辑，或许也勉强说得通，但这样一来，这句话也无非是表现了谷子地悲痛过度而已。

谷子地和王金存媳妇儿的对话，还出现了好几次，几乎都不成功。一次是两人在小溪边，王金存媳妇儿问王金存死的时候怎样，谷子地说很齐整，头发一点不乱。前者的来言，有点煽情的意思，谷子地的去语却是一个善意的欺骗，而且是对方完全可以明白的欺骗–这本来可以是个很动情的段落，然而影片拍得非常平淡，貌似就是两个演员把准备好的台词说一遍了事。其实，只要几个节奏变化，就可以把力度显现出来，不知为什么在这种细节上，导演却不肯浪费一点点胶片。同样的例子还有，最后王金存媳妇儿得到“上头”终于找到团长刘泽水的消息，跑来告诉正在高台上值守林场的谷子地，谷子地听到消息，木然的表情一带而过，然后爬下梯子，言道：“你们可别诓我，别诓我”–听起来也很动情，可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影片中除了团长刘泽水“诓骗”过谷子地，没人骗过他啊，王金存媳妇儿、大烙饼等人可曾骗过他么？而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刘泽水没让警卫员吹集结号的事情。 “上头”也是因为没有证据，就算是一定要说成“刁难”，但“刁难”总不是“诓骗”吧。同样是这一例，王金存媳妇儿急急跑来，眼中含泪，毕竟事关9连全体战士以及自己前夫的烈士封号问题，可以理解，但一出口就露了馅，那逻辑，那叙述，多清楚，多明白，一个多余的字儿都挑不出啊，这哪里像一个心情激动的女人在讲话？由此，我看出冯导的对白功夫，的确是笑话可以，口语不行。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影片开始，谷子地和指导员在战火中互相喊话，在前方战士一批批倒下的时候，两个人为该不该往前冲发生冲突，本来谷子地喊一声“就是不行”，足可以了，却要用一句长长的俏皮话：“谁要是想把脑袋往……”,又不是在战斗打响前的战壕里聊天，表演“革命乐观主义”实在不是地方啊。

总之，冯导在这部电影中设计的不少对白，看似光鲜漂亮，实则莫名其妙，该用力的地方偷懒，该老实的地方反而花哨。幽默的对白，套用一个被说烂了的说法儿，那叫“双刃剑”。而拿起这双刃剑自宫的原因，是叙事的基本功不够，要借影片人物的口，把故事情节的发展交代出来，说导演自己想说的话，解释给观众听。这是典型的“小品”拍法，电影这么拍，本身就成了幽默。

再来说说冲突。冲突，我以为就是给人物设置障碍的，妨碍他或她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这种障碍可能是时空，可能是他人，可能是自我的心理，可能是文化、习俗、权力……。谷子地为烈士“正名”遇到了哪些障碍，又是怎么解决的呢？主要就是没人证。连里人全死光了，部队番号撤消了，问谁谁不知道。这个障碍虽然说得通，不过毕竟是个客观的障碍，绝非人家知道而故意不告诉你。组织上呢？据谷子地自己说，给组织打了很多报告，没下文。请注意，在影片里，这完全是一句话，表现打报告的镜头一个也没有，也许导演不屑于用这么“俗套”的办法来讲故事。组织上来调查了，虽然来人的问话很不礼貌，可还没说两句谷子地就怒了，好像以前接受过很多这样的无聊调查一样。去找战士埋骨的窑，成了煤矿，矿里的工人不知道老头要干什么，可在谷子地一镐一镐地挖煤堆的时候，人家不也只是问“你跟矿上说了没有？”又没说不让你挖。最后，冒出一个“张政委”来（此人或许是前半部分宣读给谷子地处分的那个人，但影片没有交代），组织上找到了这个人，于是有了人证，烈士们有了“说法”。这个结尾怎么看都像硬安上去的，它无疑消解了“组织不可靠”，“不重视人的价值”的疑虑，毕竟人家在找嘛，只是现在才找到。这下可好，本来是谷子地“求告无门”，现在变成了谷子地“心太急”。

一个人历经重重险阻，克服各种艰难困苦，终于得偿所愿。我们先会感叹：“太不容易了！”,后来会感叹：“功夫不负有心人！”而谷子地呢？他被炮弹震聋了耳朵，被地雷炸瞎了一只眼睛，可这与他为烈士“正名”有什么关系？他的部队番号恰好取消了，认识他的人恰好都死了，而物证恰好被煤堆掩埋起来了，组织上想帮他又恰好一时间找不到关系人……这样，组织上最后给了他一个交代。我们同样会感叹，但前面我们会说：“太不幸了！”，后面我们则说：“太幸运了！”

说到这里，我想本片的编剧刘恒先生可能需要付一定的责任。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叫《云水谣》，似乎也是刘先生编剧或是文学指导，那本来是个悲情十足的好故事，可惜很多细节不到位，勉强能看，看过了毫无感觉。状情状物，矛盾冲突，悬念设置，详略安排包括对白的设计，这本就是每种涉及到讲故事的艺术形式共同的基本功。我不反对现代、后现代，不反对突破传统，但马步都站不好就想练葵花宝典，纵使引刀自宫又能有什么成就？当然，中国编剧的创作环境自然也得考虑，这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就不必在下多费唇舌了。

最后来说说人物。主要人物谷子地的塑造还算成功，但也有一些“奇妙”的地方：团长刘泽水为保证全团撤退，没有让警卫员吹集结号，放弃了9连全体将士的性命。为保证更多人的生命，牺牲少数人的生命，虽然也于理不通（一个人的命也是命啊），但在那种条件下，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谷子地在刘泽水墓前的表现开始时是挺精彩的，后来被劝了两句，忽然就转变了，这转变也来得太快了点。堪与之比快的，要算王金存的转变。从一个冲锋时尿裤子的知识分子，看了几具血淋淋的尸体，挨了几回吓唬，就变作了可以拉响炸药，宁死不做俘虏的壮士。不是不可以这样变，但谷子地和王金存都不是孙悟空。由此不觉又想到，倘若前面省下那些拍厮杀场面的胶片，加点情节，让性格转变来的顺理成章一点，岂不更好？

最后的最后，是次要人物。电影中出现了很多战士的名字，故意起得都带点“乡土气”，战士间互相呼来喝去，声音不小；给王金存介绍的时候全面地说了一遍，最后还借助宣读一张迟来的烈士任命书，把这些名字又一一宣读了一遍。这名字大概都记住了，可看过电影之后，有谁记得罗广田与吕宽沟是谁和谁？有谁记得他们牺牲的先后顺序？问题在于，冯导可曾把这一个个名字当作一个个不同的人物来对待么？这些战士各个作战英勇、视死如归、说话都很土，又都有点冯小刚分配给他们的幽默感–个个如此，但也个个只是如此。以至于我根本没有想到去对照电影开始时“大腕总动员”式的演员表，寻找他们在电影中有什么表演。

与影片的主题相对照，这甚至具有了一种讽刺意味：谷子地致力于让无名烈士变成有名烈士，导演也拼命想让观众记住这一个个可敬可爱的英雄，为此他花了那么大力气拍摄惨烈、血腥、残酷的战场厮杀——结果，名字找到了，人却丢了。

如果说，冯小刚导演的这部电影是体现人本价值的话，冯小刚导演的叙事技法却没让我看出哪里以人为本。须知先有以人为本的心，才有以人为本的艺术。

《色·戒》

一部艺术作品，有美学价值，也有社会价值。我反对以道德、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去评判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同时，也赞同就其表现出的诸如道德、意识形态的取向进行社会文化评说。但，无论哪种批评，哪种思想，其论述应当有理有据，论据能充分支持论点，论述能符合逻辑，否则的话，虽不因此就取消其说话的权力，但说服力就会打折扣。

女作家阎延文说《色戒》是美化汉奸，我对这个论题没有什么“先验”的看法，只要能自圆其说，我便同意，否则，便不同意。

此外，我觉得美化汉奸这个提法本身确实有些不精确，美化汉奸和美化那个汉奸（丁默邨），是有差别的。

来看阎女士所说的色戒美化汉奸的策略：

其一，演员造型的美化：张爱玲小说原文中的易先生，是个“矮小的男人”，头发微秃，一脸“鼠相”；而李安选择的《色戒》男主角梁朝伟，却是风度翩翩、儒雅温情的中年美男子，首先从形貌上达成了对汉奸易先生的视觉美化。

这个论据貌似理直气壮，然而我却觉得不那么顺理成章。汉奸，意指向侵略者出卖汉民族利益的人，汉奸并不一定就形貌丑陋，何况，阎女士并不是拿梁朝伟和现实中的丁默邨去比较，而是扯出一个张爱玲笔下的易先生，设若现实中的丁默邨果真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又怎么说？是不是就可以说张爱玲在刻意丑化汉奸？如果不巧正好丁默邨的后人有人在世，那他们是不是也有权站出来说张爱玲刻意丑化了我的先人？我以为，按阎女士的说法，他们是有权说这话的。

说丑化和美化一个人，我觉得就是丑化和美化他的行为，不应当以外在形象判断一个人的内在价值。汉奸里也有长得不错的，比如汪精卫据说就一表人才。而一个形容丑陋的人，也可能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想想寅次郎的故事？

说实在的，一个导演选择演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考虑到演员本身的影响力会造成的市场效果，不一定就只能选择和现实生活中类似形貌的演员；另一方面，即使选择了比现实中的恶人形貌更美的演员，也不代表他因此就会把这个人拍的可爱，反之，即使选择了比现实生活中的善人形貌更丑的演员，也不一定就会把他拍得不可爱。

因此用视觉美化这个因素去评判一个导演是不是美化汉奸，没什么说服力。

但《色戒》中，作为76号首脑的易先生，影片基本隐去了他作为汉奸出卖民族利益、屠杀抗日志士的残暴。李安自己把影片定位在抗日历史时期，却几乎看不到一个日本人，看不到血腥的杀戮和人性污秽。影片为易先生所设置的场景，要么在温馨公寓里，要么在豪华汽车上；要么在时尚奢侈品商店中。于是，易先生被置换成现代文明的高雅象征，令人艳羡的时尚人物；而影片的全部核心，则是他对美女的肉体享乐和所谓的爱情追求，着力凸现出他的“人性”。于是，屠杀抗日志士的罪责被遮盖，易先生该不该被刺杀？无形中在观众头脑中画上了大大的问号；与此同时，刺杀也就失去了正义的目的，成为一场性爱＋暴力的无聊游戏。

这个论据，似乎也不那么合适。说影片“隐去”了汉奸的残暴，这个“隐去”，真是意味深长。不过，“在影片中没有出现”和“隐去”，怕不是一码事吧，隐去，暗含着对作者创作动机的先入性评判，而对于我这个看过接近完版的《色戒》的人，我觉得影片中的确没有拍那些血与火，但因此就断定李安就是刻意不拍那些残暴和血腥，所以其就有美化汉奸的企图，我觉得这好像说不大通。一段生活，一段历史，可能有各个方面，持摄影机的人，当然会有其主观选择，但从客观上讲，他也根本就不可能选择全部，能够一丝不差的反映全部社会生活图景的机器还没有被人类制造出来。不能说我说了A，没说B，就由此判定我反对B。

何况，就李安这个拍法，我也不认为他就没有表现出汉奸恶的一面，阎女士似乎对李安刻意表现汉奸的“人性”大不以为然，可我觉得她恰恰忽略了人性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我们说一部艺术作品凸显人性，并不一定是说它就一定凸显“人性本善”。张爱玲的小说中，对易先生持否定态度，难道李安的电影就是持肯定态度么？在电影中，最突出的一个情节，王佳芝为了易先生送给她的“鸽子蛋”（大宝石戒指），一时间心态摇曳，一种女人受宠时的冲动与欲仙欲死之感，使她模糊了意识中本来存在的道德与正义，对易先生说：“快走”。这个“快走”，说得十分模糊，十分暧昧，设想一下，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快走，可能包含多种含义，然而，易先生的反应呢？他近乎疯狂地冲下楼去，像一条飞鱼般跃入车内，仓皇逃走。这个场面，只能让我得出一个结论，这男人完全不爱这个女人。一个女人为了一点点这男人对自己的温情，就可以为他出卖自己的荣誉，出卖自己的盟友，虽然卑鄙，但这种痴情却又是那么令人心生悲悯，而这个男人呢？这男人可没有那么痴情！为保住自己的性命，他一切都可以牺牲，何况只是一个为得到肉体满足而与之欢好的女子！两种心态的反差，造成了强大的悲剧效应。李安这么拍，难道也是肯定易先生的人性么？

阎女士说“易先生该不该被刺杀？无形中在观众头脑中画上了大大的问号”，我怀疑这种担心是否有必要，至少对我来说，看过电影，这“大大的问号”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要我说，凭借上面一个组合段，易先生被千刀万剐也不为过。我也怀疑这话究竟能代表多少观众的心声，如果说很多观众因为看了这场电影就觉得汉奸不可恨，不该杀，那我觉得阎女士低估了他口口声声所称的“国人”的智商和情商，我想我也可以为此要求她向国人道歉。

再有，易先生鞭笞王佳芝的一场戏，难道也是表现易先生的温情脉脉？如果是，我倒要怀疑阎女士自己是不是一个SM恋者了。

我觉得要表现一个人的恶，不一定就非得用“直书” 的方式，用“曲笔”写恶，也能达到效果，乃至有可能更好，如果李安做的不好，那可能是他水平不够，但因此断定他就是包庇坏人，我觉得理由不够充分。事实上，如果要表现一个人的恶，只写他杀人无数，血腥残暴，灭绝人寰的话，造成的效果往往倒不是可恨，而是可怖了。这有个艺术心理学的问题，在此不多做探讨了。

其三，人物结局的美化：历史上的丁默村以汉奸罪被处决，而影片的结局却在抗日团体被集体屠杀、易先生回到家中怀念王佳芝、甚至流下一滴清泪的温情中戛然而止。于是，汉奸成了大难不死的英雄，获得了永远不败的美好结局。

这一段我觉得最为莫名其妙。阎女士的意思好像是不知道一部影片总要有个长度。我如果就要拍漫长生活中的一个片段，看起来就不行了。李安的影片没有拍到丁默邨被处决，难道就是用电影把一个汉奸打造成了不死英雄？李安的易先生在这部影片结尾没有死去，难道就能说他“永远不败”？这简直太荒唐了。按阎女士的理解，任何一部电影非得要从一个人的娘胎里拍起，直到他寿终正寝？我实在看不出为什么易先生那滴眼泪就一定是温情的？而且在国人的眼中就一定是温情的。我也看不出为什么没有拍易先生被处决，就是美化了他的结局，我觉得这毫无逻辑。

与美化汉奸相对，汉奸的对手，邝裕民和王佳芝所在的爱国青年团体，却被影片强烈丑化和矮化了。在这个团体中，男子们懦弱、无能，而女主人公王佳芝则是性受虐狂和为了一枚戒指能够出卖灵魂的小女人。

这一段也貌似有理，不过我从中发现，阎女士有个有趣的思维逻辑，她面对他人的一种行为，揣度他、她的动机的时候，总是“不惮以恶意去推测”。影片中的青年抗日团体，本来就是青年学生拼凑成的，其间有几个人面对危险的情势产生了畏惧的心理，在第一次杀人的时候害怕起来，这不过是人的本能而已，钢铁战士是久经沙场的结果，这群学生有几个害怕的，没什么好奇怪的，谁一开始就是变形金刚，恶魔终结者呢？为了这个原因就说这些男子们懦弱、无能，究竟是李安想这么拍，还是阎女士自己小题大做？王佳芝的确受到易先生的虐待，最后也的确为了一枚戒指出卖了同志，然而，这就说明李安想告诉观众王佳芝是受虐狂，是个出卖灵魂的小女人么？精神分析学告诉我们，人的本性中确实存在着对施与暴力和承受暴力的一种莫名的欲望，但一个人有这种渴望，可不代表这个人就是个施虐、受虐狂，一个女人在冲动下作出的一个错误决定，也不能就因此判定她就是一个永恒的、生来就是的卑鄙的人。先划定一个人的本性就是恶的，然后说：你看，这电影的情节印证了吧？这才是阎女士根本的思路。

和我一起在新加坡看《色戒》的，还有六个人，加上我，老中青三代都有，比较有意思的是，看过电影，只有我一个人表示，这部电影是写普遍人性的作品，另外六个人只对一件事情发了感慨：“那些青年们，虽然单纯幼稚，但那种为了刺杀汉奸表现出的英勇和爱国热情，仍然可歌可泣。”而我对这个意见，其实也并不反对，你看不出这是一部写普遍人性的作品，你只看出了青年们的爱国心、大无畏，这也没什么，谁能说这就是错的？你可以说我这六个人人数太少，没有代表性，而且论文化层次，可能他们根本就没看懂电影，他们的意见没有价值。好吧，但至少这证明了还是有人（有一个人也是有人）没有被影片“强烈丑化和矮化”抗日青年的拍法影响。而按阎女士言之凿凿、危言耸听的说法，看过这部电影还不得被洗脑才怪。

阎女士说李安误读了这个，误读了那个，阎女士有没有想过自己也可能误读了李安呢？甚至，有没有想过自己是误读了“国人”呢？阎女士要李安向国人道歉，可阎女士怎么就这么自信自己是国人的代表？看看那些国庆节坐着飞机跑去香港看《色戒》的国人，看看满大街踅摸未删节版的国人，再看看电影院蜂拥而至的观众，我不相信这么多国人看过了电影之后，都觉得受到了李安的侮辱、强暴。你可以说国人是被骗了，国人没有我这位女作家那种犀利的眼光，那好吧，最好来个全民调查，看看结果如何，是国人都像阎女士那般义愤填膺，还是另一个更有意思的结果：阎女士怀着对国人尊严无比的热爱代表国人要李安道歉，没想到被代表的国人们却不知为何要李安道歉。

那么，台湾本土出生的导演李安，为什么不去表现这段自己祖先经历的热血生风的抗日史，而是在《色戒》中去颠覆和改写民族历史呢？

这些话，类似的话在阎女士的文章中出现了很多次了，李安没拍那种抗日史，他拍了另外一种抗日史，这就说明李安想颠覆那一种抗日史，这逻辑我实在不能接受。着重表现普遍人性，就是无视抗日战争的残酷？从汉奸的人性出发去描写这个人，就说明导演美化汉奸，就是为汉奸翻案？何况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同一人的人性中有善有恶，李安只是拍了易先生人性中善的一面么？当然不是。事实上李安的电影中，对易先生的“人性本善”表现得极为慎重，乃至基本上是从虚伪这个角度来写的，直至最后易先生的逃生一段，对其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张爱玲不喜欢易先生，李安其实也不喜欢。阎女士怎么就那么自信，自己就是看懂了电影，那么多国人也以这种特殊的“水平”看懂了电影呢？此外，阎女士根据对文本的分析，就断定李安是有意为之，我不知她是不是有看穿人思想的通灵术。

关于色情。

我是从阎女士的博客中摘下这篇文章的，但看题目，似乎不是阎女士自己所写。如此，可能就是编辑的手笔了。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这文章写得实在太差了。题目写 “色情污染，李安应向国人道歉”，文章大部分却是谈美化汉奸，前面写了一句“就是用‘色欲’的诱饵，引诱中国观众去参加了一个‘颠覆’汉奸反面形象的仪式。”，最后写了一小段色情问题，如此，就把色情问题和美化汉奸的问题杂糅在一起了。仪式不仪式的，这种后现代术语我不懂，我只觉得，如果色情会和美化汉奸问题联系在一起，那么，删去色情段落，是否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呢？也就是说，看完全版的人会受到引诱，看删节版的人就没有这种危险？那么，大陆看那些删减到脖子的干净床戏的人，中美化汉奸之毒就轻微一些，台湾香港的人，就会完全中美化汉奸之毒？

事实上，就是把色情戏剪得一点都不剩，这影片该是美化汉奸，还是美化汉奸，该不是美化汉奸就还不是美化汉奸。汉奸有色情，汉奸和女人上床，因此汉奸就美化了，或者美化的效果就更强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正如我所说，那段性虐戏，一个男人虐待一个女人，鞭打一个女人，也能认为是美化汉奸？阎女士果真代表国人这么认为的话，莫不是说国人都堕落到以暴力残忍为美好的地步？

至于影片中的色情是否污染了观众的视听环境，这是又一个很大的论题了。这里只说说电影分级。阎女士对NC17 级，“graphic”耿耿于怀，给人一种感觉，好像被评上了NC17级，用了“graphic”就是导演的耻辱，而一个导演的耻辱也就是一个民族的耻辱。事实上，NC17是美国电影分级中的一个标准，指的是17岁以上的观众才能看，17岁以下不准观看。而且被分为NC17的电影不仅仅是性问题，暴力等问题也很可能被分到这一级，甚至现在有抽烟镜头的电影都在讨论是否参与到电影分级中。在美国市场，电影作品被分到NC17级的，当然不是大多数，可也不是很少，其中还有非常杰出的片子。要按阎女士说的拍法，展示一下抗日战争中的血腥和暴力，完全有可能也被分到NC17级。如此，按阎女士的逻辑，该向国人道歉的就是她本人了。说到底，电影分级要按各个国家不同的、流行的道德体系、观众的认识水平来做，正如在新加坡，我看的是R21级，新加坡的这个分级标准，是21岁以上的才能看，那里还剪了几个不同的版本，比如R17、全年龄级等等，观众对号入座，各取所需。要按我看，如果中国也实行电影分级的话，最好也采取新加坡这种做法。如果只能做一个版本，那么可能年龄段还要高一点，最好到23、24岁。而美国认为17岁以上，就个人负个人的责了。国情不同。没必要拉上美国的标准去评判影片对中国观众的道德影响。

阎女士（或者那个编辑）对电影分级的知识，只做了一部分的介绍，给读者造成了以评为 NC17为耻的印象，按照“没说什么就是有意不说什么”的标准，我是不是也可以说阎女士故意不说得全面，以此混淆读者的理解呢？白水兄说社会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是必要的，这我同意。但女作家阎女士这篇东东，貌似在做社会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其实用作论据的又都是电影本身，白水兄说，阎女士并没有以美化汉奸为由来否定电影的艺术表现力，我也这样认为，但，我以为她没搞懂电影表现了什么。

白水兄转来的萨苏的两篇东西，很不错。其实，如果说从影片这个封闭的本文中能看出李安美化汉奸，我觉得真的没什么说服力，各位有机会看看这部影片，不要相信什么色情引诱仪式之类的事情，就看大陆全删的版本，看究竟李安是不是在美化汉奸易先生。

但是，脱开电影本身，拿它和历史上的郑苹如刺杀丁默邨一案做个比较，这样的话，还是有可能证明李安是不是在美化汉奸。具体的比较，萨苏的两篇文章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相信李安不是一个刻意想去美化汉奸的导演，李安的智商不低，在中国市场这样做对他毫无好处。李安的尴尬在于他选择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来做影片的背景，又从张爱玲那里获得了一个二手版本作为影片的脚本，这是李安自己的选择，也是他自己为自己打造的枷锁，他必须为他的选择付出应付的代价，如同张爱玲、易先生、王佳芝、邝裕民、郑苹如、丁默邨一样，他们都在为自己的选择承付历史给於他们的代价。如果李安所拍摄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从他的电影看，我不认为有美化汉奸之嫌，即使有人认为有，最后也总不过就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可偏偏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所以李安的选择如果只考虑自己的艺术趣味，不顾及世道人心的话，那只能是自作自受了。

附：女作家阎延文：<色戒》色情污染，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

著名导演李安执导、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电影《色戒》，还未上映就吸引了大众目光，自从它在威尼斯擒获金狮，媒体舆论更是一片叫好声。然而，在台湾、美国的电影界，以及影片原型抗日志士郑苹如的家属却纷纷站出来，表达了不同的声音。

《色戒》上映不久，台湾观察家就指出：影片的“肉体横陈”是“有目的的”，“就是用‘色欲’的诱饵，引诱中国观众去参加了一个‘颠覆’汉奸反面形象的仪式。”

《色，戒》小说原型郑苹如的家属也站出来表示质疑。近日，郑苹如80岁高龄的妹妹郑静芝，就《色戒》影片上映在洛杉矶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李安的电影让她去世的姐姐蒙羞。郑静芝在发布会上说：“我觉得我姐姐很冤枉。”“你（李安）要写一个历史的故事，你应该做更深一点的了解。”

同时，美国电影协会也把这部电影定级为NC-17，理由是它“赤裸裸地表现性”，而且赫然用了英文单词“Graphic”，这是对电影中的性描写所能用的最严重的词。

近日，就影片《色戒》是否美化汉奸以及是否误读张爱玲原著等问题，“台湾三部曲”女作家阎延文接受了媒体记者的电话访问。阎延文表示：在导演李安获得奥斯卡大奖后，自己曾应旅美作家邀请谈了对李安获奖的感受，提出“李安的获奖令人兴奋，他在获奖记者会上用华语致谢，表明自己的文化背景是中华文化，强调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文化。这种表述非常令人感动。”阎延文博士当时表示：“奥斯卡获奖不仅是李安导演艺术的成功，更是中华文化的骄傲，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世界范围的一次凯旋。”然而，获奖之后的李安导演拿出的第一部作品《色戒》，却破坏了彰显中国文化的美好形象，使她从期待喝彩变为深深失望。

谈到是否美化汉奸问题，作家阎延文认为：《色戒》美化汉奸和丑化抗日志士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通过娴熟的电影策略，《色戒》构成了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强暴”，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

一，《色戒》美化汉奸的电影策略：

阎延文提出，《色戒》是否美化汉奸所以成为疑问，因为这种“美化”是通过巧妙的电影策略实现的。简要来看，这种策略包括如下几个层面：

其一.演员造型的美化：张爱玲小说原文中的易先生，是个“矮小的男人”，头发微秃，一脸“鼠相”；而李安选择的《色戒》男主角梁朝伟，却是风度翩翩、儒雅温情的中年美男子，首先从形貌上达成了对汉奸易先生的视觉美化。

其二.故事情节的美化：易先生的原型，是抗战时期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主任丁默村。当时的76号以“人间魔窟”著称，如果与白公馆、渣滓洞相比，是一个更为残酷血腥的杀人屠场，并直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指挥。“76号”规定：凡枪杀一个人，即发给500元“喜金”，以物欲刺激汉奸制造了无数血案，如暗杀作家郁达夫的哥哥、著名律师郁华，对20多位手无寸铁的银行职员集体屠杀等。但《色戒》中，作为76号首脑的易先生，影片基本隐去了他作为汉奸出卖民族利益、屠杀抗日志士的残暴。李安自己把影片定位在抗日历史时期，却几乎看不到一个日本人，看不到血腥的杀戮和人性污秽。影片为易先生所设置的场景，要么在温馨公寓里，要么在豪华汽车上；要么在时尚奢侈品商店中。于是，易先生被置换成现代文明的高雅象征，令人艳羡的时尚人物；而影片的全部核心，则是他对美女的肉体享乐和所谓的爱情追求，着力凸现出他的“人性”。于是，屠杀抗日志士的罪责被遮盖，易先生该不该被刺杀？无形中在观众头脑中画上了大大的问号；与此同时，刺杀也就失去了正义的目的，成为一场性爱＋暴力的无聊游戏。

其三.人物结局的美化：历史上的丁默村以汉奸罪被处决，而影片的结局却在抗日团体被集体屠杀、易先生回到家中怀念王佳芝、甚至流下一滴清泪的温情中戛然而止。于是，汉奸成了大难不死的英雄，获得了永远不败的美好结局。

二．《色戒》在美化汉奸的同时，对抗日志士的丑化和矮化，构成了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强暴”，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

与美化汉奸相对，汉奸的对手，邝裕民和王佳芝所在的爱国青年团体，却被影片强烈丑化和矮化了。在这个团体中，男子们懦弱、无能，而女主人公王佳芝则是性受虐狂和为了一枚戒指能够出卖灵魂的小女人。影片结尾处，爱国团体在赴刑场就义时，不是从容赴死，而是反绑着跪在地上、在颤抖和怯懦中面面相觑。在两个多小时的影片中，中国观众的历史记忆被强暴了、虐待了、脱光了，最后被强迫跪倒在地，“枪毙”掉了。阎延文表示：影片的实际指向不仅是抗日志士被丑化，更是强暴了中国文化，强暴了国人对悲壮辉煌的民族抗战史的记忆，强暴了中国人在世界的形象和尊严。在这个意义上，李安作为导演不仅应该向电影原型郑苹如的家属道歉，而且应该向全体国人道歉，向海内外华人和全世界所有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道歉。

特别是作为台湾本土出生的导演，李安的历史观更令人惊讶。阎延文谈到自己在创作“台湾三部曲”的十年中，了解到的台湾抗日史。1895年，在台湾割让日本的苦难关头，一介文弱书生丘逢甲挺身而出，成为台湾抗日义军总头领。普通的台湾百姓们自觉承担起历史重任，先是“锥心泣血，北向痛哭”，继而“奋空拳、拼残躯”，以血肉之躯与６万日本正规军相搏击，进行了四个半月悲壮的抗日保台战争。此后在日据的５０年间，台湾先后发生了北埔起义、苗栗起义等上百次武装抵抗，用牺牲65万人生命的巨大代价和浓重血色书写了一部抗争与泣血的民族史。那么，台湾本土出生的导演李安，为什么不去表现这段自己祖先经历的热血生风的抗日史，而是在《色戒》中去颠覆和改写民族历史呢？由此可见，影片《色戒》在李安的老家引起台湾本土评论家的愤怒，认为《色戒》“是用‘色欲’的诱饵，引诱中国观众去参加了一个‘颠覆’汉奸反面形象的仪式”，也就不足为怪了。

问题在于，李安《色戒》的创作着眼点并非只是道德之外的模糊人性，而是一次有意识地‘抢救历史’行动。”李安自己说，“这段历史，就是要被留下来。”“现在的年轻人距离那个时代，太遥远了……我们这一代不拍这电影，将来就永远不可能了。”那么，李安究竟要把什么样的历史记录下来，究竟要向今天的年轻人灌输什么样的历史观？这的确是值得忧虑的。

在文化日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今天，放眼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不把影视艺术作为传播本民族主流文化的载体。在流行文化制造输出大国的美国，好莱坞大片在表现二战时期的美国人时，大都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比如中国观众熟悉的《拯救大兵瑞恩》，影片中的角色几乎都是大时代的小人物，但米勒上尉、大兵瑞恩，甚至曾一度动摇懦弱的翻译厄本，最终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残酷的战争中彰显出人性的高大、美好和正直，显示了美国式的爱国主义，成为美国式的平民英雄。好莱坞电影体现的核心价值，几乎都维护了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秩序。为什么我们的华语电影，就要诋毁中国的核心价值，把一群丑陋的中国人端到世界电影节上？有人说，目前中国是贸易顺差而电影文化逆差，阎延文认为，差距也许并不仅仅在电影技术上，而更多存在于民族文化精神的张扬上，存在于如何树立民族主流文化这个关键点上。

三．《色戒》的色情暴露是对张爱玲的故意误读。大量色情戏构成对观众的视觉强暴，对当下文化环境的色情污染。

《色戒》最吸引眼球的地方，也是美国电影协会把这部电影定级为NC-17，用“Graphic”形容其“赤裸裸地表现性”的原因，是影片中大量“各种姿态”的色情场面。事实上，这是电影《色戒》是对张爱玲原著最严重的误读。首先，《色戒》应该不算张爱玲最优秀的作品。阎延文谈到，去年在美国与夏志清教授谈论张爱玲时，作为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泰斗的夏教授曾说：我过去说过“张爱玲是最优秀的作家”，现在我认为她不是最优秀最伟大的作家了，因为她晚期“对生活不参与了，没有热度了，创作力衰竭了。”其次，在色情方面，张爱玲原作只是点到为止，用干净节制的语言写道：王佳芝“跟老易在一起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要处处留神，哪还去问自己觉得怎样。回到他家里，又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而李安津津乐道的所谓改编核心却是：“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李安说，这是张爱玲写在剧本旁边的导演指示。其实，读过原著的人都会清楚看到，这只是小说中的一句引文，作家原文对这句话的态度是嘲讽和否定的。张爱玲明确写道：“她就不信名学者说得出那样下作的话。她也不相信那话。”这表明，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具有女性意识和性别尊严。而作为男性导演的李安，恰恰是把女性作为“性”道具，进行了夸张的性炫耀。于是，影片不仅误读了张爱玲，而且颠覆了张爱玲的文学史形象，作为张爱玲研究者，阎延文也感到经受了某种情感伤害。

从抗日主题到张爱玲小说的怀旧情绪，再到《色戒》电影的美化汉奸和色情暴露，李安不仅误读了历史，也误读了张爱玲，从而构成《色戒》影片的双重误读。问题在于：在大众文化时代，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全国院线的全面上演，大众传媒的热烈追捧，使张爱玲《色戒》这样一篇本来较少人知道的短篇；借助李安电影，却如评论所说“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星火四溅，嗤嗤作响，效果是，人人都在谈《色，戒》。”其影响之广泛，对中国历史和主流文化之扭曲，实在令人担忧。

为了像珍惜生态环境一样珍惜中国当下的文化视野，维护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作家阎延文呼吁：影片《色戒》应停播，导演李安应向国人道歉。

《狗城》

“刀的锋刃很难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难的。”对于拉斯冯提尔的电影来说，这把很难越过的刀锋便是道德伦理。作为Dogme95的领军人物，他的电影语言能指是如此富于新鲜感和离经叛道的抗议精神，而他对传统道德伦理的批判与颠覆又是如此令人瞠目结舌乃至血脉贲张，尽管道德伦理宗教等等都已经是电影老妇长谈般的主题。

拉斯冯提尔的努力告诉我们一个深藏在生活表象背后的，由人类共有的恶欲、虚伪、残忍而构成的另一个世界，并且毫无顾忌预言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是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的，像一个圣徒般的受苦受难也根本是无用的。拉斯冯提尔的方式不只是扯下人类赖以维系社会关系的遮羞布，而且他还要用一把迟钝而执著的剃刀将人类的阴毛全刮干净，而终于使那丑陋的欲望之源赤裸裸的、鲜血淋漓的展现出来。

《狗城》是一部考验人们心理承受能力的电影。当然，这不是说电影中有着多么出格的暴力血腥镜头，有多少神鬼异灵–这些是好莱坞的拿手好戏，拉斯冯提尔学不来。《狗城》的电影张力是依靠在一个特定环境中对传统道德伦理的颠覆和解构，通过不断的将人物始料不及的心灵隐私公诸于众，使观众诧异、迷惑，同时他还不断地打破观众根据自身的主流文化语境而做出的预期，将观众自以为是的构建的美梦逐个无情的打碎，最终，愤懑已极的观众发现他们其实是在一面镜子前看着自己表演，剧中的男男女女正是他们自己–道貌岸然披着文明外衣的丑陋的野蛮人。

《狗城》的故事并不复杂，甚至开始的几幕让人觉得有些乏味。首先引起观众注意的肯定是影片奇怪的造型。这是一个摄影棚的场景，没有房屋四壁；“房屋”都没有门，开关门的时候，就依靠人物的手势加配音；屋内的家具非常简单，除了生活必需的床和桌椅，别无其他；墙与道路由水泥地面上的白线划定，名字则用大字直接写在地面上；醋栗树林和灌木丛也全是划在地上的示意图，昼夜的转换完全依靠灯光照明；影片中还多次用俯拍镜头把整个狗城展现为一张图纸。这样的布景意义是很明显的，虽然我们的社会建立了以家庭为最小单元的结构，虽然我们用一间间火柴盒式的房屋把自己禁闭起来，但我们对于他人却又是无可遮掩的透明，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有着共同的道德心理，也有着同样的隐藏在内心的罪恶。而另一方面，虽然世界越来越小，社会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然而我们之间却又总是竖立着无形的四壁，如同那些被划定的道德伦理规范，让我们不可能逾越半步。

导演在摄影棚中构建了象征性的小世界，并且毫不掩饰它的无稽性，不过导演对剧中人的行事及心理却又回到了具象，甚至充满了喋喋不休的细节，尽管整个故事仍然显得荒诞不经，不过谁又能保证这不是我们最真实的处境？当我们发现世界不过是我的表象之时，已然揣测出了那表象背后的黑暗一面，只不过我们总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汤姆是狗城中的一位不成功的作家，她也是狗城死水一样的生活中第一个感到厌倦的人，偶然中，他救下了被黑帮追逐的美丽女子格蕾丝，并建议走投无路的她留在狗城。格蕾丝的到来打破了狗城以往的平静，人们起初抱持的拒绝和敌意也被格蕾丝的勤快热情消融了，她熟悉了这里的游戏规则，并且也接受了汤姆的爱情。然而，警察局对她的一纸通缉令又使得众人开始了对她的猜忌，格蕾丝听从汤姆的建议，一刻不闲的工作来取得人们的好感，然而，人毕竟是精力有限的，整日的工作使得她疲惫不堪，不仅疏远了和汤姆之间的感情，而且增加了很多工作的失误，狗城人开始讨厌她，苛责她，格蕾丝也感觉到了荒谬，毕竟没有她，他们也照样可以完成各种工作，有了她，似乎所有的工作都在等着她去做。然而，格蕾丝还沉浸在对往日与众人友情的幻想之中，并不知道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久而久之，狗城人的真面目开始显现出来，先是在做家庭教师的时候，她先前以为很听话的孩子无缘无故的搞恶作剧，受到了她的惩罚，结果他的妈妈对她强烈不满，而后她被孩子的爸爸，一个早就垂涎她的美色的粗鲁工人查克强奸了，而这以前她一直以为虽然拒绝了他的追求，但是他们之间还有真诚的友谊。查克的老婆听到这件事之后则把她诬为第三者，恶狠狠得带着两个泼妇去教训她。格蕾丝感觉自己受够了，就与汤姆商量借机逃离这里，汤姆找到一向窝囊老实的货车司机本，让他把她藏在苹果中拉出城以逃过警方的监视，本提出要10美元酬劳，格蕾丝也答应了，然而，就在半途，本借口风险太大，要求再付报酬，并且他知道她没有钱，就强迫她用身体作了酬劳。格蕾丝万没有想到一向被认作最老实的老实人本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她停止了反抗，俯拍镜头下是她呆滞的眼神望着镜头，而满身黑泥的本在她的躯体上运动……悲惨的际遇并未结束，等到车子停下，她从苹果堆中爬出来，才发现车子又开回了狗城，狗城的15位居民正在那里等着审判这个“逃犯”。原来汤姆不舍得心爱的人离开，他仍幻想着让她融入这里的生活。狗城的人最初坚决拒绝她留在这里，而现在他们却不容许她离开了。城里的书呆子工程师打造了一个铁环套在她的脖子上，并拴上一个沉重的铸铁车轮，以防她逃跑。格蕾丝现在每天都要拖着这个重担赶往工作地点，晚上她则成为狗城男人的泄欲工具，就连狗城孤独的瞎老人也以猥亵她为乐。而懦弱的汤姆对这一切只能听之任之。他最后的像一个“男人”的行动就是在被狗城的人孤立之后，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而企图占有格蕾丝，理由则是狗城的每一个男人都曾享用过她的身体，而只有他还没来得及。令人发指的罪恶终于结束了，汤姆曾经在救下格蕾丝的时候接受了黑帮老大递给他的一张名片，然而他当时没有出卖她，现在他拨通了黑帮的电话，然而，迎来的黑帮老大原来竟是格蕾丝的父亲，格蕾丝因为厌倦了黑帮的生活而离家出走，现在她终于见到了亲人，尽管她也为是否回到过去的生活而犹豫了许久，然而最终还是认为这里的生活更像地狱。黑手党徒将狗城所有的人全部射杀，连小孩子和残废者也没有放过，格蕾丝也亲手结束了汤姆的性命，在此之前，这个懦弱的幻想家还想着挽留格蕾丝成为狗城的一员。最后整个狗城只留下了一只惊恐狂吠的小狗，变成了真正的“狗城”。

拉斯冯提尔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观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他用尖刻到极点的故事把道德逼向了底线甚至逼出了底线。甚至他要明白无误的告诉观众，根本不存在永恒道德这种东西，所谓道德伦理，只在人们幼稚的幻想中存在，而现实世界的道德不过是在文明的粉饰之下的价值交换而已，永恒的不过是人们蠢蠢欲动的私欲而已。正如影片的解说：“善良都是相对的”。狗城的人拒绝格蕾丝入内，是出于自私，害怕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子给狗城带来灾祸，而他们后来的友善则是格蕾丝用辛勤的劳动换来的。这种友善是如此脆弱，警察的一纸通缉令揭露了这些友善的真面目，人们的再度疑心证明了他们从来都不是因为格蕾丝的为人而接受她，而只是乐于接受一个劳动工具而已。汤姆企图让格蕾丝加倍的工作来换取人们的信任，这并非出汤姆的幼稚，而正是汤姆生长环境带给他的必然选择，汤姆到死都没有发觉这种用做苦工换来的善良是多么的荒谬。他设计让格蕾丝的逃跑计划落空，表面上是与爱人难分难舍，其实正是他在自发维护狗城的游戏规则，在奴役和被奴役的的游戏中是不允许有人缺席的。狗城中的人们发现了圈养一个奴隶的妙处，他们对于弱者提供的保护变成了他们赖以奴役别人的理由，所谓“恩情是债”正是如此。查克在警察来搜查之时强奸了格蕾丝，正是以他不说出她的所在作为交换。而更令人齿寒的是，查克的老婆以为格蕾丝勾引她的丈夫而大发雷霆，最终却又平息了她的愤怒，理由并不是她看清了事实的真相，而是发现格蕾丝并不只是和她丈夫有过肉体关系。市民阶层的妒嫉、虚伪、丑恶的真面目在这一情节中被剥得一丝不挂。格蕾丝为着换取狗城的人们的信任付出了劳动、肉体和尊严，而最终的命运却变成了一只拴在铁链上的狗，作为对殉道者的戏拟，这更是对宗教中那些受苦、清修思想的莫大讽刺，所谓受苦、殉难，其实不过是令别人受苦、殉难而已。狗城最后的覆灭，以及格蕾丝射杀汤姆的情节，则无疑表明了拉斯冯提尔对爱、道德、伦理、宗教之类的泛意识形态的决绝态度。这种宁可选择直接的暴力而痛恶虚伪道德的态度经过影片117分钟的铺垫，似乎也变得可以接受了。

无论如何，这不是一部让人愉悦的电影。并非因为它拍得不好，事实上影片的叙事结构严谨、构思精巧、风格冷峻、造型布景令人耳目一新，同时还具有深刻的思想，尼可.基德曼（饰格蕾丝）的表演也非常精准。说它不能使人与愉悦，是因为它毫不客气并且不遗余力的打破了观众的道德心理防线，所有还相信真、善、美能够拯救世界或是期待救世主再次降临的观众都不适于观看此片。

《烟花》

《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使我对岩井俊二的期望骤然落空，这部颇具先锋意味的作品用凌乱晦暗的镜头和间或出现的晦涩话语字幕取代了《情书》中优美散淡的叙事风格。一位电影作者的进步和成熟毕竟需要锐意大胆的求索，不过本来令人耳目一新的清新、恬淡的风格被如此轻易的放弃总归是令人遗憾。我相信关于“美”的内涵总是处于不断地丰富和变换之中，但同时无论后现代注意怎样的去消解这个世界的中心思想，宁静、欣悦、淡雅的东方美却仍然是符合东方审美情趣的，并且也是怀着猎奇心理的西方观众的看点之一。我怀疑这部影片的后现代主义叙事方式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新鲜感，因此我总是觉得，与其从俗于流行的先锋，尚不如坚守昔日的情怀。

《烟花》是岩井的成名之作，从这部仅有50分钟短片约略可以想见以后《情书》的风采。现在回顾这首小诗，更感觉它与《情书》的刻意求美相比，更加自然朴素，平易动人。

小学生典道和佑介是好朋友，两个人都恋着同班早熟而美丽的女孩阿荠。烟花节这一天，他们和同班想去看烟花的孩子们为“烟花是圆的还是扁的”争论不休，最后打赌要到最高的的灯塔上面去看清楚，而此时阿荠却因父母离异的郁闷而企图离家出走。在游泳池旁，她象典道和佑介声言要和比赛获胜的一方去看烟花。此时，故事分成两半。典道因为被游泳池边碰伤了脚而输掉了比赛，佑介获得了和阿荠去看烟花的机会，然而，他为了和朋友们的赌赛而没有赴约，而典道却因为去佑介父亲工作的医院打破伤风针而遇到了在那里等候佑介的阿荠，其实阿荠是想和佑介一起出走，知道佑介爽约，失望的提着箱子离开，半路碰到严厉的母亲，被拖回家去。而此时来接典道一起去看烟花的佑介他们也目睹了这一情景，典道认为佑介辜负了阿荠，冲上去给佑介重重一击，然后拖着伤脚走回家去。

典道思绪万千，他想如果是我赢得了比赛，会是另外一番情景，这便是第二个故事。典道和阿荠约好在家见面，虽然他也为是否要耽误和大家一起去看烟花而犹豫了很久，但终于和阿荠一起走了，两个人乘车去了火车站，阿荠幻想着要去大城市做女招待赚钱，然而就在火车来之前，阿荠才对典道说她不过是想试一试出走的感觉，两个人乘车又返回了学校。二人摸进学校，在游泳池中嬉戏，阿荠的心情好多了，决定面对现实，两人就此分别。而此时佑介等人一边向着灯塔前进，一边仍为烟花的形状争论不休，等到最终登上灯塔，焰火却已经结束了。这时典道也来到了烟花节现场，在那里他见到了晴子老师和他的男朋友，晴子老师曾经向他们讲解烟花的化学原理，于是典道就向她询问烟花是圆的还是扁的，没想到晴子也说不准，还和男朋友争论起来。最后他们找到了烟花师傅，他听说了孩子们的疑问，破例为他们点燃了最后剩下的一个烟花，而此时远方灯塔上失望的孩子们也惊讶得看着这个他们历尽艰苦终于得到的意外礼物，尽管仍旧没有人能够说清烟花是圆的还是扁的，但他们仿佛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烟花》有如《情书》一样，让观众在获得审美愉悦的时刻却禁不住迷惑：这个故事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感动究竟来自何方？也许这便是诗电影的妙处，它将观众带入一种别样的语境，让观众带着自身固有的、熟悉的人生去接触另外的风景，诗意便由此蕴生。

显然，《烟花》隐喻了孩子们成长中的困惑与迷惘，他们面对的是知识、责任、自我、友情、爱情和初初萌发性意识。在第一个故事中，佑介爽约，在友情和爱情之间，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典道凭着从成人世界学来的责任感打了佑介一拳，然而，佑介作为一个孩子，即使按时赴约，也不能改变阿荠的命运。典道盲目的信奉着成人世界的责任，而轮到自己的时候，他“勇敢”的选择了陪同阿荠出走，然而阿荠其实不过是想疏解一下郁闷，因为早熟的阿荠毕竟明白，典道和自己都不过是孩子，他们无法凭着孱弱的臂膀赤条条的去和世界战斗。对花花世界的恐惧战胜了花花世界对孩子们的诱惑。孩子们的成长也正是在这种充满诱惑而又令人害怕的环境之中。有意思的是，导演在此处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些都不过是典道的幻想而已，也就是包括阿荠的去而复归都不过是由典道一个人设定的。可见，轮到典道承担责任的时刻，他便用自己的臆想给了故事一个既成全了自己的自尊，又使阿荠恢复好心情的结局。对于阿荠的渴望，在他来说，也只不过是借赶走虫子之机碰触她颈上的皮肤以及在她换衣服时审视隔板下面露着的双脚。这样的故事如果发生在成人世界，则必定含着辛辣的讽刺，然而，对于孩子们来说，却完全可以接受，并且充满了童趣。毕竟面对这样的抉择，一个成人也未见得做得很好，甚至多半把故事变成悲剧。

另一方面，我觉得《烟花》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还不止于此。“庄周梦蝶乎？蝶梦庄周乎？”既然两个故事是并列的，那么就么必要恪守导演的逻辑，谁能保证第一个故事不是典道的幻想，而第二个故事才是真正的现实呢？如此，阿荠的出走和归来就颇有意味了。在游泳池中，阿荠的沐浴获得了洗礼般的意义，经过这个自己制造的风波，她重新审视了自己面对的一切，并决定坦然地接受生命中的各种偶然和必然，积极的生活下去。这样阿荠的故事与孩子们长途跋涉去灯塔看烟花的故事达成了意义上的一致。孩子们通过对“对烟花是圆的还是扁的”这一个成人不太可能提出的问题的追寻，并没有找到终极或权威的答案，但是却又皆有所得，因为这样的人生经验将会永远留存在他们的记忆中。晴子老师能够声情并茂的讲解烟花的化学原理，然而她却不能解答烟花是圆的还是扁的这一问题，孩子们遇到的大叔只是不负责任的胡说了一个答案，可贵的是，孩子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很多时候一个人关于人生的答案并不是知识和旁人能够给出的，要自己去寻求。当你尝试过，你便有了自己的答案，即使是出走后又回来这样的尝试。这样，这部以儿童为主角的电影，便揭示了一个成人世界的主题：对人生的经验与认知要依靠每个人自己的实践。这也是岩井俊二以观看焰火这样具有浪漫气息的故事载体对成长中的孩子们应有人生态度的助言。他以在湛蓝夜空中绽放的紫红色焰火结束了这部电影，并祝福孩子们在纷乱的世界中跟随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寻找自己的视角，自己的答案，你终将看见为你而绽放的那一束烟花。

茂瑙：《诺斯费拉图》

1921年，德国表现主义电影正值黄金时期，大师茂瑙拍摄了《诺斯费拉图》。这是首次有人用电影的手段讲述吸血鬼的故事。吸血伯爵的故事早在中欧许多国家普遍流传，其来源几不可考，版本却大同小异。将这个人们用来欺瞒不听话的小孩子的故事拍成电影，其志自然不在故事内容本身，茂瑙的作品也印证了这一推断：尽管战后德国百废待兴的混乱时期给了这部电影无法忽略的时代背景，但就观众的兴趣所在来说，电影革命性的技术手段和影像化的叙述本质带给这古老恐怖故事的新生仍旧超越了作品本身的隐喻性内涵。如果不算舞台剧的话，这是吸血伯爵第一次脱离了日常语言的囚笼而得以在人世间显露其“真实”的面目。

马克斯. 施莱克扮演的吸血鬼诺斯费拉图是极为成功的，尽管茂瑙之后又有一些以吸血鬼为题材的影片问世，但是相比之下，马克斯饰演的吸血伯爵始终是最典型、最具代表性和给人最深刻印象的形象。据称因为马克斯.施莱克的表演和扮相给人的印象太过深刻，加之电影艺术初期观众欣赏水平有限，当时的很多德国人都误以为马克斯本人就是一个吸血鬼而深深陷入了恐惧之中。

虽然表现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席卷欧洲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表现主义的地缘区域主要在德国，它的得势和没落也几乎全部和德国联系在一起。这无疑展现了一种艺术形式的文化背景与形成该艺术形式的地缘民族文化心理的复杂而逼真的联系。表现主义的共时性文化内容就在于此。早在德国电影萌芽时期，就非常注重电影造型，特别是演员在特写镜头前的微观表情动作，这与由库里肖夫理论演化而成的苏联蒙太奇传统大相径庭。可以说，德国的早期电影是“演”出来的，而苏联美国的早期电影则是“剪”出来的。这其中也同样体现着不同民族文化语境对电影艺术的不同理解。德国早期电影的经验传统，无疑给了表现主义电影一个自然的传统积淀。甚至从表面上看，德国初期电影经过夸张变形，甚至都可以称之为表现主义。

茂瑙影片中的吸血鬼诺斯费拉图有着显而易见的社会背景。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战后的德国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失业率居高不下。一系列经济、政治上的沉重打击必然也将在德国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刻下深深的烙印。马克斯.施莱克饰演的诺斯费拉图在此时正是作为一个“暴君形象”的舞台符号出现的，在他的身上，人们不仅看到了以前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传说中的吸血鬼，而且也同样寄予了对魏玛共和国初期的大发国难财的政府官僚的仇恨与恐惧。吸血鬼和瘟疫笼罩下的小城镇也成为了凋敝混乱、人人自危的战后德国社会的缩影。

不过茂瑙毕竟是一位艺术家，而且还很可能是一位怀着理想主义潜思的艺术家，在影片的结尾，他通过美丽少女的自我牺牲而拯救了整个城镇，他相信依然有这样耶稣式的救世主愿意用自己的鲜血和博爱来使罪恶得以清除，正义和善良得以伸张。茂瑙用来对抗恶的武器便是体现在格雷塔.施略德身上的爱与美。

赫尔佐格：《诺斯费拉图》

时光荏苒，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辉煌已经成为了典籍旧章，然而另一场更大规模、更具影响效力的电影运动–新德国电影运动注定要再次将吸血鬼诺斯费拉图推上舞台。该运动的主将之一的沃尔纳.赫尔佐格在1979年把茂瑙的旧作翻拍成了一个彩色版本，也同样取名《诺斯费拉图》。在这部翻拍的旧作中，克劳斯.金斯基接替马克斯.施莱克扮演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影片出色的化妆师在70多年后赋予这个不死的妖魔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当他出现在喀尔巴阡山中的神秘城堡的门口，那一袭黑衣包裹着的躯干上深陷的黑眼圈、苍白的面孔、蝙蝠式的双耳、尖锐的獠牙、利爪般的指甲宣告了茂瑙时代的诺斯费拉图的重生，而且还带着彩色电影时代更加逼真的障眼法。

沃尔纳.赫尔佐格的这部《诺斯费拉图》基本上没有改变茂瑙的原故事情节，伊莎贝尔.阿佳妮饰演的少女露西同样拥有着超群的美貌和坚韧果敢的性格魅力。当然，如果仅仅是为了表现一下彩色电影时代的摄影技术和向茂瑙致敬的话，这部电影就没有什么文化意义可言了。换句话说，这将是一个没必要由赫尔佐格来完成的任务。可以想见，1979年的德国虽然仍处于分裂之中，然而西德的政治经济都已经步入正轨，可以说难以找到茂瑙拍片时那些社会文化背景原因。赫尔佐格究竟要干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和茂瑙一样有着对幻想、神秘、恐怖与自然力的特殊偏好的作者？

赫尔佐格在影片的最终给出了答案。虽然那是一个令现在看惯了恐怖片的观众不会惊奇的结尾。露西的丈夫托马斯本是一个吸血鬼的受害者，在露西牺牲自己诱杀诺斯费拉图后，吸血鬼的灵魂移到了托马斯身上，一个新的诺斯费拉图诞生了，影片的最后一幕是已经变成吸血鬼的托马斯骑着马离开小镇，奔向了德古拉伯爵遥远的山中城堡。虽然这一模式现在已经普遍被运用到恐怖类型的影片中，但由于有了茂瑙的版本，两相比较之下，其深刻的不同是令人深思的。当吸血鬼诺斯费拉图失去了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符号所指之后，他完全成为了恶的化身，这种恶是普遍的，它不再只属于暴君，而是深藏在每个人的潜意识之中。吸血鬼诺斯费拉图的死后重生，意味着一个上帝死了、耶稣不可能复活、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时代的来临，在这样的时代中，人们不应该期待爱与美或者任何被当作救世良药的东西出现，而应当收起悼古伤今的悲怨，理智的承认在这个世界上善与恶的对立从来都存在，并且也将一直存在下去。也可以说，善与恶的共存正是它们彼此的需要，这是一个永远斗争却又永远无法分出最后胜败的、荒谬的游戏。影片中的露西虽然依然是作为正面人物登场，然而，当她和吸血鬼对话的时刻，却也说出了这样的话： “任何人也不能使我取代我对托马斯的爱，上帝也不行！”这样，与茂瑙影片中的劳伦相比，露西牺牲自我的目的也就变得世俗化了许多，也许赫尔佐格明白，70 年后，男女间至死不渝的爱情要比做一个伟大的殉道者更能唤起一个人视死如归的激情。

南斯拉夫位于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离中国很远，现在，解体后的南斯拉夫离我们更远了，而且可能将越来越远，最终成为历史教材上冷冰冰的文字。可是，对于 7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几代中国人来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夜袭机场》、《南方铁路之战》、《黑名单上的人》、《六十七天》、《26个画面的占领》……等等甚至曾经几乎是我们那时“外国电影”的全部，70年代的瓦尔特在中国的知名度不亚于现在的施瓦辛格，“朋友再见”洒脱的歌声则传唱了大江南北几代人……就在很近很近的过去，在全中国热爱和平的人们都在关注南斯拉夫局势的时候，巴沃.伊诺维奇–这位民族英雄瓦尔特的扮演者还出现在南斯拉夫的新闻屏幕上，苍苍老迈的他继续激励着塞尔维亚人民抗击强权干涉的决心–这些记忆足以让南斯拉夫这个名字长久的留在许许多多中国人的记忆里。

也许，伴随一个人成长的东西多年以后往往会在记忆面前多分得一些美好，这说法固然不错，不过美感从来都不是一厢情愿的，前南译制片之所以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意味隽永，并非欺世盗名，而是自有其过人之处。还记得《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那个地下工作者、共产党员、老钟表匠谢德么？他为了保护瓦尔特，只身赶赴叛徒的约会，亲手铲除了叛徒，自己也壮烈牺牲。老钟表匠临行前早知道有去无回，但他只是和店里的小伙计说：“孩子，好好学点手艺”。而面对叛徒，他也只是说了一句：“瓦尔特让我来告诉你，对你我都是最后一次！”–多么质朴的言语，又是多么丰富的表意空间！这样的表现可以说是悲剧艺术的表现；再来看看当时的中国电影，共产党员被捕了，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烧红的烙铁往身上烫，皮肉烤焦了，丝丝冒烟……惨叫、晕厥、用冷水泼……刑场上高呼“共产党万岁……”–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但是在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占领我们身心之前，乘虚而入的却是惨不忍睹的难受。这样的表现是悲惨真实的表现。这就是差别，不是爱国主义的差别，而是怎样表现“视死如归”的差别。存在的真实并不能等同于艺术的真实，自然主义不仅仅是表现那些不堪入目的东西的时候才显得令人不能接受，艺术性是观众能否接受的关键，而观众能否接受直接关系到思想性的成就。就在当代，中国某些艺术家仍旧不懂得这个极其简单却常被忽略的道理：《南京大屠杀》用大量的镜头直接表现了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同胞的场面，该片的导演无疑是爱国的，电影人和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也人都对日本帝国主义怀有刻骨的仇恨，但是“欲速则不达”,越是急着表达就越讲不清楚。导演自然主义的处理使得他很难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观众，观众的精气神全都用去抵御镜头上的血腥了。看看南斯拉夫电影人70年代拍出的作品，那些简朴自然的对白、那种潜移默化的感染比起的一厢情愿的说教、直白浅露口号来是多么的有力啊！

前南斯拉夫的电影人与所有普普通通的巴尔干居民一样，经历了大战、冷战和内战。艺术与现实那种不可分割而又紧张无奈的关系给了前南斯拉夫电影不可磨灭的历史意识与时代性。一个又一个从不同角度讲述的战争故事，书写着南斯拉夫人面对自身坎坷命运和遭遇的复杂心境。然而，反法西斯是一个时代的主题，爱国主义也是一个时代的主题，但人类需要的还有许多超越时代，超越历史阶段，超越阶级立场与意识形态的主题。或许我们无法不局限于那个时代的视界，所以，当我们在巴尔干沧桑变幻后的今天，对前南斯拉夫译制片的重新解读就不能不为我们新的发现而惊喜，不能不为前南斯拉夫艺术家在外界严酷的冷战氛围和内部严肃的政治气氛的夹缝中用心良苦的超越性创造而慨然赞叹。

《桥》的故事现在看来仍然是精巧非常的。影片中桥的建造者，一位略显傲慢的工程师，在最后的紧急关头亲手炸毁了心爱的作品，与之同归于尽。看起来这不过是一个不懂政治的技术人员经过共产党员的教育，为国家和大局利益牺牲个人荣辱与私利，最终杀身取义的故事。不过，这样的解读显然不能让我们满意，工程师的个人利益何在？难道保全这座桥梁，就会给他带来什么物质利益么？难道他甚至不明白在战争中无人会注意这座桥是谁的杰作，难道他如此虚荣和孤芳自赏？这样的人物，如果在电影中出现，也是概念化、僵死的人物。唯一使我们信服的理由就是，桥本身带给工程师的成就感。而亲手毁灭自己的杰作，就是亲手否定自己的价值，甚至可以说就是自杀，因为一个充满挫败感的人生甚至不如一个痛快淋漓的死亡来的有趣。而在战争这个特殊的背景之下，人们一定要选择这样的“自杀”，“桥”与“战争”都是人类的造物，人类制造了桥，却要亲手毁灭它，人类制造了战争，又要听从战争的役使，这不是异化的悲剧又是什么？难道只有等待戈多的乞丐们和变成犀牛的人们才是被异化的象征？难道令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真的有那么的合理么？自己化作痛苦的人不会感觉到痛苦，正如快乐到了极点便是“亢龙有悔”，高处不胜寒的境遇，我们的漠然处之的悲剧就在于此。《桥》因此而充满了人性！

从另一个角度，工程师是一个技术人员，他不关心政治，因为桥本身没有阶级性，也没有民族性，它只是一种纯物质，一个工具，然而，如此单纯无邪的桥也逃不过在战火中被对立双方你争我夺最终毁于一旦的命运。这不正是在告诉我们，人类的文明仅仅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是不足以建构的吗？难道这不正是对“科学救世论”的最有力反驳吗？阶级压迫、种族歧视、经济掠夺、犯罪、污染、贫穷……我们面临的太多太多问题都不是一种理论、一种技术能够解决的。《桥》中的“桥”因此成为了一种象征。

可以说，前南斯拉夫电影至今仍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原因，正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相辅相成、时代性与超越性的纵横交织，使这些杰作不会因为一个时代的结束而褪色，不会因为政治氛围的转化而消亡，而在电影史上历久弥新的闪现着他们独特的辉光。

地球上的曾经的南斯拉夫作为一段历史成了过往，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马其顿、奥斯曼土耳其、奥匈帝国、法西斯德国、南斯拉夫联邦已经成为过去，亚历山大、穆拉德一世、斐迪南大公、铁托、米洛舍维奇都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伟大的艺术是人类永恒的财富，无论是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我们对她的爱都永在心间。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脑海里，自诩为世界中心的欧洲可谓“人杰地灵，物产丰富”。法国有香水、时装、葡萄酒，德国有啤酒、哲学家和法西斯，懒散而热情的意大利人拥有教皇和威尼斯，英国则盛产王室新闻和贵族绅士，西班牙人总是和公牛过不去，北欧的那些国家的人民身强体壮是因为他们从摇篮到坟墓都吃穿不愁，瑞士人善于做钟表和一些精巧的小玩意儿，荷兰人企图把大海填上土种郁金香，奥地利刚出生的孩子都可能会弹几下钢琴，而欧洲电影，素来有艺术电影的美誉，法国的浪漫主义、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德国的表现主义各领风骚。然而对于南斯拉夫，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是它的战乱不断、不结盟运动、轰然解体还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南斯拉夫电影已经越来越成了欧洲文化中被我们忽略的一部分。

不过，也许没有太多的人知道，在贝尔格莱德拥有世界上收藏最为丰富的国际电影库，共计收录世界各国拍摄的从上个世纪40年代至今的8万多部电影。南斯拉夫的电影工作者在北约轰炸期间，还将相当一部分搬运到市区一座公园防空洞里。南斯拉夫人民热爱电影艺术，他们不但创造了许多足以与主流欧洲电影比肩的优秀作品，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电影艺术家，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保全了世界电影最珍贵的成果。

早在1896年，南斯拉夫就第一次放映了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1909年在贝尔格莱德成立了第一家电影公司；1910年南斯拉夫第一部故事片《卡拉焦尔杰》诞生；1918年的南斯拉夫（史称“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就已经拥有150家影院；1945年电影业实行国有化，1952年后各加盟共和国都用了自己的影片公司，1954年，全国拥有影剧院1300多家，创办了10余个大型的国内国际电影节。从电影的题材看，我们所熟悉的反映战争和革命题材的影片数量丰富、贯穿始终，但并不是全部，自50年代下半期，相对平静的社会运转带来了生活题材影片的丰富和发展，喜剧片也有所增加。到60年代，生活片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同时出现了被称为“黑色浪潮”的政治倾向性影片，批评偏僻地区落后现象、一些剖析由于经济改革﹑工业化和科技革命在人们精神上心理上产生影响的作品也开始出现。70年代，南斯拉夫电影的思想性、现实性和艺术性开始日趋圆融，大量影片将抒情喜剧﹑社会学研究和直接电视采访等结合起来，在技巧方面达到了高度成熟。南斯拉夫的纪录片和动画片也十分出名，其中50年代兴起的萨格勒布动画片学派在国际上更是享有盛名，萨格勒布制片厂就专门生产动画片，乌科蒂奇1961年导演的动画片《代用品》1962年还曾超越不可一世的迪斯尼而一举夺得奥斯卡动画片奖。铁托的南斯拉夫消亡解体的过程客观上加速了南斯拉夫电影的国际化进程，1981年-1998年，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总共拍摄了6部电影，这6部电影都在世界顶级电影节上获了大奖；1994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马其顿电影《暴雨将至》横扫当年的国际影坛，在全世界拿到30多个电影奖项；2001年，波黑电影《无主之地》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2002年它更是击败《天使爱米莉》等著名影片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在电影业自居老大美国为南斯拉夫人民争得了非英语国家电影的最高荣誉。

我们知道的南斯拉夫电影太少了，诸多的电影杰作、诸多的电影大师在艺术领域重新建构着一个南斯拉夫，也昭显着我们的贫乏无知。我们该为忽略了欧洲电影一个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感到惋惜。

南斯拉夫电影究竟具有怎样的艺术魅力，一个动荡不安、支离破碎的国家的电影又为何能够群星璀璨、美誉频传呢？

南斯拉夫电影的历史性

自古以来，文史哲都是一家，就算是小家碧玉的题材、不食人间烟火的童话故事、华丽炫技的超现实主义，也逃不开历史与时代深深铭刻的烙印。《情人》的苦闷难道不是殖民主义最终没落的苦闷么？秀兰.邓波儿的天真难道不是大萧条后美国人的精神疗救么？《一条叫旺达的鱼》的凌乱拼接难道不是那个时代动荡不安的象征么？问题只在于自发与自觉之分。以史为鉴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统治策略，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也常常回味过去，老年人就更加明显，他们常常絮絮叨叨的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清楚，过去不可以假设，历史也不可能重来，这正说明历史感正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对历史地回顾与记载，正是人类从精神上抗拒死亡，渴望永恒的本能体现！而艺术与历史在这一点上的作用别无二致。南斯拉夫坎坷动荡的历史给了电影艺术家与生俱来的历史感觉，他们越是自觉地将历史感融入作品，我们就越是能够更加真切的感觉到我们的深层潜意识在内心激动不已。

南斯拉夫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斯巴达克起义震撼了罗马统治者，使他们不得不改变政策，将奴隶流放到巴尔干半岛，斯拉夫各民族由此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欧洲长期以来的势力争斗和划分，使南斯拉夫的统治者几易其主，独立自主的道路极尽曲折，奥斯曼土耳其走了，奥匈帝国来了，奥匈帝国崩溃了，德国法西斯又来了，法西斯灭亡了，冷战的铁幕徐徐拉开，铁托去世了，波黑战争刚刚平息，科索沃战火又起，最终米洛舍维奇被送上了国际法庭，南斯拉夫解体了……南斯拉夫人民渴望和平与安定，斯巴达克斯为生存和自由而战斗的热血在他们的身体里时代流淌。因此南斯拉夫电影史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部战争电影史。反映塞尔维亚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卡拉焦尔杰》，反映人民解放战争的《斯拉维卡》、《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反映纳粹排犹主义和血腥统治的《第九圈》、《血腥的道路》，从小人物反映战争的影片《掷弹筒手》、《桥》，史诗性的战争巨片《柯扎拉》、《游击队》、《乌日策共和国》，战争片的传统也影响了南斯拉夫新一代的电影人，尽管与他们的先辈的角度不同，但“战争”或是作为背景、或是直接作为主题频繁的出现在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米柯.曼彻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最重要作品都是战争题材的。从各个历史阶段、不同性质的战争到宏观微观各个角度，南斯拉夫电影艺术家动用他们全部的智慧将战争片的内容和形式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并始终成为南斯拉夫电影的主体，这可以说是世界电影绝无仅有的现象。

南斯拉夫电影的现实性

现实主义在当代很多人的印象里都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而小资们对于“批判现实主义”这样的语词更是反感。诚然，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时代，而现实主义的高峰在19世纪，但是某某主义的划分与其说是艺术家的风格体现，不如说是评论家并不精确的概括而以。所谓现实主义，更应该理解为一种关注现实、力图艺术地再现现实、提出问题和试图解决的责任感。现实与我们是亲近的，又离我们很远。我们生活在现实之中，但是我们却常常对一切熟视无睹，我们的心充斥着太多太多成见、经验、教条，这些障蔽了我们圆睁着的双眼，我们努力的去看，却未必看到真实。而同时，我们却总是以为艺术不是真实的，我们不是总是在劝诫那些轻信的人“那些都是电影、小说中的事情，都是假的、编的。”吗？难道这不是我们的成见么？海德格尔说得好：“作品作为作品建立了世界、作品敞开了世界的敞开”，穿在农妇交上的鞋子只是一双鞋子，农妇对它想得越少，或者完全不去看它，甚至也不感觉到它，那么它们将更真实的如其所是。但是梵高《农民鞋》画中的鞋子就不同了，那双不能穿的农鞋却敞开了一个世界。

“从农鞋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劳动者艰辛的步履显示出来。这硬邦邦的、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集着她在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永远单调的田垄上步履的坚韧与滞缓。……夜幕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 而行。在这农鞋里，回响着大地的无声的召唤，成熟谷物宁静的馈赠及其在冬野的休闲荒漠中无法阐释的冬冥。这器具聚集着对面包稳固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再次战胜了贫穷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时阵痛的哆嗦和死亡逼近时的战栗。”

–海德格尔对梵高画作的分析，难道不正是对艺术现实性的最好说明么？艺术敞开的现实正是我们总是忽略的那部分现实，而因为我们的成见，我们却总是面对着真实却以为是虚假，习惯了虚假就当成了真实。

一个真诚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一定是这种“现实主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南斯拉夫电影艺术家们的电影无不是现实的。他们的作品敞开了一个世界，这个我们极其亲近而又疏于注视的世界，“热血青年没来得及修完大学课程也没来得及实现初吻就葬身枪口”（引自史航《最可惜一片江山》）的故事也许不是真实发生过的，技艺高超的建筑师炸毁了自己心爱的桥梁的故事也许不是真实发生过的，但它们却是如此的真实！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自由、和平、反抗侵略和暴政是人类有史以来亘古不变的永恒渴望！

《地下》是近年来南斯拉夫电影的一部超卓杰作。一个曾经坚定勇敢的革命者在二战期间将一批革命者藏在地窖里，而战争胜利之后却千方百计骗他们战争还没有结束，让他们为他制造军火挣钱，而当这些革命者终于重见天日，南斯拉夫已经解体，战争果然还没有结束。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故事是真实的。但是，《地下》所揭示出的南斯拉夫战时的艰苦卓绝、战后的政治衰败、解体后纷乱的民族矛盾难道不是真实的么？那在政治、权力与金钱面前被扭曲的人性不是真实的么？几个虚构小人物的虚构故事，却如此精巧的浓缩了南斯拉夫半个世纪的历史，让我们在3个小时的观影过程中，感受到的比新闻媒体的连续报道还要多。南斯拉夫电影艺术家们的视野与我们的视野融合了，和平国家与战火纷飞的土地上的人们在这个时刻对异样的现实却有了同样的感受，南斯拉夫艺术家的真诚和真实感动了世界。

南斯拉夫电影的现代性

60年代南斯拉夫电影曾经出现了“黑色浪潮”，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南斯拉夫电影与现代性融合的一种尝试。历史已经证明，如果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任何一种艺术都不能长存，电影也是如此。南斯拉夫电影尽管深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但是就在战火纷飞中、在冷战铁幕的夹缝中，艺术家们仍旧在努力探索着新的表现形式。曾几何时，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被社会主义国家认为是专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产品而加以排斥，或者“批判的接受”，仿佛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内已经富足和睦，所以用写实主义的手法写一些好人好事就足够了，而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世界，由于有诸多腐朽的、垂死的社会问题以及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所以才会有那些“言之无物、玩弄技巧”的作品出现。其实，表现形式本来用不着按照政治意识形态来划分，艺术发展取得的成果本来就是为全人类共同享用的。

早在60-70年代，南斯拉夫流亡国外的一批电影人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就开始拍摄一些现代性较强的电影。杜尚.马卡维耶夫因此成就了他“情色电影大师”的名号，他将性解放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试图表现被流行道德视为异端的主题，他的《甜蜜电影》等激烈作品，几乎不亚于帕索利尼的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电影。铁托的去世、南斯拉夫的解体虽然给南斯拉夫各民族人民都带来了不幸，但客观上也化解了冻结在南斯拉夫天空上的严酷的政治氛围，思想文化的专政不复存在了，诗人们的节日来临了。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可以说是伴随着南斯拉夫的衰落和解体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师。他的电影一改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枯燥乏味，大量运用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展现他对南斯拉夫历史和命运的思考。米柯.曼彻夫斯基凭借《暴雨将至》一夜成名，在这部杰作里，他将一个首尾相接的故事拆成三个部分，颠倒顺序后展示给观众，以精巧的衔接将我们习以为常的线性时间塑造成为一个不圆的圆形，创造了一部后现代主义叙事电影的研究范本。2002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波黑电影《无主之地》，通过一个极端的事件，将对波黑战争中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联合国维和部队、新闻传媒诸方的态度和用心凝缩在一条战壕里的敌对双方的三个士兵、维和部队的军官和女记者几个人身上，他们各自的言谈举动交织在一起，达到了精彩的复调效果。同时期波黑导演塞吉安.德拉戈杰维奇的电影《创伤》，通过波黑战争期间对南斯拉夫青少年暴力问题的关注，运用极端的镜头、黑色的幽默、令人胆寒的讽刺，书写了一个堕落的时代留给南斯拉夫几代人的心灵创伤与迷惘。南斯拉夫新一代电影人对电影表现技巧和手段的不懈探索和大胆创新，给南斯拉夫电影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加速了南斯拉夫电影融入世界电影圈的步伐。

南斯拉夫电影的世界性

1991年，平静了40多年的南斯拉夫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信奉不结盟主义的铁托泉下有知的话，也许不会想到这一次南斯拉夫靠着痛苦的分裂过程震惊了世界，并且也再次“融入”了外面的世界。不过南斯拉夫电影走向世界的步伐却早已开始。且不论那些反映人民解放战争的作品在社会主义世界，特别是在中国的流行，70-80年代的流亡艺术家，已经开始在国外拍摄电影。杜尚.马卡维耶夫1981年与英国及瑞典合拍的电影《猪与珠》将南斯拉夫人的“蛮荒”生活与美国中产阶级呆板的生活进行了有趣的对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电影《茨冈人的时代》、《黑猫白猫》通过对吉普赛民族在现代社会中的遭遇的描绘，体现了对某些被歧视、被压迫的古老民族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的思考。而他的另一部作品《亚利桑那之梦》就在美国拍摄，用的都是美国演员，影片讲述的也是一个《毕业生》式的美国故事。米柯.曼彻夫斯基本身就在美国学习电影，他的第二部电影《尘土》也是反映美国生活的。

电影是世界的，南斯拉夫电影也不例外，南斯拉夫的解体使南斯拉夫电影全面走向了世界，使世界各国人民都欣赏到了南斯拉夫艺术家们的才华，一个南斯拉夫国家灭亡了，一个南斯拉夫电影的艺术王国却逐步建立起来，或许历史就是这样在冷静的反讽中不断前进。

被称为艺术家的人，都拥有两种生命，一种是肉身生命，一种是艺术生命。在南斯拉夫跌宕起伏的巨变中，有的人的两种生命都结束了，有的人的艺术生命才刚刚开始，有的人决定停止了，而有的人却在等待、在渴望。在前南斯拉夫电影史上有几个不该被遗忘名字：

巴乌埃尔 导演。1949年从影。先拍纪录片,后转为故事片导演。其主要作品有《蓝翅海鸥》(1953)﹑《岛上百万人》(1955)﹑《不要东张西望,小儿子》(1951)﹑《马丁腾云驾雾》(1960)﹑《多余的人》(1962)﹑《面对面》(1964)﹑ 《尼柯列丁.布沙其历险记》(1964)﹑《博什科.布哈》(1978)等。

博加契奇 编剧﹑导演。1919年9月23日生于卡尔洛瓦茨。在创建与发展南斯拉夫民族电影事业方面做出重大贡献。早年在萨格勒布研究艺术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电台工作并创建了萨格勒布大学生剧院,自任导演﹑演员。1947年转入电影界。1949年自编自导影片《工厂的故事》。以后将南斯拉夫经典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其中有《暴风雨中》(1952)﹑《安妮卡的时代》(1954)。1955年拍摄了反映人民解放战争的《大与小》,同年又拍了记述南斯拉夫发明家的纪录片《尼柯拉.切斯拉》。其它故事片作品还有《最后一天》(1951)﹑《星期六晚上》(1957)﹑《天堂里的裂缝》(1959)﹑《一个》(1959)﹑《卡洛琳娜.里耶斯卡娅》(1961)﹑《照片上的人》(1963)等。自1954年起任南斯拉夫电影资料馆馆长。曾任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主席。

布拉伊奇 编剧﹑导演。1928年3月22日生于黑山。毕业于萨格勒布大学法律系。1952年从影。做过一段时间的助理导演之后,去罗马电影实验中心学习。回国后任纪录片导演,1959年导演第一部故事片《不定时的列车》,反映南斯拉夫战后农村的变化。他最重要的作品是表现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斗争的史诗片《柯扎拉》(1962)和《内雷特瓦河上的战斗》(1969)。其它作品有《战争》(1960)﹑《沸腾的城市》(1961)﹑《太阳当头时的一瞥》(1966)﹑《发生在萨拉热窝的谋杀事件》(1975,与捷克斯洛伐克合拍)﹑《该杀的人》(1979)和《高度紧张》(1981)等。

米米察 编剧﹑导演﹑评论家。1923年6月25日生于奥米什。自1950年起任萨格勒布雅得朗电影制版厂艺术指导。导演的作品主要有《暴风雨》(1952)﹑ 《普罗米修斯》(1964)﹑《星期一或星期二》(1966)﹑《卡雅,我打死你》(1967)﹑《事件》(1969)﹑《养胖了的人》(1970)﹑ 《地狱里的马其顿部分》(1972)﹑《1573年的农民起义》(1975)﹑《奥布拉科中尉的最后功勋》(1978)﹑《巴诺维奇?斯特拉辛尼亚》(1981)等。也拍摄有一些美术片,如:《稻草人》(1957)﹑《一个人》(1958)﹑《在照相师那裹》(1959)﹑《蛋》(1959)等。

什蒂格里奇 导演。1919年11月12日生于克拉尼。曾参加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战争。是南斯拉夫民族电影创始人之一。1945年完成第一部纪录片《报仇雪恨》。1946年提任苏南合拍片《在南斯拉夫丛山中》(在中国放映时名为《南国游击》副导演。在拍过若干部纪录片之后,于1948年执导经一部故事片《在自己的土地上》。其它主要作品有:《和平的山谷》(1956)﹑《第九圈》(1960)﹑《烟囱和彩云之歌》(1961)等。

什卡塔纳 导演。1948年开始从影,是南斯拉夫主要纪录电影工作者之一。他拍摄的影片有:《在魔法的保护下》(1955)﹑《伟大的世纪》(1958)﹑《自由的埃塞俄比亚》(1959)﹑《第一格–人》(1964)﹑《我与世隔绝》(1965),《铁托》(1977)等。

乌科蒂奇 导演﹑漫画家。1927年2月7日生于比莱恰。自1950年起从事美术电影工作,是动画电影萨格勒布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主要作品《月亮里的牛》(1959)﹑《毕柯洛》(1959)﹑《代用品》(1961,获1962年奥斯卡奖)﹑《游戏》(1962,获1963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奖)等。 1966年,与捷克斯洛伐克合拍一部人与动画合成的儿童故事片《第七大陆》。执导的故事影片有《牛仔吉米》(1957)﹑《良心上的污点》(1968)﹑ 《“运动场”战役》(1977)﹑《加拉克奇卡来客》(1981)等。

也许，多年以后，这些名字逐渐被遗忘的历史也将结束，但是历史的无从稽考却不能抹煞他们曾经存在的痕迹，当你看到一块普通的石头，你该想到，也许上面曾经深深铭刻着字迹，只是已经被漫漫岁月风化打磨干净，记忆也许不会忠实于历史，但历史会忠实于记忆。

应该记住的名字

仿佛是摇身一变，电影从游园茶会上的杂耍节目成为了人类第七大艺术，而导演也不知不觉地占据了电影制作的主控地位，最终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独享“作者”称号的权利。显然，由于前南斯拉夫“铁幕孤岛”的特殊位置，南斯拉夫联邦的电影作者们并不像那些欧洲大师们一样令我们有口皆碑，耳熟能详。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前南危机重重之时、联邦土崩瓦解之日，流亡异国他乡的前南艺术家们却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国际大奖，向世人展示了他们曾经被政治体制和冷战气氛深埋于巴尔干地下的惊世才华。

“法西斯是一场性无能者的暴乱”–杜尚.马卡维耶夫

杜尚.马卡维耶夫（Dusan Makavejev），1932年10月13日，生于贝尔格莱德。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世界影坛展露头脚。性解放与政治两个主题始终贯穿于他的作品。影片的情色、试验和反道德倾向非常突出，常以看似出离现实的寓言式故事令人反思普通人生活中的荒谬和阴暗的悲观情绪。

1953年他拍摄了其第一部16mm影片《一个南斯拉夫老人之旅》。1958年，他开始制作一批反映萨格勒布与南斯拉夫其它城市的纪录片，但影片《别相信纪念碑》因有 “过分色情的镜头”被前南政府禁映5年，不过这部短片在戛那却受到了好评，也许这意味着他最终将逃离南斯拉夫，回应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呼唤。从这部影片开始，他的作品每每遭到禁映与非议。据说加拿大第一夫人在观看他在70年代的代表作《甜蜜电影》时曾经愤然离场。马卡维耶夫的重要作品还有：男人不是鸟（1965）接线生的爱情悲剧（1967）《不受保护的无辜者》（1968，第十八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最佳导演奖）《甜蜜电影》（1974）《猪与珠》(1981)《中午洗澡的暴徒》（1993）《灵魂之洞》（1994，自传纪录片）

《WR: Mysteries of the Organism》（《有机体的神秘》，1974）被认为是马卡维耶夫最出色的作品。WR指代Wilhelm. Reich，一位很有争议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因宣传存在能治愈癌症与其它一切疾病的“有机体”，而被捕入狱，死于1958年。片中马卡维耶夫引用 Reich之语“法西斯是一场性无能者的暴乱！”，表示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愤慨，马卡维耶夫企图以奇想、讽刺、性来对抗暴行，运用剪贴拼接的手法，将讽刺斯大林的俄罗斯音乐剧、反映法西斯医学实验的纪录片片断、对Reich夫妇及其家庭成员的访谈都穿插其中，打造了这部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要求究极的平等与解放的作品。其实，性、讽刺、政治、暴力这一切都不如“解放”一词更能说出马卡维耶夫的心语，也许这种心态正是经历了残酷的大战、苦闷的冷战、荒谬的内战之后的南斯拉夫人的呼唤，这片土地太需要解放了，太需要和平与安定了，不过，马卡维耶夫能够找到治愈巴尔干一切顽疾的那种“有机体”么？他可以用他的电影将Reich从牢狱中解放出来，但是只要存在强权的争夺、势力的划分、民族宗教的差异，巴尔干就不会平静，巴尔干的的安宁将永远在各民族难解的积怨面前垂首无言。

“你不是行恶就是受害”–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大师、先锋电影艺术家。当他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就开始获得电影奖项，后就读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影片《格丽尼卡》（1976）在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法利学生电影节上再度获奖，毕业后，他回到南斯拉夫，拍摄了《新娘来了》，因性爱主题被禁，而《拳打巨人》则在斯洛文尼亚国家电视节上获最佳导演奖。1981 年，根据南斯拉夫回教诗人阿卜杜拉.薛兰的长诗改编的，反映南斯拉夫青少年受到西方流行文化冲击的影片《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处女作金狮奖，此时，库斯图里卡年仅27岁。荣誉纷沓至来，仅过了4年，作为上部影片的续集，同样根据薛兰的长诗改编的电影《爸爸出差时》赢得了欧洲电影的顶级奖项–戛那金棕榈，同时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又一个4年，影片《茨冈人的时代》获戛那电影节最佳导演奖。1993年，首部英语片《亚利桑那之梦》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1995年，39岁的库斯图里卡凭借恣肆汪洋、天马行空、高峰独耸的影片《地下》再次摘取金棕榈奖，达到了个人事业的巅峰。此后他曾宣称不再拍片，然而，1998年，他不声不响的食言了，凭借《黑猫白猫》摘得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库斯图里卡的天才让后世评论家不得不耐住麻烦在他每一部重要作品后面注上众多的电影奖项，他名字前面的“大师”冠之无愧。

《地下》无疑是库斯图里卡的最佳作品，这部3个小时的鸿篇巨制，运用各种看似花哨的超现实主义手法，极尽讽刺戏谑之能事，通过战争投机者马高、他的战友佩塔、他的吃啥弟弟伊万等人物的恩怨与遭遇，浓缩了1941 年到1995年半个多世纪的南斯拉夫历史，凝结着作者对南斯拉夫地区多年以来错综复杂的民族、战争问题的深刻思索，无论从思想内涵、表现手法和气度风格上都令人叹为观止。不仅如此，《地下》的成功更像是一个宣言：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了，但是南斯拉夫的电影艺术却没有随之消亡，而是在战火纷飞中顽强的生存下来，并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用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胆手法表现时代的旋律与主题，人类可以没有战争，但人类不能没有艺术，没有艺术的人类历史是人类真正被禁锢的历史。

作为当代南斯拉夫电影造就的世界级大师，库斯图里卡的艺术手腕又与欧洲传统的四平八稳式的艺术不同，他所具有的创新意识和反叛精神令人想起达达主义狂飙突进的时代，荒诞不经的故事颇有贝克特的遗风，然而他又是现实的、历史的，因此，他的电影并不像《8又1/2》那样成为被艺术家们推崇的技巧教科书，而是紧紧地和时代捆绑在一起，同时又不拘泥于时代，而是站在人类历史的角度，思索战争、屠杀、欺骗和生命存在的价值。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多重的生命和历久常新的价值。

我在这样一个国家出生，
希望、欢笑和生活之乐，
在那里比在世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强有力，
邪恶也是如此，
因此你不是行恶就是受害。

库斯图里卡如是说，也许这是当代南斯拉夫的痛楚写照，但库斯图里卡在《地下》的结尾处，安排影片中的人物在地下复活了，曾经的恩怨情仇一笑置之。库斯图里卡毕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样的结尾意味着希望。

“时间从不消逝，圆圈不是圆的”–米柯.曼彻夫斯基

米柯.曼彻夫斯基（Milcho Manchevski）20世纪开始拍电影，而且在这个世纪他只拍摄了一部故事片，1994年，这部电影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多数介绍就这部作品都会提到这两个荣誉，因为要列举当年它在世界各地获得的30多个奖项实在是一项不小的工程。这部电影就是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叙事无瑕之作”的《暴雨将至》。

凭借这部孤篇横绝的处女作，曼彻夫斯基一夜之间成了大师，令人惊叹的不仅如此，这位出生于1959年的艺术家，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接触电影，之后，他拍了许多MTV和其他正宗电影的边缘产品，在美国获得了最高影像奖。然而，真正让他名扬四海的机会来自 1991年他回到故乡马其顿。见到南斯拉夫动荡之后满目疮痍的故土，艺术家的心灵被深深震撼了，于是就有了《暴雨将至》的诞生。“诗人的全部使命就是还乡。”曼彻夫斯基回到了故乡，也完成了作为一个诗人的使命，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无法完成亚历山大大帝曾经的伟业，但是他满怀着对故土的爱和希望，用他卓尔不群的影像语言，倾诉着这片古老的土地经历的磨难与悲怆。

《暴雨将至》叙述方式，一向是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题目。故事分为三个部分，如果按照线性时间，第二个故事“面孔”似乎应该是开端，然后是第三个故事“照片”、第一个故事“语言”。然而，影片并非如此简单，在第二个故事里，女记者安妮看到的是第一个故事结尾死去的阿族少女的照片，而按照正常顺序，阿族少女的死应该排在安妮的情人柯克的死之后，可是柯克此时还在伦敦。这样，死去的人还活着，活着的人又死了，时间发生了错乱。然而，观众却没有被搞昏的感觉（这一点，就使得这部电影远胜《低俗小说》之类的矫饰之作），反而会体会到一种生生不息的酣畅之感。“时间不逝，圆圈不圆”–这句影片中石刻上的箴言也许就是对曼彻夫斯基叙事时间观念的解释。相对论告诉我们，过去、现在、将来，这样看似线性的时间实际上不过是我们因为无法超越光速而感觉出的时间，时间不逝，就是说时间不是线性的，它没有固定的方向，“流逝”不过是一种错觉。所以，曼彻夫斯基用三个故事构成了一个圆，而圆又是不圆的，那就是粒子在不可预知的方向上的不可预知的运动，而我们普通人的感觉和片中那些普通人的感觉都是一样“测不准”的，所以可能同时发生的事件，我们却认为有先后之分。曼彻夫斯基用他的电影证明了现代物理学的那些看似不可思议的命题。不能忽视的是，曼彻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如此“现代化”的拼贴而不给与观众突兀和生硬的感觉，是因为他充分运用美丽丰富的影像、精彩而含蓄的隐喻、富于感染力的音乐将观众对逻辑的注意力转化为对影像的思考，轮回往复的叙述方式更是唤醒了隐埋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集体无意识”，让我们感觉这部电影不是曼彻夫斯基一个人在自言自语，而是有千百万个人在同时说话，包括我们自己。

新世纪初，曼彻夫斯基又拍出了一部电影《尘土》，这位在南斯拉夫消解后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电影新生力量将要带给我们的激动和感慨是值得期待的。

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主演：法鲁丁.阿梅贝戈维奇；斯洛博丹.阿里格鲁蒂奇；米拉.博亚奇；柳尔雅娜.布拉格耶维奇；1981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处女作金狮奖

60年代的萨拉热窝，南斯拉夫的青年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的余音中成长起来，他们正受到西方流行文化的冲击。16岁的男孩蒂诺面对这个复杂变幻的世界，感到困惑和迷茫。他受人指示，帮助一个妓女藏身，最后却爱上了这个女孩子。

《爸爸出差时》（1985）

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主演：米克.麦洛乔洛维奇；1985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50年代的南斯拉夫，铁托主张不结盟和国家独立自主，和斯大林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对内，铁托实行铁腕统治，不容许任何反对意见。倘若有人略有微词，就会在深更半夜被逮捕，从此销声匿迹。父亲突然被捕，母亲告诉6岁的孩子，爸爸出差去了，孩子信以为真。而其实，父亲是因为轻微的性侵犯被捕，从此这个残缺的家庭在严酷的政治氛围中将更加艰苦的面对难以想象的困境。只有无知的孩子在善意谎言的保护下留着对美好的憧憬。

《茨冈人的时代》（1989）

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主演：达斡尔.杜伊莫维奇；利乌比查.阿德佐维奇；胡斯尼亚.哈西莫维奇；1989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茨冈人聚居的村庄里，佩勒和祖母、舅舅，以及腿有残疾的小妹丹妮拉一家人靠卖石灰石和老祖母用意念给人治病为生。佩勒爱上了艾兹，但艾兹的母亲嫌他穷，他屡次求婚均惨遭拒绝。然而，佩勒给她表演通过心灵遥感移物的把戏，赢得了姑娘的芳心。

在外面发了财的阿默德兄弟风光的回了村。为了报答佩勒的祖母治好了自己的儿子，阿默德答应带丹妮拉到城里的医院治腿，佩勒告别了心上人，护送妹妹上路。阿默德是靠买卖绑架妇女儿童发的横财，现在他又花言巧语的欺骗佩勒，让他抛下妹妹，随其前往意大利赚钱。他训练拐来的女人和孩子算命、行窃，佩勒也不由自主地滑向了堕落与犯罪的深渊。几个月后，赚了大笔钞票的佩勒回了家，准备迎娶艾兹。不料此时艾兹已怀孕。佩勒误会艾兹背叛自己，痛苦万分。为了报复，他假意娶了艾兹，却对她施以冷酷折磨，直到艾兹难产死去，他才相信这个呱呱坠地的孩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佩勒终于发现阿默德并没有将妹妹送去治病，丹尼拉被卖、受尽虐待，而他的儿子也落入阿默德一伙人手中。失去一切的佩勒冲进阿默德的婚宴，开枪射杀了仇人，自己也被击中，倒在远去的列车上，慢慢停止了呼吸。一直到死，佩勒也没有摆脱茨冈人流浪的命运。

《亚利桑那之梦》（1993）

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主演：约翰尼.德普；杰里.刘易斯；费伊.达纳维；莉莉.泰勒；1993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年轻的流浪者阿克赛尔回到故乡亚利桑那，那里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困扰同时也吸引着他。叔叔要他接管出售卡迪拉克汽车的门市部；同时，他还陷入了与一位富有的寡妇及其继女的三角恋爱之中。影片讲述了阿克赛尔在青春的梦想与成年人的责任之间的摇摆。这是库斯图里卡在美国完成的第一部英文影片，他把敏锐的艺术洞察力直切入美利坚本土文化，尝试讲起南斯拉夫以外的故事。

《暴雨将至》（1994）

导演：米柯.曼彻夫斯基；主演：瑞德塞.柏嘉； 凯特琳.卡莉黛；1994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第十一届美国独立精神电影奖最佳外语片

影片由“语言”、“面孔”、“照片”三部分组成。

曾经获得普利策奖的战地记者亚历山大.柯克想要他在伦敦的情人–女记者安妮离开她的丈夫尼克跟随他回他的故乡马其顿。安妮的犹豫不决使得柯克独自黯然离开。他回到家乡，一边写信告诉安妮他在故乡看到的屠杀，一边想着和他阿族的初恋情人汉娜会面，不想自己的村子和汉娜的村子正剑拔弩张，尽管老情人再度见面，汉娜却早已嫁为人妇并已经丧夫守寡，有了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儿子艾利和一个天真无知的美貌女儿萨美哪。与此同时，安妮终于决心追随柯克，她和貌合神离的丈夫尼克在酒吧见面，不想尼克当晚被一个酒醉的狂暴者射杀。在马其顿，有一天，因为民族矛盾，艾利和萨美娜杀了柯克的老友，柯克村里以米泰为首民族主义者决心报复，他们抓住了萨美娜，而汉娜却深夜到访，求柯克救她的女儿。柯克不顾村里人的反对，放走了萨美娜，却被激动的村里老乡射杀。刚刚来到马其顿的安妮正好赶上参加他的葬礼。萨美娜逃进一家教堂，被许了哑愿的年轻教士基卢藏了起来，两人萌生了爱情。米泰搜查教堂，没有找到萨美娜，然而，主教却发现了她，无奈之下让基卢带她逃走，两个人逃出了米泰的村子，却被萨美娜村子的人发现，由于萨美娜固执的要和基卢离开，疯狂的艾利射杀了自己的妹妹。基卢恍惚的守候在萨美娜尸体边，他这一次无言也许不是为了持守他的哑愿。

《地下》（1995）

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主演：拉扎.里斯托维奇；米拉佳娜.乔科维奇；米克.麦洛乔洛维奇；1995 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1941年德国法西斯占领时的南斯拉夫。马克为庆祝好友黑仔加入共产党，驾车在空旷的街道上鸣枪欢呼。马克口吃的弟弟伊万是动物园的管理员，喜欢与动物为伍，动物园毁于轰炸，动物几乎都死光了，他救出了一只黑猩猩。黑仔的妻子即将生产，而他却迷上了年轻放荡的话剧演员娜塔莉，对她的纳粹军官情人法兰斯恨之入骨。于是他将娜塔莉从舞台上劫走，被德军抓住，受到严刑拷打。马克乔装改扮混入德国军营，勒死法兰斯，救出了黑仔。法西斯疯狂搜捕黑仔，黑仔和伊万还有一批反抗组织家属躲进了马克家的地窖，马克成了他们和地上唯一的联系。黑仔的妻子生下儿子祖凡，自己却难产死去。在地上，马克却用甜言蜜语得到了娜塔莉。

四年后，南斯拉夫解放了，马克作为铁托的战友身居要职，娜塔莉成了马克的妻子，他受到群众英雄般的崇拜。为了赚钱，他用各种方法让地窖里的人相信战争还在继续，让他们在里面为“革命”制造武器，然后贩卖国外。祖凡长大结婚了，马克和娜塔莉来到地下参加婚礼。热闹的庆典上，伊万的那只黑猩猩误开大炮，宴会一片混乱，黑仔趁机带着儿子持枪潜上地面，准备与德军大干一场。他们把电影外景地当成敌军阵地，大开杀戒，翌日清晨，祖凡失足落水身亡。为寻找受惊吓逃跑的猩猩，伊万也来到地上，却被途径的车辆带往了西德的疯人院。马克和娜塔莉炸毁地窖，带着大笔的钱逃往国外。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95年，在德国被关了四十多年的伊万无意中看到报纸上通缉马克和娜塔莉的消息才知道自己受了骗，他沿着地下隧道走回了故乡，而此时的南斯拉夫却已解体，内战的烽烟遍布巴尔干。黑仔成了战争的领袖。坐着轮椅的马克还在做军火生意，愤怒的伊万将他打死，自己随后在教堂中上吊，娜塔莉也被射杀。孤独的黑仔仿佛听到夭亡的儿子的呼唤，跳入水井，在地下同妻儿重聚，与朋友冰释前嫌，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黑猫白猫》（1998）

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主演：巴耶拉姆.塞瓦德赞；瑟丹.托德诺维奇；布兰卡.凯蒂奇；1998年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

茨冈人马特高为了发财，准备在伊斯坦布尔到巴格达的列车上走私汽油。为了筹集资金，他和儿子扎拉去拜访一位叫做皮泰的神通广大的茨冈老友。但是他们的生意却被匪徒达旦抢走了，还背上了债。马特高为了攀附达旦，让扎拉去向达旦的妹妹“鸟女士”求婚。然而达旦却爱上了另一位茨冈姑娘艾达。不过，婚礼当天矛盾轻而易举的解决了，新娘逃跑了，在逃跑的路上她爱上了皮泰。而扎拉也和艾达走向新的生活。

《尘土》（2001）

导演：米柯.曼彻夫斯基；主演：约瑟夫.费因斯；戴维.威翰；艾德林恩.雷斯特；安妮.布罗歇；

窃贼艾奇闯进纽约的一座寓所中行窃，不过很笨拙的被寓所的主人、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太太机智地当场捉住。这位名叫安吉拉的老太太在制服了他后，用枪强迫他听自己讲故事，并许诺在讲完后给他金币作为奖励。于是在这座放满了褪色的黑白照片的房间里，安吉拉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世纪之初，来自美国西部的一对牛仔兄弟鲁克和伊利亚在土耳其当雇佣兵。两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名叫莉莉的妓女并为此发生了争斗，最终反目成仇。伊里亚与莉莉结婚，而鲁克则远走他乡，他四处流浪，在马其顿当了强盗。

然而，鲁克和伊里亚的命运似乎注定要纠缠在一起，他们的矛盾愈发激化，不幸一个接着一个，最终两人要生死相搏。而此时的马其顿也正遭面临着土耳其的威胁。

在老太太的讲述故事过程中，这个90岁高龄的老人与年轻的窃贼间产生了友谊……

《创伤》（2001）

导演：塞吉安.德拉戈杰维奇；

波黑战争期间，两个乳臭未干的少年品奇和克罗特渴望着成为塞族战士，他们在公墓的荒草间追打取笑一个血统不纯的孩子迪迦伯。迪迦伯的母亲，在电视台主持名为“柏油脉搏”的节目，她的性感风骚引来街坊四邻和品奇的春情勃发。

流氓暴发户迪克成了品奇和克罗特崇拜的对象。在暴力、性与毒品的影响之下，品奇与克罗特成长为冷酷残暴的流氓，他们十七岁就杀了人，当上了“柏油脉搏” 最年轻的特邀嘉宾。克罗特在电视演播室里拔枪自残，证明自己毫无畏惧的“壮烈”，于是他成了英雄，青少年崇拜的偶像。

然而，在青年人疯狂的好勇斗狠背后，波黑的老年人却面对着凄惨的命运。品奇的父亲失足踩坏了抽水马桶，而维修费用需要花去他八个月的救济金，他苦笑着感叹“八个月后就可以重新像人类一样排泄了”，然后举枪自尽。迪迦伯的母亲为了自己和儿子的性命成为了克罗特的泄欲工具，最终还是被克罗特打死。

品奇和克罗特因为争风吃醋产生了矛盾，差点打死品奇。为了弥补过错，克罗特让品奇杀死自己。没料到迪迦伯突然出现，手持冲锋枪打倒了二人，自己也被品奇射出的最后一发子弹击中。三个人都死在童年玩耍过的公墓的荒草中，成为了被暴力异化的时代的廉价牺牲品。

《无主之地》（2001）

导演/编剧：丹尼斯.塔诺维奇；主演：布兰科.德里克；雷尼.比特拉克；菲利普.萨瓦维克；西蒙.凯劳；2001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2002年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200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1993年，南斯拉夫波黑克族和塞族正打得不可开交。一对克族士兵奉命到前线探查，却在夜雾中迷失了方向。第二天天亮，他们才发现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两军交战的最前线，面前就是塞尔维亚军营。惊悸未定，他们就被塞军发现了。激战中士兵西基侥幸逃脱，躲进一条两军交界处的废弃战壕里，这个地方被称为“无主之地”。塞尔维亚人派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兵带着新兵尼诺搜索战壕。他们把克族士兵塞拉的尸体放在一枚地雷上，只要有人搬动尸体就会引爆。没想到他们的陷阱却被西基都看在眼里，西基突然跳出来，打死了老兵，打伤了尼诺，自己也受了伤。西基和尼诺两人在战壕中对峙，谁都无力完全打败对方。而最令人意料不到的是被作为陷阱诱饵的塞拉的尸体竟然醒转，原来他没有死，只是受了伤，晕了过去。三个人陷入了一个极端尴尬的境遇，只要塞拉一动，地雷就会爆炸，他们都将丧命。西基和尼诺只有为了摆脱困境协调合作。他们必须让塞拉保持安静，并等待着救援。虽然敌人之间充满了仇恨，但为了打发时间他们还是开始了不很友好的交谈。交谈中他们惊讶地发现两人曾经喜欢过同一个女人，这一巧合令气氛一度缓和，但很快又陷入了更激烈的争吵中，他们互相指责对方的国家挑起了战争，破坏了平静的生活和美丽的家园。

克族和塞族方面为了营救他们，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求救，法国人马吉德闻讯赶来，但最高司令部却不准他介入。司令部的索福特上校忙着与女秘书调情，对前线的麻烦漠不关心。马吉德不顾上级阻挠，独自来到前线帮助两个士兵。但语言障碍和维和部队的官僚主义作风令他徒劳无功。他试图劝说两人离开战壕，但西基坚决不愿抛下战友，而马吉德也被上司招回，“无主之地”重陷僵局。

在回司令部途中，马吉德偶遇某国际电视频道的女记者简妮，她庆幸自己抓到了一个好素材，威胁要将维和部队的“不干涉”行为曝光。马吉德无奈，带着她返回战壕，并向上级报告，找来炸弹专家解决问题。新闻媒体使这条小小的战壕变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索福特上校为挽回维和部队的形象也不得不带着女秘书亲自前去处理。此时，每个人、每一方都试图去解决问题，但是他们无不抱着自己的目的，在各种心态驱使下走向“无主之地”，只有战壕里的塞拉还伏在地雷上，与西基、尼诺一起“纯真的”纠缠在仇恨与死亡的阴影下。

一、前南斯拉夫电影

二、南斯拉夫分裂后的电影

社会性、民族性、历史感、战争题材、意识形态特点、在夹缝中生存的艺术、与时俱进的创新艺术探索。

第二部分：南斯拉夫重要的电影导演 （1个版 2500字）

一、前南斯拉夫电影的重要导演：巴乌埃尔、波加契奇、布拉伊奇、米米察、什蒂格利奇、什卡塔纳、乌科蒂奇。

二、情色电影大师马卡维耶夫

三、屡获奖项的库斯图里卡

四、一鸣惊人的曼彻夫斯基

第三部分：当代南斯拉夫电影的重要作品10部 （1个版 4000字）

一、《暴雨将至》

二、《地下》

三、《尘土》

四、《流浪者之歌》

五、《创伤》

六、《猪与珠》

七、《黑猫白猫》

八、《亚利桑那之梦》

九、《爸爸出差时》

十、《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

第四部分：前南斯拉夫译制片留给我们的回忆 （1个版）

一、包括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六十七天》、《夜袭机场》、《南方铁路之战》、《黑名单上的人》等等。

二、前南斯拉夫电影在中国的影响，中南战争片的比较研究。

三、前南电影的时代性和超越性

慈禧太后

波兰著名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有一部很有名的作品叫做《薇洛尼卡的双重生命》，电影里的两个女孩同名同姓同时出生而且拥有同样的容颜、身体和通灵感应的心灵。显然，这个故事毫不遮掩的“虚假”提醒我们将对故事真实性的注意力用到对象征和隐喻层面的考虑上来。“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看起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过从哲学上讲，这仅限于人类“实体”的生命。中国古代就有了“名”与“实”的论证与区分，俗语云，“要么流芳千古，要么遗臭万年”。看来，“死后，留下些什么” 终归是人类的一种本能需要。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还有在悼词中被常常提到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云云无不表明，换一个角度来看，人的生命确实是双重的。人的实体生命是有限的，“留名”，就是对实体生命有限性的一种反抗，是人类幻想生命永恒而不得的一种诗化的变通，古埃及法老的木乃伊、画家的自画像、作家的自传就是这种创造第二生命的比较“自觉”的例子。承认“留名”的欲望也并非是鼓励功利投机主义，“名”亦有善恶，对毁誉的执著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使人发奋图强，成就丰功伟业，当然，也有的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恶性后果，究其缘故，因人、因时、因势而异，却不该归罪于“留名”本身。我们自然也不是在宣扬唯心主义，我们当然承认人死之后，灵魂也跟着消亡。不过，他人对这个寂灭的灵魂的评判却没有因为他的心脏停止跳动而结束，而且往往才刚刚开始， “盖棺定论”–这个略显悲哀的用语也许算是用对“名”的生命的迟到的重视来补偿对“实”的生命的曾经的轻薄吧。

近年来，“清宫戏”成为了颇为时髦的影视剧创作形式，而提到“清宫戏”，就不得不提到清王朝末期47 年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慈禧“实”的生命早在1908年就已经结束，那是在她的亲外甥（也是侄子）光绪驾崩的第二天。临死之前，她将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捧上了王位，慈禧忌惮的光绪帝先她而去，继承人也坐上了江山，她的身后事打点的蛮有条理，不过，她的第二种生命在荧屏上、书本里已经开始，而且就精彩程度而言，全不亚于她那三次垂帘听政、数个城下之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电影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洋人被邀到宫中放映，由于最早的摄影机技术简陋，放映时发热量过高，致使胶片起火，把宫女都烧伤了。西太后一怒之下，还曾禁止电影的放映。她怎能想到，如今她自己的形象却在荧屏上大红大紫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观众对慈禧的荧屏形象的印象应该是源于香港老导演李翰祥指导，而由内地班底出演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其实，这并不是慈禧最早在荧屏上出现。早在40年代，姚克己先生已经将自己的戏剧《清宫怨》改编成电影《清宫秘史》搬上银幕。不过，其中的主要人物是珍妃，慈禧的戏的分量也不小，而饰演珍妃的则是大名鼎鼎的“金嗓子”周璇。不过，由于众所周知而且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个版本的慈禧迅速绝迹了。甚至，慈禧的形象直到80年代思想解放来临之后都几乎没有作为主角出现过。然而，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统治者之一，慈禧的第二重生命自然不会因此而终结。李翰祥用刘晓庆塑造的慈禧，迄今为止可能仍是中国观众印象最深的。这个慈禧阴险毒辣，富于野心和政治手腕，能为常人所不敢为的至恶之事，俨然是除了心理变态而不能解释的最毒妇人。不过，作为一个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较少的香港导演，李翰祥致力于从慈禧行恶的动机上来做文章。影片最值得注意的情节就是“咸丰遗诏”。叶赫那拉氏与爱新觉罗氏的仇怨是在努尔哈赤时就结下的。李翰祥似乎是在表明慈禧入宫时本也是纯真无邪的少女，这一点与他的前辈姚克己不谋而合，不过慈禧人性中潜藏的权力欲在发现和自己做了夫妻的咸丰帝对自己仍旧怀着家族间的不信任之后，无可阻挡的爆发了。以至于慈禧后来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全都隐含着为家族报复而刻意毁掉爱新觉罗氏江山的深层动机。一个女人在被男人欺骗之后，可能会采取极端的态度去报复任何一个男人，这在宣扬女性解放的今天已经不是不可理解，不过报复的手段竟然是毁掉偌大的一个帝国，这就不能不叫人胆寒了。李翰祥启用刘晓庆也很耐人寻味，这个慈禧的形象不幸竟成了谶语。刘晓庆后来不但有一段时间成为了“亿万富婆”和绯闻中心，而且最终成为一个既贪且骗的阶下囚。或许优秀导演的艺术直觉能够使他们发现潜藏在演员身上的性格因素，而“性格即命运”的老生常谈不幸也在周璇的身上印证了一次，在银幕上窝囊受气的少女珍妃最终也成为了生活里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1987年，长影内地班底排演的电影《两宫皇太后》搬上银幕，方舒和刘冬分别饰演慈禧、慈安。两位演员的表演可以说是尽了力，不过现在回过头看方舒饰演的慈禧，总是欠缺一些难以言述的东西，似乎和我们印象中的慈禧差那么一点点，也许，这正在于人们总是难以将“小萝卜头”的形象和“慈禧”、“坏人”、“卖国” 等等联系在一起吧。当然，历史从来都允许例外，在《谭嗣同》中饰演慈禧的王玉梅，因其“以精湛的演技，比较准确地塑造了慈禧的形象，揭示了角色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与她同年扮演的《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大娘形成强烈的反差”（评委会语），而获得1984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

时光荏苒，转眼就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在这十余年中，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走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走向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与此同时，慈禧的第二重生命也在继续着值得玩味的变迁。最令人惊诧的慈禧形象莫过于陈佩斯执导，斯琴高娃饰演西太后的《太后吉祥》。陈佩斯饰演的草医汤元元被招入宫治疗慈禧太后的怪病，没想到所谓怪病是太后怀了私生子。其中还有慈禧挺着大肚子登楼梯的滑稽段落。《太后吉祥》是一部喜剧，或许是因为古希腊的传统，喜剧相对于悲剧，似乎总是摆脱不了“耍笑戏”的低人一等的地位。不过，此时此刻将慈禧这个人物形象喜剧化却有着非同一般的象征意义。简言之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希望微笑着谈论历史，并且我们也被允许了。而更重要的则是，我们希望将电影还原为电影，而不是将电影还原为历史，我们做到了，而且能够为观众接受。对慈禧性生活的关心在香港更是没有什么顾忌，邱淑贞与梁家辉合演的《慈禧秘密生活》完全秉承香港影届“戏说”的爱好，而且据说还出现了裸露和性爱的镜头，被内地看作是“三级片”。其实，慈禧太后也是女人，女人也是人，人都是社会的人，但人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人，人毕竟会有私人化的生活，而且现在没有人规定不可以表现这种私人化的生活，即使她与我们不是同一个阶级，而且是一个千古罪人。不仅仅是电影，慈禧的品茶桌、美容药、火锅秘方等等这些似有似没有的 “宫廷玩意儿”不也成为了一种时髦吗？清朝德龄的《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高阳的《慈禧全传》不也成为了畅销书么？慈禧研究会不会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呢？当然，是否要表现出慈禧的“色情”，是另外的问题了。

90年代以后21世纪初的中国，越来越多的百姓人家已经拥有电视机，电视剧方兴未艾，俨然有着取代电影的声势。慈禧的第二重生命在电视荧屏上益发的展露出来。早先曾因饰演慈禧而获奖的王玉梅，又出演了《宦官小章子》，此外，她还在多部影视作品中饰演慈禧，被称为“慈禧专业户”。斯琴高娃出演了《钱王》，奚美娟出演了《大清药王》，吕丽萍出演了《十三格格》，连《渴望》中饰演刘慧芳的张凯丽也在《皇亲国戚》中过了一把“慈禧瘾”。香港台湾的电视剧就更多了。纵观这些电视剧对慈禧的处理，首先它们多半是把慈禧作为配角，而且带有浓重的 “戏说”性质。可以说，90年代以来，慈禧历史剧的走向日益的浮向表面，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浅薄，是以港台为代表的庸俗商业文化的污染，不过“浮在表面” 确实也是经过了太多的斗争和文化强迫之后的一种解脱，尽管有些“矫枉过正”之嫌。特别是港台地区的慈禧戏，极尽夸张戏谑之能事，这就不仅仅是标榜自己“戏说”就说得过去的事了，显然这里存在着商业化对艺术质量的败坏。当然，这一时期的“正说”依然存在，比如在电影《李莲英》中，田壮壮继续深刻的探讨制度与人性的深层互动，片中李莲英与慈禧主仆二人惺惺相惜的段落，富于人性又折射出“阉割”情节在历史文化进程中的微妙内涵，具有感人至深的效果和深刻的哲学色彩。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慈禧剧”具有两种走向，一种就是浮于表面，避免接触太多的不堪回首的历史，在这种走向里，慈禧可以是与亲王偷情的性苦闷的寡居女人，可以是慈祥的母亲，宫中的“妇女代表”，也可以是偶尔清正一回的统治者。一种就是继续探讨慈禧的个人行为和特殊统治者的地位带给中国历史的影响，这一类电影电视剧，往往是格调严肃，色彩厚重的历史正剧或悲剧。应该认为，这种清宫戏表露出中国人在世纪交替前夕，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的一种骚动和急切的关注情怀，人们迫切的需要在“温故知新”中疏解世纪末的紧张与躁动。

在中国入世、申奥相继成功的时代，清宫戏不仅没有受到冷落。反而再次进入了一个高潮，而且历史小说的屡获大奖和大型历史正剧的搬上银幕形成了拍完了皇帝拍皇后，拍完了皇后拍妃子，拍完了妃子拍格格，拍完了格格拍太监，拍完了太监拍清官贪官的一窝蜂的局面。无论是不是雍正，都搞点“文字狱”；无论是不是乾隆，都要下江南微服私访。慈禧，作为清宫戏主角的先驱者，自然也不甘落后。前不久在央视播出的《走向共和》中，慈禧又露面了。而且这一次，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效应，思想日益开化和解放的中国已经注意到荧屏再现的历史人物与事实之间的微妙联系，并且不惜就此展开论争。论争的焦点集中在两个相互联系而又有着区别的两个层面：一是历史剧与历史事实之争；二是“正说”与“戏说”之争。究其本质一是对艺术的“再现性”的理解，二是对艺术“表现性”的理解。

如果不能明了艺术“再现”的内涵，“历史剧”就将成为一个令人困惑的语词。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重来。同时，在相对论的成果还不能使我们回到过去的今天，任何人都是站在现在的角度来观望历史。也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实际上只是我们所接受的历史。而影视剧，本身就具有“白日梦”的性质，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在投入的观看的状态中，并不认为它是虚假的，然而它却的确是虚假的。如此一来，历史剧就变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语词。我们看到，有许多人，包括历史研究家都在追问影视剧特别是历史正剧的编导们，你们拍摄的电影电视剧有多少反映了历史事实？你们拍摄的慈禧有多少符合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应该坦白的讲，这样的追问是不公平的。

其一，在追问者提问之前，不知道他们是否想过他们自己所知道的历史是否真的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与死亡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经验与认知之间不可弥补的裂痕。诗人说，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是历史还原其本来面目的状态。不过实际上，“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例子似乎也不在少数。在我们全部能够经历和理论上全部可以认知的部分历史中就可以看到。袁崇焕，本来是一位精忠报国的明代将领，曾经将努尔哈赤一炮轰下马来，袁家军镇守辽东，女真人便不能前进一步。后来皇太极行反间计，袁崇焕一夜之间成了卖国贼，被凌迟处死之时，无知群众用臭鸡蛋招呼他。卑鄙于是成了高尚者的墓志铭。好在他得到了平反昭雪。杨前线，厦门远华走私大案的主犯之一，原来曾是全国海关最年轻的局级关长，也曾是天天将廉政工作挂在嘴边的领导。高尚于是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好在他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些都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历史。然而，就一个人来说，100岁是很高的寿命了，然而比之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又是极其短暂的，比之宇宙进化的历史，那就连沧海一粟的比例都不到。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如此轻率的对我们不能经历的过去作出真与假的评判呢？

其二，让影视剧承担揭示历史的任务似乎过于求全责备了。历史剧，也首先是剧。正说也好，戏说也好都是“说”。历史剧再现历史，并不是复原历史，历史剧不是镜子，历史剧是一盏灯，灯影下的历史被照亮了，然而同时灯下走眼也不可避免的发生了，问题是，如果不能够接受这种“走眼”，那么就干脆别开灯，可是那样的话，你可能深处黑暗而不能视物。复原历史，就是史学书籍也未必能够做到。一向被视为爱国主义运动的“义和团”，其爱国主义的成分有几多？据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一书的说法，“义和团的兴起，原本是因当初的八国交侵、国之完日，民众人心惶惶又饥寒交迫，于是便借助一些设坛烧香、画符念咒的招术团聚在一起，又因被教会欺压多了，竟成了逢洋必反的一群短视群众。他们’不但反对筑铁路、开煤矿、办学堂、开报馆，并且要砸海关、拔电杆、封邮局……’不仅杀洋教士，连中国教众也杀。习惯上，我们称义和团为爱国运动，实则其行为离”爱国“二字差之万里。”且不说正统的说法与学者的研究究竟孰对孰错，这个例子至少提醒我们，尽信书不如无书，客观的历史仍需要明眼的旁观者。

当然，说历史剧首先是剧，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肆意的篡改、歪曲历史，艺术的真实仍要有客观的真实作基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如果超过了观众所能承受的程度，甚至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那么即使在艺术准则上也是不能允许的。这便是“戏说”与“正说”的问题了。艺术是需要表现力的，但是艺术也要为人接受，表现力所追求的也理所当然是更好的为人所接受。当然一方面这也依赖于艺术受众欣赏水平的提高。不要以为正说说出的就是历史真实，也不要以为戏说里面就没有历史。野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二十四史中也有着大量的谎言。且说晚清的几大悬案，无论是顺治出家，雍正改诏和遇刺，乾隆汉裔与私访，看来不过是野史，想来却是群众对统治者的敬慕、不满与希望，这些群众的感情不也是活生生、真切切的历史么？所以说，现在说慈禧，都不过是在说慈禧的第二重生命，也就是他在后人接受和评价中的生命，这一重生命与慈禧的实体生命有着关联，却又不尽相同，因为毕竟他人眼中的慈禧不会是一个克隆出的慈禧。同时，我们却不能否定这种带有不可避免的“误读”性质的研究，因为它是我们别无选择的手段，失去了这些评价，我们连达到客观的可能性都没有。只有正视主观误读的客观存在性，不断的修正错误，在误读中寻找表象背后的真实，才是接近客观真实的必由之路。

对慈禧这个人物的评价就曾经引起了许多冒牌女性主义者的关注，在冲动性的翻案情结驱使下，在对武则天、潘金莲等各种历史人物重新评价的风潮之后，为慈禧翻案似乎也提到日程上来了，事实上，为达今日之目的而翻出古人来的做法早已经不新鲜了。有人说《走向共和》就是为慈禧翻案，这是似乎是源于我们很少辩证的看一个历史人物的缘故。人是社会的人，慈禧作为晚清47年的实际统治者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她的历史必定与清王朝风雨飘摇的穷途末路有关，然而慈禧也并不是不存在私人化的生活，她也要吃饭睡觉，和宫女嬉戏，和太监调侃，她也存在着与国事无关的生活，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她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卖国求荣的腐朽统治者，然而她也完全可以是对某些人来说亲切善良的对象。这就像某些追星族在他们的偶像作出令人不齿的行为之后感到失落一样，当你将一个人社会化的历史和私人化的历史混同起来，他的形象就往往变得如此矛盾暧昧。另一方面，慈禧是一个政治家，但是政治家有好有坏，有精明者，也有蹩脚者，墨索里尼、希特勒也是政治家，不过是坏的政治家。慈禧该不该为清王朝的腐朽没落负责呢？这显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既然无论处于怎样的原因，她得到或者被允许坐到了实际统治者的位置，个人的命运就无法不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然而，一个帝国的覆灭绝不可能是一人之过，李翰祥虽然似乎在暗示她将爱新觉罗氏江山搞垮的深层心理动机，不过即使如此，慈禧的另一重动机也只能是维护叶赫氏的实际统治权力，况且咸丰遗诏的动机也只是导演的推定而已。如果说一个国家拥有一个慈禧这样的统治者是极大的不幸，那么不去正视历史的发展规律，将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归咎于一个或者几个人则是历史研究的不幸。批判者的“一人之过”论，和君主制的“一人独裁”论在本质上难道不是一样的么？这样的批判本身就说明了批判者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责任感是多么的贫乏。《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的题目用得很好，虽然只有四个字，涵盖的却是中国近代从君主制向共和制转型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历史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一步是多么的沉重，多么的艰难，她身后留下的又是多少失败的尝试和先驱者的热血。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刻，或许我们并不了解这一切，但我们至少懂得，中国已经再也不需要、再也不能容忍倒退和独裁。或许，这便是慈禧研究最基本却极有价值的收获。

导演塞尔吉奥.李昂尼的名气也许还不如片中主演“面条”的罗伯特.德.尼罗更显赫。但是无疑却是这位来到美国的意大利人创造了这部黑帮片登峰造极的杰作。在这部公认超过《教父》的影片中，他运用多样化的声像技巧，优美、怀旧、感伤的画面与忧伤、静谧的配乐一起构造了美国上个世纪20-30年代广阔复杂的社会图景以及迷惘的一代人的困惑、追求与创伤。其中，“面条”在洗手间中观看“肥仔”的妹妹，也是他少年时代的恋人的幻想镜头，精美绝伦，堪称电影史上的神品。这部影片的故事悬念迭起，叙事闪回的淡入淡出都可以算是故事片叙事的教科书范例。影片的电影音乐将柴科夫斯基降B大调钢琴协奏曲和Beatles 的旷世经典曲目《Yesterday》巧妙的融合在一起，有力的烘托了时代辗转、人性变换的主题，深化了凄美、梦幻的情调。片中的几位主演也都非常出色，罗伯特.德.尼罗则再次证明了他的确是一位黑帮片首选。

2、《德尔苏.乌扎拉》

如果说第三世界电影首推亚洲电影，那么亚洲的电影就首推日本，而日本发行海外的电影就影响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全部要归于黑泽明。这是一部日本、前苏联合拍的电影。黑泽明当时已经是举世闻名的大师，在苏联影人的全力支持下，黑泽明在这部电影中又一次体现了他尽善尽美的艺术追求。片中饰演老猎人德尔苏的，是一位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得蒙古族老人，最初本来要用三船敏郎，可是他因故没有来苏联，没想到这却直接促使了影片的成功，这位蒙古族演员也许在别的电影中只能做一个没有一句台词的龙套，但是在本片中他却光芒四射，把一个正直、勇敢、善良、迷信的老猎人塑造得感人至深。片中中亚大陆的广袤风光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3、《8又1/2》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费里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电影诗人，或者说，可以用电影做诗的人。一般认为，这部杰作是电影史上在特殊年代诞生的另类作品，其中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和意识流叙事风格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这样高评价背后的潜台词就是现在不会有人再去拍这样的电影，也不会有观众去欣赏这样的电影。不过，当你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就会觉得这完全是不负责任、主观臆断的评论家的看法。该片浓浓的诗意化表述，精彩的场景和镜头并不因为一个时代的过去而退色，这是一部跨越时空的，电影反思自身存在的，融哲学性、故事性、观赏性于一体的完美杰作，从这个意义上讲，《8又1/2》才是真正不可超越和令人叹服的。没有观看过本片的人，完全有理由抱着不可开释的遗憾。他们对电影的理解恐怕也会因为这个遗憾而停留在低幼水平。

4、《独行杀手》

推荐这部影片并不是因为它所体现的主题。影片的主旨很简单，和海明威习惯于表现的主题相似：“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这部影片的意义在于它的主演几乎没有开过口。首先，他是一个杀手，真正的杀手必然是寂寞的，阿兰.德隆饰演的独行杀手，有着冷峻的面庞，矫健的身手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唯一缺少的就是语言。失语，成为了一个孤独而迷惘的反抗者对旧世界的无言抗议，成为了在芜杂邪恶主宰的世界中对自身尊严的捍卫。不仅如此，无言作为一种形式，告诉我们电影的第一本质仍旧是影像，电影要用影像手段讲述故事，而不是靠对白。利用两个人物的对白来交待和推动故事情节的做法在剧本写作初学者那里也许还是自以为巧妙的手段，不过即使对电影老观众来说，这样省事的做法也会被一眼看穿。这部电影对影像语言的运用，值得深入研究。在影片的最后，独行杀手准备好与背信弃义的黑帮进行决斗，他像往常一样镇定地来到常去的酒馆里，听一位黑人女歌手唱歌，此时形势已经是剑拔弩张，而他仿佛迷醉在这歌声里，面带着固有的冷峻和忧郁，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他最终的结局又是什么呢？影片的处理极为巧妙，我在这里还是把这个结尾隐藏起来，等待诸位看到这部影片自会明白。

5、《朱尔与吉姆》

在新浪潮的诸位电影作者中，我曾经非常喜爱戈达尔，喜爱他的凌厉、冷酷和不屈不挠。而后来，也许是因为年龄增长的缘故，我开始转而爱好特吕弗。如果说《400 Blows》、《向钢琴师开枪》时的特吕弗还有着坏孩子的形象，那么从《朱尔与吉姆》直到《最后一班地铁》，特吕弗已经长大成人了，同样长大成人的我，欣赏他的诗人气质、不文不火的怀柔性格和在保持着敏感机智的同时对世界的宽容与忍耐。《朱尔与吉姆》是一部关于友情、爱情和成长的故事片，两个好朋友同时爱上一个女人的故事并不新鲜，然而影片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它避免了流于表面的矛盾冲突，而将他们内心的挣扎与欣慰还给角色的内心。整部影片拍的温馨浪漫，又感伤动人，在轻喜剧的色彩中又融进了淡淡的哀愁，人物的内心世界只是通过琐屑的生活小事展现出来，导演非常谦逊的没有试图给出答案，而是让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微妙自然的、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或许导演要说的只是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两个好朋友爱上了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又同时爱上了两个好朋友，爱情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这也许是个例外，但它确实存在。当然，电影终要结束，当朱尔走出教堂，告别躺在棺材中的两位挚友，他们那些在世俗世界中无法令人理解的感情也归结束，此时，他们都找到了自己，也都拥有了别人。

6、《薇洛尼卡的双重生命》

对于这部电影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似乎用言语表达对影片的美感的赞叹和对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崇敬总显得苍白无力。禅师们布道，总是敲一下木鱼儿，就完成了。我想，这不可说的境界也适用于这部电影。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这部书里详细的论述了这部杰作，但是他也不过是取其一隅，为了阐述自己的伦理宗教学的观点而拿来生套的。无论如何，最好的了解和感悟是在你面对银幕之时。就故事的精巧和美仑美奂来说，我认为基氏的这部力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7、《第三个人》

这是英国伦敦电影公司1952年根据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改编的黑白电影。我很小的时候曾经看过，那时候我还根本不懂，只记得下水道追逐的那场戏非常紧张引人。后来我才知道，格雷厄姆.格林可算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家，早年的格林曾经在英国外交部门工作，实际上就是间谍，退休后弃武从文，凭着对本行的了解，写出了不少既具有惊险悬疑色彩、又颇具社会意义和人道主义思考的杰作。格林的书情节紧张，雅俗共赏，但却绝不止于通俗文学，而是注入了对战后社会、战后人群的关切与思考。能将惊险小说写得如此具有艺术性的作家并不多见。（当下流行的那些什么斯蒂芬金之类的，简直是垃圾）这部电影同小说一样甚至更为出色。特别是结尾处，战后维也纳凋敝冷清的街道上，安娜与马丁斯擦身而过，对他竟然一眼也不看，而马丁斯还在一动不动的等待着，“一种全身的紧张一下子崩溃了似的放心和这一生再也见不到这个人的深深的惜别之情涌上心头。就在这时，至今一直静悄悄的画面，突然又重新响起安东卡拉斯演奏的动人的吉他声。”（引自猪X胜人的《世界著名电影综览》）这部影片曾荣获金棕榈奖，奥斯卡黑白摄影奖。“倘若我是评审委员的话，要授予阿丽达.贝莉最佳女演员奖，授予安东.卡拉斯最佳音乐奖”（引文出处同上）。日本评论家的话并不过分， 阿丽达.贝莉曾经是战后欧洲最具贵族气质的著名女演员，还曾主演过多部电影，不仅美丽，而且演技炉火纯青。这样全能型的演员在现在越来越少了。而这部电影的摄影也把黑白影片美学发挥到了几近极致。

8、《逍遥骑士》

有时候，为了一句话，你就可以喜欢上一部电影。比如，“要壮烈的去死并不难，要堂堂正正的活着却是不容易的”（《罗马，不设防的城》）我喜欢《逍遥骑士》是欣赏片中被排外的村民当作嬉皮士打死的乔治的遗言：“他们（指美国人，我注）说他们爱自由，可是当他们看到自由却又害怕了。”嬉皮士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嬉皮士其实并不是象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吸毒、同性恋和性错乱。嬉皮士的胡闹行为是因为他们天真的渴望和平、自由与爱情。嬉皮士妄图用他们的纯真感动这个旧的世界，然而却遭到了种种歧视、排外甚至虐待。乔治被活活打死了、比利被当作同性恋者射杀了，阿米力克想同杀人凶手同归于尽，结果也倒在了公路上。这就是美国，一个号称自由王国的国度给真正爱好自由的人们的“公正”待遇。《逍遥骑士》是一部创造了一夜成名的奇迹的电影，也是最好的嬉皮士电影。以后恐怕不会再有这种电影了，因为嬉皮士作为一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我们面对的，是雅皮士时代的方兴未艾，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在雅皮士身上，除了铜臭气息，我什么也看不到。

9、《阿拉伯的劳伦斯》

我推荐这部电影，是因为我把它曾经看了十几遍。有一年有个骗子书商要把71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写成小说卖钱。我就分到了这部电影。经过四天的艰苦奋战，终于将这部巨片改成了12万字的小说，但至今未能发表。在这个过程中，我把这部影片看了不下十来遍。我完成后觉得自己喜欢上了这部电影。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片中没有一个女角色。小女孩、老太太都没有。其实这很不简单，就连我们写个小说都要让美丽的女主角尽快出场，何况是电影？现在拍电影、电视剧不是根本不会按照导演和本子的要求去挑女演员么？谁有名就挑谁，最好有点绯闻。就算是不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韩国人，只要有市场，一样可以请来拍，管它演的好不好，实在没什么技术，女的，肯脱也行。香港有一位被捧上“亚洲女人中魅力无法抵挡”的女星，其实身材真得很一般，脸蛋更是很困难，只是肯脱，敢拍。连这样常识性的审美观点都能错乱，真理在我们这个时代被忽视、被蒙蔽、甚至被诬陷就不足为奇了。

10、《莉莉.玛莲》

法斯宾德是我最推崇的电影导演之一，作为新德国电影的主将，他在39岁的短暂生命里，为世人留下了42部电影。本片、《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恐惧吞噬灵魂》等等都是电影史上的杰作。他的黄金搭档汉娜.舒古拉也是当时德国著名的演技派明星。片中的“莉利玛莲”这首歌就是舒古拉亲自演唱的。法斯宾德的电影并不追求叙事形式的新奇，他的电影乍一看上去好像是好莱坞翻版，不过他正是巧妙的利用好莱坞俗剧形式，然后注入自己的哲学、理想、哀乐。他的电影非得等到你耐心的看完全片，才感到作者的用心良苦，才发现你已经被导演的叙述中潜移默化的魅力所征服了。或许你不会如此，但我看完法斯宾德的电影，就只有四个字： “五体投地”。法斯宾德的叙述方式还深刻的影响了后现代电影叙事。

《无主之地》

1993年，南斯拉夫波黑克族和塞族正打得不可开交。一对克族士兵奉命到前线探查，却在夜雾中迷失了方向。第二天天亮，他们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两军交战的最前线，面前就是塞尔维亚军营。惊悸未定，他们就被塞军发现了。激战中士兵西基侥幸逃脱，躲进一条两军交界处的废弃战壕里，这个地方被称为“无主之地”。塞尔维亚人派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兵带着新兵尼诺搜索战壕。他们把克族士兵塞拉的尸体放在一枚地雷上，只要有人搬动尸体就会引爆。没想到他们设陷阱却被西基都看在眼里，西基突然跳出来，打死了老兵，打伤了尼诺，自己也受了伤。西基和尼诺两人在战壕中对峙，谁都无力完全打败对方。而最令人意料不到的是被作为陷阱诱饵的塞拉竟然醒转，原来他没有死，只是受了伤，晕了过去。三个人陷入了一个极端尴尬的境遇，只要塞拉一动，地雷就会爆炸，他们都将丧命。西基和尼诺只有为了摆脱困境协调合作。他们必须让塞拉保持安静，并等待着救援。虽然敌人之间充满了仇恨，但为了打发时间他们还是开始了不很友好的交谈。交谈中他们惊讶地发现两人曾经喜欢过同一个女人，这一巧合令气氛一度缓和，但很快又陷入了更激烈的争吵中，他们互相指责对方的国家挑起了战争，破坏了平静的生活和美丽的家园。

克族和塞族方面为了营救他们，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求救，法国人马吉德闻讯赶来，但最高司令部却不准他介入。司令部的索福特上校忙着与女秘书调情，对前线的麻烦漠不关心。马吉德不顾上级阻挠，独自来到前线帮助两个士兵。但语言障碍和维和部队的官僚主义作风令他徒劳无功。他试图劝说两人离开战壕，但西基坚决不愿抛下战友，而马吉德也被上司招回，“无主之地”重陷僵局。

在回司令部途中，马吉德偶遇某国际电视频道的女记者简妮，她庆幸自己抓到了一个好素材，威胁要将维和部队的“不干涉”行为曝光。马吉德无奈，带着她返回战壕，并向上级报告，找来炸弹专家解决问题。新闻媒体使这条小小的战壕变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索福特上校为挽回维和部队的形象也不得不带着女秘书亲自前去处理。此时，每个人、每一方都试图去解决问题，但是他们无不抱着自己的目的，在各种心态驱使下走向“无主之地”，只有战壕里的塞拉还伏在地雷上，与西基、尼诺一起“纯真的”纠缠在仇恨与死亡的阴影下。

好了，用了将近1000个字将这部获得200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波黑电影的故事梗概讲完了。之所以一开始就讲故事，是为了不肯看下去的朋友至少有所得。

当继续的诸君正在网上“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之时，我正在家怀着对无望的考研漠然处之的古怪心情研究南斯拉夫电影。应一个朋友之约，我开始疯狂的在网上和旧书摊上查找前南电影的资料，对于以前被纷飞战火和对炸我记者同胞的义愤弄得懵懂的巴尔干战争史也耐下心来考据了一番。

这部丹尼斯.塔诺维奇的故事片处女作（他以前的纪录片很有名）是以波黑战争为背景的，请诸君再次耐下心来，听我说说这场波黑战争。波黑全称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波斯尼亚在历史上曾经是塞尔维亚的属地，15世纪波黑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1878年又被奥匈帝国吞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同南斯拉夫各民族组成统一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黑被并入“克罗地亚独立王国”。二战之后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归属铁托建立的南斯拉夫联盟。这里生活着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3 个民族。南斯拉夫解体后，占波黑人口44%的穆族想要波黑脱离南斯拉夫独立，实际上是想要建立一个以伊泽特贝戈维奇为首的穆斯林国家，很简单，人口占大多数，而总统又是穆斯林出身，建国后穆斯林族自然得势。而占人口34%的塞族则坚决反对独立，这也是必然，南斯拉夫地区塞族是主要民族，独立后岂不变成了少数民族？不过他们说，如果独立后建立松散联邦也还可以忍受。克罗地亚人人数最少，态度骑墙，人少不好说话呀，不过他们其实是想和前不久独立的克罗地亚合并。1991年10月，穆克两族占多数的波黑议会不顾塞族代表的反对，在塞族议员退场的情况下，通过了宣布波黑独立的决议，塞族则成立了 5个塞族自治区。波黑首府，就是那个瓦尔特誓死保卫过的萨拉热窝离战争不远了。联合国调停了一下，划分了一下民族聚居区，3方也先后接受了，不过欧共体和美国似乎不太同意，他们先后承认波黑独立。伊泽特贝戈维奇中途变卦，使塞族人愤怒了，宣布塞族脱离波黑独立，穆族和克族可不答应，于是就打起来了。本来前南斯拉夫有将近10 万的人民军在波黑维持秩序，其实就是添乱。塞尔维亚和黑山成立南联盟后，宣布放弃这些军队，这批人变成了没人管的武装，而这批绝大多数都是塞族人的人民军一下子壮大了塞族军队的实力。克罗地亚人也不含糊，从他们的“母公司”克罗地亚借来5万军队，只有穆斯林因为在冷兵器时代都把激情打完了，所以战斗力很差，不过倒是有一批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不远万里来参加“圣战”，令穆斯林人着实感动了一把。20 多万人就此展开厮杀。其实地方不大，才5万多平方公里。塞族人已开始就占了优势，不仅仅因为军队训练有素，而且塞族人向来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况且常言道“破一人难，破二人易。”战争还没打完，克族就急着要自己独立，这样穆克联盟破裂，战争变成了“三国演义”。20多万人的生命，60多万人受伤致残，200 多万人背井离乡，经济水平倒退数十年的“任务”用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塞族占了领土70%，克族18%，穆族最少，才12%。美国出手了，硬是让克族穆族结成了“没有爱情的婚姻”，继续联手攻击塞族。得到了大国的支持，10 月初，穆族卷土重来，10天内攻下塞族300平方公里的土地，塞族临危不乱，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利用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武装和穆斯林反政府军的支持，大举反攻，不仅尽收失地，还一举打进比哈奇市内。美国一看不妙，决定率北约空袭助阵，塞族不肯服软，不仅用简陋的大炮打下了北约反雷达设备几乎达到完美的飞机，还扣了联合国人质，就绑在塞族总部的大楼外面。这一招真得很绝，双方立即停火，休整4个月。不过后来塞族犯了轻敌的错误，轻易的释放了人质，又轻信了北约的不再轰炸的承诺。虽然他们再次粉碎穆族的春季攻势，（说实在的，穆族实在太不会打仗了，一点也没有阿拉伯帝国的遗风），但是，由于北约的参战，形势急转直下，北约前翻不在轰炸的承诺墨迹未干，又投下了1万多吨炸弹。战场上哪来的什么信义？塞族终于被迫做到了谈判桌上，根据在艺术和浪漫之乡巴黎生效的《代顿协议》，波黑共和国在目前边界内作为拥有主权和独立地位的统一国家存在，由穆克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组成，各方可保留自己的军队。各方控制区领土按5国联络小组的方案确定，即穆克联邦占 51%，塞族占49%。

我觉得在诸君每日辛苦研究先锋文学的闲暇功夫，也研究一下历史可能是一种调剂，所以也就不嫌啰嗦地说了这么多。不过还有一点点，请花费最后一点耐心听我说完。这是一些战争的副产品：

1、一位祖父是克罗地亚人的10岁的女孩拿刀割破了自己的血管想放掉身上 1/4血液，因为她想使自己成为一个纯正的塞尔维亚人。

2、一位父亲是克罗地亚人、母亲是塞尔维亚人的男孩问母亲他身上的哪一部分是属于母亲的，他想砍掉它。

3、波黑塞族军队总司令姆拉迪奇将军的女儿同一位穆斯林小伙子相爱，但他们无法逃避严酷的现实，双双自戕身亡。

4、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附近的一个小镇，有一对结婚10多年的夫妻，男的叫穆阿拉，是虔诚的穆斯林，妻子叫米蒂亚，是塞尔维亚人。内战刚起时，对外面传来的关于塞尔维亚人屠杀穆斯林的消息，夫妻俩尽管看法不一，但生活还是比较平静的。随着战火炽烈起来，穆阿拉发现周围的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可怕的变化。他处处遭白眼、讥讽和冷遇，昔日的亲朋好友也像逃避瘟疫似地躲着他。民族间的仇视像一堵无形的墙把他同周围的人隔开。一天，传来了他的穆斯林兄弟被塞族人打死的消息，穆阿拉怒不可遏地拿起了枪，参加了对塞尔维亚人的战斗，他往日柔顺的妻子此时也感情冲动地拿起枪向穆斯林冲杀，他们10岁的儿子在孤独中死于战火。

5、一位住在萨拉热窝帕莱的塞族妇女对中国记者说：“我真希望马上实现和平，无论签署什么协议都行。”

事实说明一切，真理不辨自明。对于《无主之地》这部电影我本来想说很多，可是在回顾了波黑战争史以及战争带给人们的创伤之后，我说不出了。战争自古有之，民族和宗教问题远不是靠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就能够解决的，靠一种主义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但是却无法改变不同民族的生活和心理，也不能统一所有人的信仰。强权的插手只不过是势力的划分与均衡，没有人心甘情愿的去为别人解决问题，而且只会把问题越搞越糟，混乱的局面的受害者只有无辜的群众。这都是浅显之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知识和智慧不同，知道道理和理性的生活是两码事。再听听我说说去圣诞礼拜听证道的事情。

证道的牧师讲了《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4-22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说，要使我们和他人和睦，首先就要自己和自己和睦。为此他讲了一个寓言：从前有几个年轻的教士对老牧师说，如果我是亚当，就不会去偷吃树上的苹果，因为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不许吃那些苹果。老牧师笑而不答。过了几日，老牧师请这些教士们吃饭，摆了丰盛的菜，唯独桌子中央有一个用盖子盖着的碟子，不曾打开。过了一会儿，老牧师说有事情要出去一下，嘱咐他们谁也不能打开那个盖子。他出去后，一群人开始的时候还能够不去想盖子里的事情，后来就忍不住了，最后他们认为只要打开盖子看看然后再放回原处，老牧师就不会发觉，于是就打开了盖子，没想到盖子里面是一只麻雀，麻雀飞走了，他们没办法向老牧师交待了。所以，虽然我们通晓许多许多“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却显然在太多的时候，做着我们本来认为不该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我们其实认为该做的事情，因此我们便常常无法和自己和睦。正如我所说，道理记在脑子里只是记在脑子里，根本没啥作用，知识可以传授，智慧却需要感悟。世界上有知识的人太多太多，而有智慧的人却太少太少。也许正是如此，世界上天天在打仗，在死人。

我发觉到现在我还没真正就这部电影说些什么，我倒也不想让这篇文章成为对桃之11的拙劣的模仿（大家帮我看看，这句话是否有语病？）这部电影是一部充满着黑色幽默和舞台剧风格的电影，这样尴尬和尖锐的矛盾冲突，集中展现的场景，真有点像话剧，又有点像众多出场人物的一个讨论会。实际上波黑战争中的各方都被浓缩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中了。片中的人物既是他/她这个个人，也是他们或者她们。

近几天来“热闹”的继续不是也颇有点“无主之地”的味道么？？？我想到这一点，起初觉得可笑，后来两相比较了一下，除了激烈程度以及伤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其他方面倒是颇有一比呢！

且看：

那边波黑穆斯林闹独立，这边继续要关版脱离西祠；

那边司令部索福特上校忙着和女秘书调情，不理前方的麻烦，这边张京徽作壁上观，笑看风云变幻，女秘书之类的人物则不得而知；

那边小小战壕成为媒体焦点，这边西祠继续重登胡同口；

那边马基德有心无力，这边剩翼等人无可奈何；

那边穆克塞三族集结力量，这边关版与不关版双方引来诸方好手；

那边有穆斯林参加圣战，这边有助阵者参加拍砖；

那边有克罗地亚女孩要放血，这边有香妃子要划清界线；

那边有塞尔维亚男孩要自残明志，这边有南京男孩心灵浪者要丢开自己的偶像；

那边北约飞机轰炸，这边Rockycha炮打司令部；

那边波黑塞族扣押人质，这边行吟客开出黑名单上的人；

那边塞族老太太喊着：“别打了，要和平！签什么协议都行”，这边哈尔滨少女五月之城叫道：“别闹了，快写作！我永远支持继续！”

那边塞尔维亚议会把米洛舍维奇送上了国际法庭，这边浪者把行吟客其人其事转到了《风骚》；

那边有姆拉迪奇的女儿和穆斯林小伙子相爱，这边有主张关版的张京徽和主张继续的香妃子相爱……

大家要是跟着开列这张单子，肯定还会有更多，剩翼才疏学浅，这里就不再献丑了。圣诞礼拜的证道说明了知识必须运用到实践之中，我则证明了历史和电影不仅仅是历史和电影，他们映照出的是人生，哪怕是BBS上吵架这样的小事情。

我倒是真的很庆幸，“X新时代”的我们只须在BBS上面动动手指便可以快意恩仇，比起波黑战场上靠拔枪互射才能站稳脚跟，求得生存的人们真没啥可抱怨的了。也许有人会说我这个杂乱无章的影评生硬、做作、幼稚、无聊。对这样的意见，我本来还有些话要说，可惜我实在有点不耐烦了，希望我的这篇又臭又长的文章和西祠继续的关版争论一起早点结束！

于是，我的文章结束了。

《罗科和他的兄弟们》

时至今日，我还是喜爱看黑白片。我曾经问过一位研究电影科班出身的朋友，电影史上有没有过象有声片VS无声片一样的关于黑白片和彩色片孰优孰劣的论争，她说没有，当时，人们热情的欢迎色彩时代的到来。我没有理由让我的偏爱站住脚，也没有希望获得已经习惯了电影技术革新的人们的支持。有时候我的偏爱会被当作一种“怀旧”情绪，或者对抽象美的欣赏，不过我始终认为那下面隐藏着更深刻的东西。如果说电影是一场梦，自然是越少间离越好，不过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电影就该只限于现实主义的生活片。显然梦更加丰富，如果梦也是如同现实一般无二，那么梦又有怎样的吸引力呢？梦的魅力在于让做梦者身在其中而不觉，而这个不觉并不是靠复制现实来实现的，恰恰相反，她的力量在于依靠各种变幻多端的手段去转移人的注意力。这就如同魔术中的障眼法，谁都知道那不过是虚假的东西，可是还是投入的去看每一次表演，并为之欣悦。换言之，色彩的运用如果只是为了复原一个现实的物质世界，那么这种技术对艺术性来讲甚至说可有可无。还记得《辛德勒的名单》这部影片的色彩，当整本黑白影像行将结束，斯皮尔伯格用一袂红裙将我们带回了现实中那个有色的世界，观众也从悲怆的情调中苏醒。这时候，色彩的力量才典型的显示出来。

黑色是深沉的颜色，它的单调中包含着所有的颜色（将所有的颜色混合在一起，将得到黑色），白色是单纯的颜色，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世界所有的痛苦和信仰一样都是单纯的，因为没有人会在真正陷于痛苦时还会思考着痛苦的层层面面。灰色是回忆的颜色，黑白之间的灰度变换，可比之回忆的车辙。黑白灰组成的世界，便是一个有关创痛的深沉回忆。这种三色的抽象和简化，阻止了人们将注意力移向那些与故事无关的色彩（仅限于除再现性无他的色彩，《红色沙漠》之类的色彩另当别论），同时也与特定的主题切合一致。

《罗科和他的兄弟们》是鲁奇诺.维斯康蒂1960年的作品。此时，新现实主义已经走向没落，黑白片时代也行将结束。然而维斯康蒂拍摄了一部黑白的现实主义影片。尽管有评论认为，这部影片突破了新现实主义的条条框框，而且在美学追求上试图复归意大利二战前的文学传统，但在我看来，这些都不重要。最简单然而却颠扑不破的道理是维斯康蒂运用恰当的形式，拍摄了一部具有美感和诗意的、能够感动普通人的、普通人的电影。

父亲死后，罗科兄弟4人陪同母亲离开乡下那干涸的土地，来到米兰投奔大哥维奇佐。母亲总是以他的5个儿子为荣，她相信凭着他们英俊、结实的身体定可以在米兰找到好工作，成为风光富足的城里人。然而，来到米兰的第一晚，正赶上维奇佐和女友娜奇特的订婚典礼，因为没有地方住，他们和娜奇特的家人发生了争吵。母亲赌气带着5个儿子住到了外来人口群居的地下室。一天，同楼中一个从家中逃出的放浪少女娜蒂娅闯入了他们的生活。老二西蒙身强力壮，他和几个兄弟到拳击训练所接受训练，被老板看中，很快崭露头角并如愿的得到了娜蒂娅的垂青。然而为了讨她的欢心，他不惜利用兄弟罗科在熨衣店工作之便，去偷盗衣服和首饰，致使罗科失去了工作。娜蒂娅也对此深感厌恶，断然和他分手。罗科离家入伍，偶遇四处漂泊的娜蒂娅，善良的罗科对生活的信心感染了娜蒂娅，使她决心放弃玩世不恭的态度，重塑新的自我。两人之间产生了爱情。此时，由于失恋的打击，西蒙的事业每况愈下，他抽烟、喝酒、赌博，负债累累。西蒙发现了娜蒂娅和罗科的关系，带领一群流氓不仅殴打了罗科，而且当面强奸了娜蒂娅。罗科忍辱负重，在他看来，只有娜蒂娅回到西蒙的身边，才可以挽救自己的哥哥。娜蒂娅获悉罗科的决定，万念俱灰，她回到了西蒙身边，不过是满怀着厌恶和仇恨向他报复。一个偶然的机会，罗科的拳击才能被协会老板发现，力劝他以此为业，但罗科想要过平静的生活。西蒙为了筹钱，强逼老板借钱，被告发。为了不使事态扩大，罗科和协会签约，想用自己的收入为他还账，但此时全家人都对西蒙失去了信心，他被迫离家，娜蒂娅也被母亲赶走。罗科不负众望，战胜了对手赢得冠军，而与此同时，西蒙找到娜蒂娅，仍希望她能回到自己身边，被冷冷拒绝。失去自尊的西蒙，一方面对罗科的成功嫉妒发狂，一方面又对娜蒂娅的感情深深绝望，在疯狂的冲动中，将娜蒂娅乱刀砍死在河边。当罗科还想为哥哥掩饰的时候，老三西雷再也不能忍受，他愤然离家并告发了西蒙。经过这些风雨，西雷和罗科决定负载着所有的痛苦坚强的生活下去，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与年幼的弟弟卢卡这样的年轻一代一个诚实和正义的未来。

影片共分5个部分，分别以罗科5兄弟的名字命名，讲述了罗科和他的兄弟们的遭遇和归宿。大哥维奇佐的事业并不成功，他一心想成为小市民阶层的一员，最终如愿以偿，当然，也沾染了小市民自私和虚伪的习气；老二西蒙希望凭自己强壮的身体在拳击界发展，但对金钱、地位和女人的欲望毁掉了他的一生，乡下人进城后的堕落恐怕是已被普遍接受的一个主题；老三西雷喜欢学习，踏实肯干，希望依靠自己的劳动改善生活，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所爱，也坚定了生活的信心；老四罗科性格善良、怯懦，但有主见，有信仰，不过由于太多的自我牺牲，非但没有挽救西蒙，而且永远的失去了所爱的人，正如西雷所说，“罗科是个圣人，但是有时候对人太好并不总是正确的。”年幼的卢卡是这一切事件的旁观者，他的生活道路还尚未确定，然而几个哥哥的遭遇留给他的经验与创伤，将影响他的一生，影片的最后，他茫然望着街墙上贴着的一张张报道罗科胜利的海报，在空旷的马路上越走越远，他的未来将是怎样的？会不会真如西雷所说是一个“比较正义和诚实的”的社会呢？此时维斯康蒂已经用忧伤的主题曲和慢慢升起的字幕结束了他的故事。

我以前未曾重视过维斯康蒂的作品。我觉得他的作品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比较“中庸”。维斯康蒂的方式是不文不火的文雅类型，这部影片中，观众并没有看到多少控诉、批判、讽刺和不安，或者有，也是藏在一个家庭兄弟之间的感情纠葛之中，在这样小题材的背景之下，社会批判的效用仿佛服用了镇静剂。同时，影片也没有刻意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尽管它也有跌宕起伏，但不过就像秋千，始终没有脱离现实这根吊杆。也为其如此，人们才仿佛亲近的看到了一种社会、一个时代中的一群人。当然，影片的拍摄手法仍是值得称道的，特别是精细的场面调度令人叹服。西蒙刺杀娜蒂娅的一幕，娜蒂娅绝望的倚靠在一棵树上，面对镜头，西蒙高大的黑色背影一步步走向她，直到把她娇小的身躯全部遮挡住，而此时娜蒂娅忽然缓缓的伸开了雪白色的纤纤双臂，由于我们看不到她的表情，也听不见她的声音，因此她这个拥抱的姿势究竟代表着什么？哀求？谅解？绝望？魅惑？我们无从知晓，只能无限遐思。而直到西蒙压到她的身躯上，直到她的第一声尖叫刺破静静的银幕，我们才发现，两个人的身躯组成了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在西方观众的眼中，这个形状是非常敏感而意味深长的。此时，画面的左边是近乎凝滞的污浊的河流，同样具有着明显的象征意义。这个镜头充分展现了维斯康蒂的构图美，尽管实际上这是残酷的一幕。

据说中国电影界以各学院为代表的派别有着不同的观点，比如某学院重视蒙太奇、长镜头等等美学技术手段，而另外的则喜欢联系文学、政治、历史来研究，文人相轻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我想，电影研究如果不放在历史文化的语境之中，恐怕是不妥的。就维斯康蒂的这部影片来说，我就一直在思考它的最后一幕。西雷希望的那种“比较诚实和正义”的社会经过40余年的历程究竟是否实现了呢？如果说以罗科为代表的圣人一族已走向真正的没落，以维奇佐为代表的小市民已比比皆是，以西蒙为代表的社会渣滓也从未消失的话，那么以西雷为代表的斯多噶主义者正处于他三兄弟所职守天堂、俗世与地狱之间，他迎来的是胜利还是败亡？显然，维斯康蒂的希望寄托在西雷和卢卡的身上，他不相信天堂、不屑于俗世又怀着对地狱的忧恐。这恐怕是60年代意大利人普遍的思索与创痛。现在，二战的阴霾已经过去，似乎只要不发生席卷全世界的战争，一些局部冲突完全可以接受。50多年了，意大利早已从战争的阴影与后患中挣脱出来，年轻的一代也幸运的不用负载太多的艰难。那些旧时的回忆仿佛已经消亡，难怪阿伦. 雷乃在《夜与雾》中慨叹人们忘记的速度如此之快。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若再奢谈创痛，恐怕定会被笑做杞人忧天。然而现在人们的幸福果如此坚实可靠么？即使是如此的坚实可靠，那么现在人们的幸福感也一样的坚实可靠么？果如此，为什么还有飘荡在世间的那种现代人空虚、躁动、不安与苦闷呢？为什么还会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呢？肖伯纳说，牙疼的人认为世界上有一种人最幸福，那就是牙不疼的人。一个吃不饱的穷人，得到一袋米，他的幸福感无疑是坚实可靠的；一个穿不暖的穷人，得到一衫衣，他的幸福感也同样坚实可靠。并非他们渴求的东西简便易寻，而是因为这简单的获得弥补了他们简单的苦痛。如此看来，真的有那种不经历巨大的创痛反而会获得的最坚实的幸福感吗？轻易得来的幸福会同样轻易的产生坚实的幸福感么？天下没有白来的午餐，天下也没有白来的幸福感。所以佛教称“苦、集（极）、灭、道”。从这一点讲，衣食无忧，没有回忆的重负，不知道对劫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毋宁相信，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创痛，时代在变，创痛也在变，60年代的罗科们的创痛源于幸福的不可得，而如今时代的创痛则肇始于幸福充足的同时幸福感的匮乏。

写到此处，忽想停笔，因为我已感到一些强有力的诘问将使我无法回答，那也是维斯康蒂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过尚有一个类比未曾完成，那就是文首提到的黑白片VS彩色片。如果说黑白片过渡到彩色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黑白片的存在与先在是否也应该超脱技术落后的原因而拥有一样形而上的理由？设若没有黑白片的先在，人们对彩色出现的惊喜还会存在么？设若没有黑白片的存在，彩色的表现力是否也将受到限制，甚至沦为比在黑白胶片上涂色更简便庸俗的手段呢？黑白世界与彩色世界的的辉映，是否也正如创痛与幸福的辩证法呢？

《破浪》

我童年时代有一个聪敏而渊博的朋友。在我的印象里，他少言寡语、形容邋遢，考试总是不及格。不过，他的知识却出奇的丰富，性格也多愁善感。我上高中的时候，他已经放弃学业，决定归于上帝。是他第一次在圣诞节带我去了教堂，那是个天主教的教堂，他给我讲解墙上挂的油画，上面画的是耶稣基督两次被十字架压倒。尽管我和另外一个学友出于年少无知而不断的嘲弄他，可是那个晚上他无条件的信仰还是让我惊讶。可是后来，他做一名修士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他的父母看来并不愿意让上帝独占对他们儿子的爱，据说他们和教会的人经过协商，骗他到一个县城去参加宗教的学习班，实际上只是把他安置到一个暖瓶厂做工。

那以后，我再没有他的消息了。从此我也对旧教怀有莫名的厌恶之感。以后，我终于读到了《圣经》、《忏悔录》和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旧约》中那些粗砺而富于表现力的文字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过我也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欣赏它，因为我总是觉得任何不经过思考分析的信仰体系，终归不是对人生的审慎态度。这就象中国人在2001年里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喜事”，申奥成功，入世获准，都给每个中国人带来了欣喜，我相信他们的欣喜是由衷的，不过如果你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问他们我们为何要申奥？为何要入世？我们的收益何在？我们的生活因此产生的变化何在？恐怕不是每个人都会清楚详尽的告诉你，而且从众而欢的肯定不在少数。群情激越有时候并不意味着思想渗透的延伸，也许还很可能正是思想的终结。我想，我的朋友的悲剧正是因为他从不质问他的上帝，这不是《圣经》的误导，而是教会的误导，因为无论是在新、旧约中，都详细的讲述了怀疑主义在确认最终信仰中的作用，特别是《约伯记》和三次试探，还有摩西的蛇杖变换遭到质疑之时。我就此认为，《圣经》对寻找最终信仰的过程的描述更加具有教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