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Say 我明白了,这世界并非是一连串的残酷的争斗,而是熠熠闪亮的欢乐,使人愉悦的柔浪,未为我们珍惜的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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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恋杀人》

10.12.2010 · Posted in 批评, 电影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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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恋杀人》

《失恋杀人》

打着江户川乱步的旗号招摇撞骗的电影已经不少了,如今又多了这一部。

乱步时代的推理小说,现在看来,往往差强人意。在日本,推理小说本是舶来品,消化外来的东西,不容易。黒岩泪香、小酒井不木、大阪圭吾等等,还有乱步自己,都只是走在上下求索的路上。推理小说的规范尚未形成,所谓十条、二十条戒律之类,是大量作品涌现,作者和读者长期博弈的结果。

然而,即便如此,这部《失恋杀人》还是能看出乱步在推理文学形式上的一些探索,比如委托人即是凶手的模式,现如今虽已司空见惯,那时还是比较新鲜的。

可惜编导的心思,显然没放在推理悬疑上面,影片的卖点直截了当,就是女主角都子(宫地真绪饰)的身体,再确切一点说,就是一对乳房,我得说这对豪乳的确很动人,除此之外,这位女星也没有什么炫耀的资本了吧。

创作推理小说,注定越来越难。穷则思变,问题是变化貌似无穷尽,人智却总有不敷使用之感。一位够格的作者,他的的天性,总是宁可改得漏洞百出,也不远复制别人,想到这一点,我有点理解那些改编文学原著的电影作者,为什么总不愿老实地按原著拍摄了,主观上,这也算是原因之一吧。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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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建议取消聚众淫乱罪

03.04.2010 · Posted in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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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将同性婚姻提案再次交给我认识的人大和政协委员,同时还提交了取消聚众淫乱罪的提案,全文如下:

《关于在刑法中取消聚众淫乱罪的提案》

目前我国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301条(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的,对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聚众淫乱罪”已严重过时,建议取消。这一罪名原来被列在“流氓罪”中,流氓罪被取消后,这一罪名却保留下来,被列在刑法其他栏目中。这一罪名在目前的社会实践中已很少适用,因此建议取消。

试举几个案例(多取自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例集“聚众淫乱”一章):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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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有什么道理——《午夜巴塞罗那》

02.03.2009 · Posted in 批评, 电影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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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巴塞罗那》

《午夜巴塞罗那》

伍迪·艾伦的电影,我向来不是特别喜欢。尽管他很敏锐、风趣,还有英语说的Irony,反讽。不过他也太饶舌,特别是喋喋不休的旁白,让人感觉他似乎更适合去百老汇工作。我喜欢用足够的冷漠包装的激情片,喜欢患上失语症的主角,比如《独行杀手》。我以为,即使是电影中角色的话语,也只适合出现在影片中的人物不得不说话的时候,电影不是话剧,一部你听录音剪辑都可以明白的电影,不是好电影。当然伍迪·艾伦电影中的对白一向还是很出彩的,只是我个人以为如果再少一些炫技的话,会更好些。更为重要的是,伍迪电影的魅力不仅仅在旁白和对白上。相比之下,他电影中对人性、情感、心理的细腻刻画似乎更有理由得到评论者足够的关注。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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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选择的生、死、爱——评老e的新作《SARS.少年.高跟鞋》

09.11.2003 · Posted in 批评, 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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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少年·高跟鞋》

《SARS·少年·高跟鞋》

对于一个写字的人来说,2003年上半年有三件大事值得去写:伊拉克战争、孙志刚被伤害致死案和SARS,而对于一个人来说,有三件大事不得不写:生命、死亡和爱情。在美国选择伊拉克、收容所选择孙志刚而SARS选择世人的时候,除去不得不写的主题,老e选择了SARS,这便是他的小说《SARS.少年.高跟鞋》。

“‘非典’对现代人的冲击不会仅仅表现在对患者的生理侵蚀和一时的社会恐慌上,像历史上很多大规模的传染病一样,它必将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他们的生活,比如卫生习惯、社会交际行为和休闲娱乐方式等。”–老e在小说第6章开头的一段话将SARS的流行与阿尔杜塞理论中社会意识形态的掌控力建立了联系。SARS在这里已经远远超出了一种疾病本身的意义,甚至并不止步于象征和隐喻,而是经过一次飞跃复归于一种意识形态实体,正如我们握手、作揖的礼仪习惯一样。小说每一章的开头都提到了SARS,或是引用病例数字、媒体报道、网络评论,或是自行加以评述。老e似乎是在刻意的引起读者的注意力。而对于警觉的来说,刻意几乎就等同于可疑。可疑之处就在于对于老e这样一位轻车熟路的“码字师傅”来说,一个象征或者隐喻为什么会不惧读者生厌,而以脱离故事本身内容的方式出现?我想,答案至少有二。一是形式美的需要;小说每一章的开头一段就像乌云压城一般“扣”在情节之前,正如挥之不去的梦魇,又像悬在头顶的巨石随时都有可能坠落下来。文字在这里不需求助于所指,能指本身构成了意象。这也与每一章的结尾达成呼应。二是强化了SARS对意识形态的“询唤”作用,众所周知,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常常存在于习惯、礼仪等泛文化之中,由于它们太过平常,以至于被意识形态选择的我们,往往不能觉察到那些我们所经历的悲剧的根源。而SARS的出现,使意识形态这个隐藏的“杀手”彰显了身形。人们突然认识到,我们原来每日没夜都承受着诸多潜藏在社会文化和自己内心的“遏制”而竟然从未想到问过为什么。如果让SARS成为内化于故事的象征,这种询唤作用也就不那么明显了。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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