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草及有严重错误电影四百部

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
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电影批判联络站
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一九六八年元月

故事片

1.清宫秘史：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于一九五○年三月放映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但是，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在他们的总后台支持下，却大唱反调，并扬言：“少奇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的反动谬论。后来毛主席又批评了胡乔木，再次指出：“《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胡等表面上敷衍了一番，但暗地仍遵照他们总后台的黑指示，极力阻挠对《清宫秘史》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中，又一次指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后又一次指出：“《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不批评，就是欠了这笔债。《清宫秘史》实际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影片。光绪皇帝不是可以乱拥护。”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于杭州，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又一次说到《清宫秘史》。毛主席说：“《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毛主席先后五次提到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的问题。《清宫秘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正如戚本禹同志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中所说的：“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2.武训传：一九五一年，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文化思想战线上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斗争。毛主席在为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所写的社论中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地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3.*人民的巨掌：歪曲党的肃反政策是宽大无边。为反革命杨凡翻案。把地下党写的比老八路高明得多。解放后上海似乎还由敌人控制（敌人的电台等）。改造特务不是靠群众，而是靠家庭，大学生。

4.荣誉属于谁：影片大肆宣扬荣誉属于照搬苏联调车法的铁路局长，全然否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创造，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的毛思想。影片是吹捧反党分子高岗的。毛主席批评了这部影片。江青同志说：“难道荣誉就是属于这种人吗？”

5.农家乐：鼓吹发家致富：宣扬农村资本主义道路。

6.上饶集中营：大右派冯雪峰作品。为叛徒涂脂抹粉。

7.关连长：极度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形象。

8.我们夫妇之间：极度丑化工农出身的革命战士形象，美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9.梁山伯与祝英台：讴歌才子佳人，鼓吹爱情至上。

10.天仙配：通过七仙女为董永的孝心所感动，下凡与之结婚的故事，丑化劳动人民，宣扬封建阶级的伦理观念，鼓吹爱情至上。

11.打金枝：通过唐朝驸马郭暧因公主未向他父亲祝寿，而同公主闹翻的故事，赞美封建统治者处理内部矛盾如何“英明”，借以讽刺现实社会，攻击党和毛主席。

12.*铁道游击队：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象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影片的插曲很不健康。

13.新局长到来之前：影片采用喜剧手法，丑化党的领导，猖狂攻击党和社会主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特大毒草。

14.不拘小节的人：影片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社会歪曲成牛鬼蛇神猖狂、尔虞我诈的黑暗世界。这是一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大毒草。

15.祝福：夏衍改编。企图借此片在电影上打开所谓“三十年代名著”改编的缺口，以达到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更进一步统治银幕的罪恶目的。

16.国庆十点钟：夸大特务的力量，丑化我公安人员，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7.秋翁遇仙记：通过仙女和秋翁的相互“帮助”，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情、人性。

18.荒山泪：是大右派吴祖光在一九五六年导演的一部大毒草。借古讽今，以剧中所宣扬的“苛政猛于虎”来攻击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19.*女篮五号：没有党的领导，宣传球队指导（作用）。美化了资产阶级小姐，最后叫小姐爱上了穷运动员，还宣传了阶级调和，合二而一。

20.*五更寒：违背阶级路线，美化乔凤（地主小老婆、破鞋），宣扬乔凤在关键时起极重要作用，比党员还好，写党员的动摇、叛变，群众怕接近游击队，怕斗争。整个片子低沉，为自己抹黑，长了敌人志气，充满了人性论。乔凤对游击队一见钟情。叛徒回家还搞团聚，夫妻还温情。

21.*柳堡的故事：是涣散斗志，瓦解士气的片子，在紧张的斗争中，战士陷入爱情不能自拔。宣扬了爱情纪律之矛盾。最后冲破了纪律，取得了胜利。写二妹子一家人之遭遇，阶级斗争是虚，爱情是实。指导员不作思想工作，反而说媒拉纤，认为军队可以恋爱结婚。影片的手法、歌曲都利用了人情味，问题大，很多手法恶毒，反纪律，用艺术手法使人回味，使人感到军队残酷。

22.*青春的脚步：整个影片的故事似乎不是发生在新中国，而象是发生在旧中国的上海或香港。青年人整天纠缠在乱爱中。女青年与有妇之夫乱搞男女关系，怀孕之后又堕胎。全片渗透了资产阶级思想，142.肆无忌惮地攻击社会主义，宣扬资产阶级人生观，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黄色影片。

23.谁是被抛弃的人：暴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阴暗面，恶毒攻击党的干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丑化贫下中农。

24.椰林曲：通过抗日战争期间，海南岛地区抗日故事，宣扬战争恐怖、和平主义。

25.情长谊深：配合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煽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党的领导。

26.凤凰之歌：歪曲表现国家、集体和金凤之间的关系，以此攻击党所领导的合作化运动。抹杀解放后时代的本质和主要矛盾，借以攻击党和社会主义。

27.护士日记：配合右派猖狂进攻，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建设，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28.雾海夜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丑化解放军、干部和劳动人民。

29.幸福：歪曲社会主义制度，丑化工人阶级。

30.洞箫横吹：恶毒攻击党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把社会主义农村写成“灯下黑”，即党所领导的合作社没有一个好的，拼命歌颂“黑社”。

31.球场风波：完全歪曲社会主义，把党提倡开展体育运动写成是“党的号召，不得不服从”，175.把体育运动的目的写成是为了热闹，抢锦标，交女朋友。用此来攻击污蔑社会主义。影片充满极庸俗的灰暗色彩，影射新中国如同解放前的旧中国。

32.海魂：歌颂国民党反动军队。

33.未完成的喜剧：影片采用喜剧的手法，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猖狂攻击党，把党的领导丑化成为只会打棒子、粗暴简单的坏人；把社会主义社会歪曲成牛鬼蛇神猖獗、尔虞我诈的黑暗世界，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群众写成“六亲不认”极端自私自利的人物。这是一株非常露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大毒草，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一支箭。

34.不夜城：是文艺界和统战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秉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旨意，而精心炮制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猖狂进攻的大毒草，是鼓吹“剥削有功”反革命理论的代表作，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影片极力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树碑立传，把利欲熏心、惟利是图的资本家打扮成“勤俭起家”、“苦心经营”、“实业救国”的英雄，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影片对工人阶级极力丑化，把工人写成向资本家“请愿”、“乞求”，不记“私仇”，对资产阶级实行“感化”政策的阶级投降主义者，宣扬阶级合作，鼓吹阶级投降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35.陈三五娘：宣扬封建道德伦理。

36.拜月记：宣扬封建道德、才子佳人。

37.寻爱记：通过年青的商业工作者的爱情故事，攻击党的干部，污蔑社会主义制度。

38.杜十娘：美化妓女和地主“公子哥”。

39.*列兵邓志高：写的是典型的中间人物。部队有打兔子偷瓜的，指导员不讲原则，和稀泥。宣扬教条主义，政治工作走过场。邓志高为何转变不清楚。

40.*前方来信：题材、主题都是错误的，是对革命战争的歪曲，将革命战争写得很惨，独生子牺牲了，两代寡妇，最后通过假信来安慰。将战争写得凄惨，宣扬了和平主义。（独生子一般是不征兵的。）

41.*两个巡逻兵：把边防战士写的愚蠢，跟着敌人后面跑。把敌人写的很顽强，一个人是发完报才当俘虏。丑化了我们，我们是两个战士也抓不住一个敌人，老战士蠢，少数民族只知谈情说爱、吃、喝，丑化了少数民族。

42.*花好月圆：名字就没有阶级斗争，对合作化是全面否定、攻击。农村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进步的，全是落后分子，一团漆黑，三八式的村长是老落后，其他党员不是怕老婆，就是搞投机，新党员李梅只知搞恋爱。只有一个贫农还写成小丑。对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不斗争，只搞物质刺激。把合作社写成只是为了提动了，太低级。

43.*生活的浪花：是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电影，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组织无能，对问题不敢管，或是温情主义，宣扬专家专政，教授专政。宣扬人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要摔跤，也不用学习，摔了跤就会爬起来。

44.*三年早知道：违背阶级路线，似乎合作化离了中农不行。对富裕中农的违法行为不靠人民群众起来斗争，不靠政治靠物质刺激。党团组织一团糟，支书是老奸巨滑，影片的落后人物均未转变。写的军队有人用钱支援上中农发家致富。

45.*布谷鸟又叫了：把农村党支部均写的落后，只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是先进的，用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党。说党不关心人，只关心牛、猪，没有人情。辱骂干部生孩子如老母猪生娃子。宣扬跳舞、唱歌，玩为幸福，充满了个人主义。插曲为《茉莉花》的翻版。

46.*长空比翼：写中间人物。英雄屡犯错误，蛮横骄傲，无法无天，是飞机被敌人击落后才觉悟。写飞机被击落后很孤单。把师长写得很粗暴简单，常用“我的自由主义战士”及“吊儿郎当的兵”的话。政委不作政治工作，传消息，无牵连，梅花写得怕死。

47.*红霞：宣传假投降，美人计，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红霞在临死前的歌词，宣扬了活命哲学。情调是小资产阶级的。

48.*英雄虎胆：美化特务阿兰，跳摇摆舞一场是资产阶级生活大展览，歪曲了侦察部队形象，雷参谋化装后，比敌人还象敌人。剿匪不靠发动群众，只靠派进去，与《林海雪原》都是学苏联的。

49.*黑山阻击战：这支部队打锦州时阻击廖耀湘兵团南下的，叫“暴露部队”。廖兵团是早七点跑出，晚六点又跑回，这是辽沈战役之主要战役。这个部队在北，南边还有塔山阻击战。看影片好象就是黑山阻击战起了作用。影片中没有树立起一个英雄，师长吊儿郎当，军长打仗还谈恋爱。丑化了军长、师长、政委。没写我军的顽强勇敢，没写出战斗的激烈，拚刺刀好象玩似的。把后勤工作写得一团糟。

50.*三个战友：丑化革命军人形象，看不到党的领导，看不到阶级斗争，三个人，一个怕老婆，一个搞恋爱，一个干自发。充满了低级趣味。

51.*狼牙山五壮士：影片开头是岳飞题词：“还我河山”，还有荆柯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用岳飞、荆柯的词写五壮士，很不恰当，不能类比。用此词比当时英雄不好。没写出当时的五壮士起何重大作用。五壮士在影片上出现时很难看，丑化了军队。把战争写的很残酷，整个音乐是哀乐。五壮士与整个战争没联系。写我们部队把五壮士丢下就不管了，是歪曲我军的。敌人旅团长拿刀冲上山，不符合事实，日旅团长等于师长，不可能这样干，影片改改，还可以用。

52.三毛学生意：丑化劳动人民，低级庸俗。

53.铁窗烈火：歪曲历史，为叛徒王孝和歌功颂德。

54.林则徐：歪曲历史，颠倒黑白。鸦片战争是我国劳动人民奋起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作者不写轰轰烈烈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却歌颂封建统治阶级的钦差大臣，把林则徐吹捧成“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爱国英雄，号召人们学习他的“爱国爱民”、“坚贞刚毅”。

55.红色的种子：宣扬刘少奇领导苏中抗日“功绩”。

56.女社长：疯狂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拼命鼓吹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写集体不如单干，竭力丑化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57.伤疤的故事：描写社会主义阴暗面，配合右派分子恶意攻击党“六亲不认”，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丑化贫下中农形象。

58.党的女儿：影片竭力宣扬革命战争的残酷，宣扬活命哲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把革命斗争写得凄凄惨惨，似乎参加革命只有死路一条，否则，只有叛变革命，做可耻的叛徒。影片歪曲白区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丑化共产党员形象，为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叛变行为找理论根据，为他们涂脂抹粉。

59.兰兰和冬冬：歪曲新中国儿童形象。

60.大风浪里的小故事：歪曲五七年伟大的反右斗争。

61.刘介梅：描写中间人物。

62.悬崖：歌颂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63.上海姑娘：影片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歪曲丑化工人阶级。

64.探亲记：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疯狂叫嚣共产党“六亲不认”，这部影片就是通过农业社社员田老耕到北京探望儿子的故事，恶毒攻击共产党的干部进了城忘了本，嫌亲生父亲土里土气，不肯相认。

65.风筝：正当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肆贩卖“和平共处”、“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等修正主义谬论，这部影片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与法国资产阶级合作拍摄的。影片通过中国小孩和法国小孩放风筝结友谊，宣扬赫鲁晓夫的“人和人是朋友、是兄弟、是同志”的无耻的投降主义鬼话。

66.珍珠记：宣扬封建道德、才子佳人。

67.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田汉编剧，丑化党的领导，污蔑三面红旗，并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参加劳动的十三陵水库为背景，其用心真是恶毒之极。影片用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人生观世界观丑化共产主义，“畅想”二十年后的“共产主义”就是吃喝玩乐，这就是赫鲁晓夫所鼓吹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

68.徐秋影案件：渲染恐怖、神秘，丑化我公安人员，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69.林冲：借古喻今，煽动牛鬼蛇神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70.*今天我休息：把先进工作者的事情都写在一天做，不合理。宣传有劳无逸。马天民也写得傻呼呼的，有些是为了取笑。

71.*战火中的青春：主要是宣传个人，宣传个人英雄主义，有点梁山伯、祝英台的意思。没有写政治工作，完全宣扬了单纯军事观点；排长军阀主义；歪曲部队生活，丑化军人形象。

72.*聂耳：为阳翰笙、田汉立传，似乎上海地下党是他们领导的，聂耳是他们培养的，他们是革命音乐、戏剧、电影的“祖师爷”。似乎反文化围剿的主将是阳翰笙、田汉，是他们在主席之前，提出了“文艺与工农兵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写战争是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写，不写一、二、三次，是写王明路线的。影片夸大了聂耳的作用，借聂耳来吹他们自己，似乎中国革命之源泉是《义勇军进行曲》唱出来的，是阳翰笙、田汉指出来的。这是与主席思想争领导权，是为搞反革命复辟作舆论准备。把聂耳写得很轻浮。

73.*星星之火：以“五卅”惨案为背景，表现星星之火，“五卅”发生在一九二五年，那时我们还没有根据地，主席还没有提出星星之火，说“五卅”就是星星之火，是歪曲，实际上是宣扬立三主义，提倡城市暴动，领导工人空手夺武器，飞行集会。歌词中有一句“等我们需要时搞武装”，那就是说，这以前不需要武装斗争了。把一个农村妇女写成中心人物，不写工人，不符合历史事实，把工人阶级写得很软。

74.*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写三角恋爱，四对，歪曲农村青年人的精神面貌，没英雄形象，尽是中间人物。丑化革命干部，老社长是老保守，会计是反面人物。

75.*五朵金花：整个影片写了一男一女，别人都是陪衬他们谈恋爱的。对少数民族不说他们进步，政治成长，精神面貌的变化，尽是吃喝谈恋爱。情歌很有问题。

76.*地下航线：违背历史事实。影片写地下党遭破坏，游击队困在山上。不强调从战场上消灭敌人，夺武器，而是靠地下送武器。写地下工作不是靠群众，而是靠个人智谋，神出鬼没，靠投机商，靠船老大。影片写了很多迷信，对迷信、欺骗没揭露，掩盖了敌人之残酷。最后保持了航线是违背地下工作真实的。

77.*战上海：是写国民党的戏，我们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塑造出来，都是面条。当时南京已经解放，敌人大势已去，敌人要跑了。敌人洋相很多，内部矛盾厉害，而我们却写得敌人很神气，很排场，是不符合实际的。写打城市不能开跑，造成伤亡，为保卫城市拿生命换，写在影片上是不好的，即使有也是个别情况。把刘义的作用夸大了，刘义成了很让人同情的正面人物。
最后一句话，（母亲）说：“二十二年前我们就疏忽了。”这是客观上为陈独秀辩护。

78.*赤峰号：舰长水平低，不懂战术，闹个人主义。政委没有原则性，跟舰长跑，只
讲了半句话。孤儿的处理不恰当。插曲不健康。

79.三个母亲：宣扬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人性、人情。

80.百岁挂帅：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81.女驸马：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82.生死碑：歌颂“清官”。

83.乔老爷上轿：宣传封建道德、影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84.节日歌舞：歌颂洋、名、古、修，标榜资产阶级。

85.香飘万里：歌颂资产阶级“权威”、“专家”。

86.在血防战线上：歌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贬低工农干部。

87.地下少先队：歌颂敌军，丑化解放军。

88.沙漠追匪记：歌颂敌军，丑化解放军。

89.宝莲灯：宣扬封建迷信、有神论。（彩色小吉普输入）

90.追鱼：宣扬封建道德、才子佳人。

91.钢铁世界：歪曲大跃进，歌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92.窦娥冤：是和《海瑞罢官》一样的鬼戏。《窦娥冤》系根据传统剧目改编的，作者借古喻今，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鸣冤叫屈。

93.换了人间：通过煤矿工人的个人悲欢离合，抹煞新旧社会的本质区别。宣扬在旧社会威胁煤矿工人生命安全的是瓦斯，而不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鼓吹社会主义社会只存在人和自然的矛盾，而不存在阶级矛盾，公开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宣扬活命哲学和资产阶级的幸福观。

94.风从东方来：与苏修合拍的修正主义影片。鼓吹和平主义、人性论，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宣扬苏修对我国的所谓“无私援助”。大肆贩卖修正主义黑货。

95.冰上姐妹：宣扬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恋爱观、人生观。宣扬个人奋斗，鼓吹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

96水上春秋：是以体育运动为题材的影片，但完全与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背道而驰，宣扬资产阶级个人奋斗、锦标主义，并企图在影片中宣扬美人、大腿。

97.林家铺子：以所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谬论，为资产阶级诉苦伸冤，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此都合二而一了。千方百计为资本家涂脂抹粉，鼓吹“阶级合作”，贩卖阶级投降主义，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98.青春之歌：是彭真直接授意拍摄的，影片篡改“一二·九”历史，为刘少奇、彭真歌功颂德，影片竭力美化和赞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捧为革命的主力军，和毛主席提出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指示唱反调。影片拍成后，刘少奇携全家看了这部黑片，赞不绝口。

99.百凤朝阳：谈情说爱歌舞节目的“软性”影片。抹煞阶级斗争，散布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毒素。

100.春满人间：歌颂资产阶级“专家”、“权威”。

101.*革命家庭：歪曲历史事实，歌颂王明路线。不写武装斗争、农村保卫城市，只写地下工作者，把地下工作者生活写的很豪华，机关越大越阔，生活越豪华，脱离群众。影片充满了人情味。

102.*林海雪原：有严重缺点，这是写剿匪的，是在东北搞土改的基础上搞的，影片没写土改。这是四平保卫战役后，部分分出工作队搞土改，为巩固后方剿匪。影片只有一个部队干部，没有群众，好象部队是脱离群众的。影片充满了土匪气，有一段化装土匪审讯，这是歪曲。打威虎上好象就是杨子荣，夸大恶劣杨子荣个人作用，个人英雄主义。杨子荣化装土匪后，比土匪还象土匪，是歪曲，没写阶级斗争，土匪临死时还很顽强，没有矛盾。

103.*万水千山：主席批评：写了分裂主义，只写了一方面军，不写二、四方面军。草地一场，凄惨低沉，一个教导员还死了。没写主席的军事路线，没写出长征是主席思想的胜利，由于长征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由于这片子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要组织力量重新拍摄。

104.关汉卿：借古喻今：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煽动知识分子以笔代刀，向现实进攻。

105.她们的心愿：污蔑大跃进，贬低新中国妇女形象。

106.向阳花开：污蔑大跃进，贬低新中国妇女形象。

107.风流人物看今朝：歪曲、丑化先进的工人阶级形象。

108.还魂记：讴歌才子佳人、鼓吹爱情至上。

109.游园惊梦：讴歌才子佳人，鼓吹爱情至上。

110.杨门女将：由彭真电话指示拍摄，影片借古喻今，含沙射影地攻击三面红旗，宣扬战争残酷，攻击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打仗打得连一个男人都没有了，只剩下十二个寡妇征西。

111.红旗谱：歌颂王明错误路线。

112.潘杨颂：借古喻今，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

113.一文钱：贪官、财主和穷秀才争夺一文钱的故事，抹杀阶级斗争，渲染胡闹低级趣味。

114.两代人通过共产党员孟英母子的悲欢离合，宣扬人性论。

115.秦娘美：描写秦娘美对杀害其丈夫的地主报仇雪恨，宣扬个人恩怨，鼓吹个人复仇精神，调和阶级矛盾。

116.三滴血：描写一个糊涂县官迷信书本上滴血认亲的办法，用以断案，使周大瑞一家妻离子散，后惩治了县官，周家得以团聚，调和阶级矛盾，美化封建社会制度。

117.*51号兵站：对党的秘密工作是歪曲，污蔑。干秘密工作是整天投机取巧，整天和敌人、地痞、流氓混在一起，不依靠群众，有些搞法是敌人搞特务的做法。写上海党什么也不行，一个小青年就解决问题了。

118.*碧空雄师：写中间人物，林天海转变写成主要是姐姐的教育，没有写四个第一，连长既官僚主义又粗暴；指导员是非不清，不解决问题。

119.枯木逢春：歪曲解放后党所领导的血防工作，歌颂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咒骂党是“外行领导内行”，污蔑贫下中农。

120.蔓萝花：宣扬爱情至上。

121.春催桃李：歌颂假标兵，为旧上海市委涂脂抹粉。

122.鸡毛飞上天：露骨地攻击三面红旗。

123.小刀会：歌颂叛徒，丑化农民起义。

124.周信芳舞台艺术：周信芳《徐策跑城》、《坐楼杀惜》的舞台记录片。周为反党老手。《徐策跑城》借古喻今，借薛刚反唐来反党反毛主席。《坐楼杀惜》宣扬封建主义，污蔑历史上的农民起义。

125.达吉和她的父亲：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一九六一年苏修大使契尔沃年科和周扬谈及此片时，契尔沃年科在称赞之余说，这部影片删掉最后描写旧社会离散的父女在新社会团聚一场就更深刻了。周扬一付奴才相地说：“我们的影片还有缺点，简单化。”

126.洪湖赤卫队：歌颂贺龙的歌剧片。

127.春雷：影片反映的是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前后，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下，湖南农民革命运动被地主阶级镇压屠杀的惨败情景，看不到湖南农民革命运动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下，从失败走上胜利的光明前途。把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革命运动描写成一大悲剧。影片还夸大了知识分子在群众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128.花儿朵朵：“五不要”影片，宣扬修正主义教育思想，宣扬所谓“和平”、“幸福”，根本看不出毛时代儿童的精神面貌，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典型标本。

129.*碧海丹心：把英雄连长写的吊儿郎当，不懂政策，就知蛮干，解放海南岛是很成功的战役，这么写是极大的歪曲。硬插一段爱情，开支委会不讲是非，抓螃蟹，把一个老红军连的党支部写得很糟。把敌人写得很顽强，逃跑时还阅兵。

130.*哥俩好：也是写中间人物，没写新军委成立后部队之新面貌，没写政治工作落实到部队之情况，没写大虎为什么好？二虎为什么转变？充满了低级趣味：二虎爬到将军身上换军衔，点坏了豆腐出洋相。

131*大李、小李和老李：低级、庸俗，把故事安排在屠场，是别有用心的，影射我们象猪一样被宰。写干部不是胖猪就是瘦猴，把车间主任关在冷藏室，把干部写得跟猪一样。

132.鲁迅传：一九六二年拍摄，未发行。是一部反对毛思想，恶毒攻击、污蔑、歪曲、贬低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文化战士鲁迅，吹捧周扬、夏衍之流，为陈独秀、王明错误路线翻案的大毒草。剧本完全按照刘少奇对鲁迅攻击、污蔑的调子写的，由周扬五次“定调”、三次“审阅”，林默涵六次“复核”，夏衍亲自动手改写。

133.孙安动本：刘少奇称赞这个戏“有人民性，可以教育农民”。实则宣扬“为民请命”，与《谢瑶环》如出一辙，矛头指向毛主席。

134.李双双：抹杀阶级斗争，宣扬人性论。

135.红楼梦：宣扬才子佳人。

136.碧玉簪：宣扬封建道德，美化封建制度，宣扬奴隶主义。

137.魔术师的奇遇：宣扬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

138.女理发师：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丑化劳动人民，歌颂资本家太太，充满低级趣味。

139.燎原：歪曲我国革命斗争的历史，颠倒黑白，抹煞毛主席对安源大罢工的英明领导。丑化工人阶级，宣扬投降主义。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树碑立传。

140.球迷：攻击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丑化工人阶级。卖弄噱头，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141.甲午风云：影片歪曲历史，抹煞阶级斗争。它不表现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斗争精神，而是突出、夸大和美化为清朝统治者卖命的海军军官邓世昌，实质上是有意否定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丑化劳动人民形象。

142.锦上添花：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丑化劳动人民，歪曲工农关系，低级庸俗不堪。

143.杨乃武与小白菜：影片拍摄于一九六二年，影片台词中有“奇冤……已三载”，借古喻今，公然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并叫嚣“有朝一日宫廷变”，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篡党、篡军、篡政鼓气和做舆论准备。

144.野猪林：含沙射影地以宋朝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受迫害的遭遇，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所作的斗争。为彭德怀等鸣不平，煽动彭等伺机东山再起。

145.东进序曲：宣扬刘邓投降主义哲学，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谈判桌上，长敌人志气，灭我军威风，恶毒地攻击毛思想。

146.南海潮：歪曲阶级斗争，充满低级趣味。三十年代电影的翻版。反革命分子陶铸却为此片出笼大为叫好，说是“反映了广东的阶级斗争”。

147.齐王求将：写齐宣王昏庸无道，武备松散，列国趁机大举进攻，朝中无人，不得不去求七年前被他绞死但被田樱暗中救下的正宫娘娘挂帅出兵的故事。影片借此含沙射影恶毒攻击毛主席，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颂歌。

148.红叶题诗：为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鼓励他们反扑。

149.*红日：涟水战役是违背主席指示的，（已经）七战七捷了，不按主席的电报干，还要再干，就打了大败仗。

150.*农奴：有缺点，揭露有余，歌颂农奴不够，情调低。强巴解放后还没有翻身有解放的要求，还是农奴。没有革命的浪漫主义，迷信色彩重，调子低，带有不好的宣传效果。

151.*水手长的故事：把敌人写的很高明，估计我们的情况很准确，我们写的很被动，故事不真实，后半部离奇得很。

152.*红河激浪：为高岗、习仲勋翻案。

153.*怒潮：美化彭德怀，为彭德怀翻案，最后写攻打城市，不建立农村根据地，是错误的军事路线。插曲有问题。

154*野火春风斗古城：争取关团长起义，没有和当时大的斗争环境联系起来，看不到争取的必要性。美化了关敬陶，似乎非争取他不可。把汉奸写得正义爱国，我们非常相信他，事实（上）是很危险的，是冒险主义。杨晓冬在关键时刻软弱；金环象泼妇，拔簪刺敌人不合理；银环是中间人物，累犯错误，与杨晓冬一见钟情，过分写了这段爱情。杨母三次出场，两次是给儿子说媳妇，歪曲了革命母亲的形象。

155.*冰山上的来客：作者是伪满人员。没有党的领导，夸大个人作用，整个影片没有政治工作，排长凭吹笛子指挥战斗，凭歌子辨别特务。音乐从头到尾是靡靡之音，情歌都是伪满歌曲的翻版。

156.*抓壮丁：一九六二年，正当帝、修、反大肆反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时候，篡军反党分子罗瑞卿在军委办公会议上提出要将舞台戏《抓壮丁》拍成电影。这是一部彻头彻尾为国民党蒋介石涂脂抹粉，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的反动透顶的影片。

157.*逆风千里：影片通过篡改历史，恶毒地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无耻地美化国民党反动派，明目张胆地宣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投降主义路线，疯狂地攻击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贬低和否定一贯忠实执行毛主席军事路线的林彪同志，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康生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影片“动共产党之愤，动国民党之心”、“替国民党宣传”、“对蒋匪特务有指导作用”，并指示 “禁止发行”。而影片的“总导演”陶铸却对抗说：“影片好是不好，但问题没那么严重，修改一下还是可以的。”

158.早春二月：根据柔石小说《二月》改编，“早春”二字为夏衍所加。影片美化叛徒，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抹煞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是夏衍“离经叛道”论的标本。

159.春燕展翅：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陈荒煤所谓“出口就是政治”，“在全世界绿灯放行”的代表作。

160.彩蝶纷飞：同上。

161.小铃铛：宣扬“和平”“幸福”，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典型标本，属于“五不要”影片。

162.尤三姐：歌颂叛逆性格，矛头直指社会主义现实生活。

163.飞刀华：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严重地毒害青少年。

164.如此爹娘：攻击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党的教育方针，筹划工人阶级。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165.北国江南：歪曲党的领导，把人的思想转变写成是因为资产阶级人情人性的力量，没有政治工作，大搞合二为一。写中间人物的典型。

166.金沙江畔：歌颂奴隶主的女儿，丑化伟大的红军，歪曲党的民族政策。

167.宝葫芦的秘密：歪曲党的教育方针，宣扬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思想，毒害青少年。

168.蚕花姑娘：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69.两家人：颠倒是非，歪曲事实，极力丑化贫下中农形象，抹煞农业合作社运动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明目张胆地鼓吹单干的“优越性“，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影片充当了刘少奇大肆宣扬“四大自由”、“三自一包”和发展“三马一犁一轼”的富农经济的吹鼓手。

170.青年鲁班：为旧北京市委涂脂抹粉，歌功颂德。

171.满意不满意：歪曲青年店员形象，卖弄噱头，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72.东方歌舞：是专门为输出国外而拍摄的歌舞片。拍摄的歌舞全是花前月下，谈情说爱，轻歌漫舞的玩意儿。是一部“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代表作。

173.七十二家房客：宣扬低级趣味的黄色影片。三十年代的标本。

174.毛子佩闯房：黄色宫闱片。

175.桃花扇：喻古讽今，美化叛徒，为蒋介石匪帮招魂，为牛鬼蛇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176.*独立大队：毒草。整个是描写土匪，宣扬了土匪，丑化了军队，丑化了政工干部，对土匪的改造不依靠政治，而是依靠土匪的义气，靠土匪改造土匪。我们对土匪低三下四，好象离了他们不行。马龙的转变不知为什么？

177.*青山恋：歪曲主席的话，把主席讲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说成未来属于落后分子的。歪曲老干部，对知识分子不搞教育，不靠政治思想工作，只靠温情。这些人都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但场长说这些人都是革命的、进步的，这些人来之不易。青年人中唯一的正面人物是一个不懂事的女孩子，没写与工农结合，对上海青年上山下乡是很大的歪曲。

178.*雷锋：有缺点。把雷锋的好事都集中到一天来作，不合理。影片中的毛主席画像不好，是政治性错误。将雷锋之好事由中间人物王大力来继承，不好。防洪指挥部主任的形象不好，他对雷锋说：“好接班人”，结果雷锋就死了，这不好。

179.*带兵的人：宣传中间人物。四连落后分子太多了，不象两年前的四好连队。连长只是严格要求，没有耐心说服，指导员工作很少，班长很粗暴，敲木鱼都打不到点子上。四好连队好象就是为了得红旗打转转。阶级教育不够，区小龙转变好象就是他姐姐唱了一段歌，歌也是软的。

180.*岸边激浪：写敌人很顽强、坚决，亲生儿子也干，我们麻痹，地主婆隐藏了十多年也没发现。把我们写的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军民联防，民兵没有政治工作。阿炳、阿兰也是一见钟情。

181.*兵临城下：歪曲历史，写敌人起义不是毛思想的胜利，和我强大军事威力和政策威力的结果，而是因为敌人内部派系之争。贩卖敌人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反动理论，为蒋军官兵歌功颂德。竭力美化敌军，丑化我军。直接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敌人不打不倒”的伟大指示。

182.*阿诗玛：宣扬爱情至上，影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83.箭杆河边：歪曲阶级斗争，丑化贫下中农。这部影片是64年彭真下令匆匆拍摄出来的。彭真拍摄这部影片一方面是破坏江青同志领导的京剧革命，一方面是抢先一步，把《箭杆河边》拍成电影为自己涂脂抹粉，捞取政治资本。

184.汾水长流：恶毒地攻击党的农业合作社政策，丑化贫下中农。

185.女跳水队员：此片为“五不要”影片的代表作。“五不要”即不要共产党，不要毛主席，不要天安门，不要红旗，不要解放军。影片宣扬锦标主义和个人奋斗，宣扬资产阶级名利观点，毒害青少年。影片从内容到形式，都竭力迎合帝、资、修的需要。陶铸对此片赞赏不绝，说这片子很不错，很美，是南方题材，有广东特色，给人家（指长影）拿去拍了。

186.浪淘滚滚：攻击我国水利建设大跃进，歪曲、丑化党的干部。

187.小二黑结婚：1964年摄制完成，这是明目张胆地与中央号召青年晚婚唱反调。影片中三仙姑、二诸葛等封建迷信玩神弄鬼，搞得乌烟瘴气。

188.霓虹灯下的哨兵：歪曲解放军形象。

189.刘明珠：歌颂海瑞和海瑞精神。

190.*烈火中永生：严重的问题是为重庆市委书记（叛徒）翻案。小说里许唐枫是工委书记，而在影片里成了市委书记，这是根本不同的。歪曲白区工作，市委书记在饭馆谈工作，江姐一被捕就承认自己是党员。地下办《挺进报》是盲动主义。把华莹山游击队写成由重庆市委领导的，而重庆市委又受上海局领导，是城市领导农村斗争。既违背主席思想，又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不是上海局，而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许唐枫、江姐两个形象不好，许象旧知识分子，江有些娇气，华子良为疯子。有句台词不好，如特务头子沈醉对江姐说：“我可以把你全身扒光”。一面写生死斗争，一面写天安门联欢，把天安门联欢写在这个场合不好。

191*.女飞行员：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招了些飞行员，是彭得怀、黄克诚领导时，影片却把林总的话写到那里，是为彭、黄翻案。宣扬了人和技术的矛盾，宣扬了技术第一。对留用的国民党教员只强调了技术改革，不强调思想改造，所有人物情节都是一切为了上天。写女飞行员只为了给妇女争口气，山沟里出凤凰。女飞行员写得很软弱，一遇问题就哭鼻子，不写政治思想工作，思想转变很简单，杨大娘一说，项菲就转变了。

192.路考：歪曲工人形象，把青年工人写成了二流子，宣扬个人奋斗和个人英雄主义；把老工人写成粗暴简单、满脑子旧意识的个人主义者。鼓吹培养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接班人，竭力丑化新社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

193.龙马精神：攻击人民公社，歪曲农村阶级斗争，鼓吹“中间人物”，污蔑党的领导。

194.红石钟声：同上。

195.山村姐妹：为旧北京市委彭真等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涂脂抹粉、歌功颂德。

196.红色背篓：同上

197.红色邮路：同上。

198.舞台姐妹：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为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夏衍、田汉等树碑立传。

199.血碑：宣扬敌人的威风，丑化贫下中农。全片描写主人公几次告状，把希望寄托在敌人的开明上，乞求自由。

200.补锅：歪曲下乡知识青年的新才子佳人戏。陶铸看了后，高兴地说：“看了《补锅》就不用看《拾玉镯》了。”

注：有*记号者摘自江青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在全军创作会议上关于电影问题谈话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其中《抓壮丁》、《兵临城下》、《阿诗玛》、《逆风千里》、《青春的脚步》等五部，在江青同志谈话记录稿上没有评语，是我们补的。

新闻纪录片

201.万象更新：56年年底出笼，是大毒草《不夜城》的姐妹作。影片极力歪曲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大肆宣扬刘少奇“剥削无罪，压迫有理”的反动谬论。资本家换上一套衣服，便和工人手拉手地进入社会主义了。影片还赞扬资本家说什么：“人民几乎忘掉他是一个资本家”。同时，还通过资本家的嘴说：“公私合营以后，从物质生活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的很好。”这和刘少奇在49年对大汉奸、大资本家宋（上非下木）卿所说的：“你们好好干，幸福刚刚开始，无论到什么时候，到共产主义也好，该坐小汽车还坐小汽车……地位还是一样”一脉相承。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彻头彻尾的叛变。

202.刘少奇到上海：58年9月下旬，刘少奇带着他的臭妖婆王光美去上海，到处收集污蔑大跃进的黑材料，到处放毒。影片却左一个 “刘少奇同志”，右一个“中央首长”肉麻地吹捧。还说什么“深入”工农群众，“关心”人民生活，拼命往这个中国赫鲁晓夫脸上贴金。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影片还胡说什么工人“见到刘少奇同志是最大的幸福”，什么“与中央首长坐在一起谈话，真实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又胡说什么一个女工忘了对刘少奇讲“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而非常后悔，等等。真实混蛋透顶！

203.横扫五气：用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形象，在云里乱跳乱舞，用大笔乱点出“横扫五气大跃进”，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江青同志在看影片时，不止一次气愤地说：“太丑恶了”、“太糟糕了”、“简直乌七八糟”，特别是看到“五气”的丑恶表演时，更是气愤地说：“我们的干部就这样呀！简直是糟蹋我们。”陈伯达同志看了不久就说：“简直不敢看。”气愤地走开了。江青同志还说：“新闻片还可以出这些东西？”康生同志说：“怪事。”

204.梅兰芳：用大量篇幅宣扬梅兰芳个人奋斗的道路和艺术至上的反动思想，并恶毒地用毛主席接见的镜头来肯定梅兰芳的反动文艺方向。

205.阿拉木图——兰州（与苏修合拍）：宣扬与苏修合作，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206.珠穆朗玛之歌：把最黑暗最野蛮的封建农奴制的西藏描写成没有阶级斗争的充满一片幸福、美好的社会。

207.上海人民欢庆建国十周年：影片中竟把大毒草《海瑞上疏》也搬上了银幕，并吹嘘为是：“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自编自导自演的新戏”，鼓吹海瑞精神，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

208.苏绣：影片中毛主席绣像的镜头被夏衍剪掉。夏衍丧心病狂地说这个镜头不剪掉就不能出国。

209.美国展览会在苏联：苏修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之后，在新闻片里还大肆宣扬苏修“成就”和赫秃的活动。直到59年10月，苏美勾结戴维营会谈之后，新闻片仍在继续反映苏美的“友好”活动，此片是其中一例。

210.伟大的友谊：59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大骂我国“好战”、“冒险主义”，而我们却在拍摄吹捧赫鲁晓夫的《伟大的友谊》。60年6月，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大肆反华，《伟大的友谊》还拿出来公开上映。

211.安源煤矿——光辉的一页：是反动影片《燎原》的姐妹作。歪曲党的历史，颠倒黑白，为中国赫鲁晓夫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在整个影片中，根本不谈毛思想，不表现安源广大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却胡说什么“今天安源工人继承刘少奇的光荣革命传统，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混蛋透顶。

212.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这是59年9月赫鲁晓夫臭名昭著的美国之行的记录片。影片大肆宣扬苏修领导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外交总路线，竭力鼓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反革命谬论，妄图瓦解世界革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在影片中，赫秃子和美帝反动头子艾森豪威尔打得火热，完全暴露了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叛徒的奴才嘴脸。

213.春节大联欢：大肆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文人、艺人，甚至歌颂大资本家，恶毒地用毛主席的镜头来陪衬资本家的进步。

214.在激流中：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撑腰，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影片受到“三家村”头目邓拓的大为赞赏，得了“电影百花奖”，邓拓为此片亲笔题字。

215.北京紫禁城：歌颂封建帝王，宣扬宫廷生活。

216.北京大观：和香港资本家合拍的卖国主义影片。

217.诗人杜甫：借古讽今，咒骂社会主义，污蔑三面红旗，并居然用毛主席参观杜甫草堂来污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218.大庆油田：记录刘少奇“视察”油田，为刘少奇涂脂抹粉。

219.刘少奇在黑龙江：刘授意拍摄“视察”林区活动，为自己树碑立传。

220.刘少奇访问内蒙：也为刘授意拍摄，为自己树碑立传。

221.迎春：吹捧“三和一少”。

222.健美的体操：宣传低级趣味。

223.刘少奇访问印尼：这部影片是在刘少奇和臭妖婆王光美直接指使和参与下炮制出来的。这部影片是刘少奇在外事活动中长期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大暴露，也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和丑恶灵魂的大暴露。这是一部极好的反面教材。

224.刘少奇访问缅甸：可谓《访问印尼》的续集。影片中刘少奇和缅甸反动头子奈温勾勾搭搭、亲若兄弟，又一次暴露刘少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叛徒的丑恶嘴脸。

225.刘少奇访问朝鲜：刘少奇在这个国家里，完全无视美帝国主义仍然侵略和占领着这个国家南部的半壁河山，完全无视这个国家南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对美帝国主义进行艰苦的斗争。影片没有一处提到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占领这个国家的南半部的问题，甚至在“讲话”中连美帝国主义都不敢提。在影片的结尾，祝愿这个国家的人民“快马加鞭走向新的建设高潮”之后，还接着祝愿“三千里美丽河山一定会重新统一，三千万英雄的人民一定重新团聚”。好象美帝国主义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了。这部影片由刘少奇亲自审查通过。刘看过后说：“很好！很好！我没有意见。”事后还说：“这是访问影片中归好的一部”。因此，这部影片被评为十大“优秀影片”的第一名。

226.美丽的西双版纳：抹杀阶级斗争，迎合帝国、修胃口，贯彻“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

227.兵种比武：鼓吹反革命修正主义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宣扬技术第一，公然与林彪同志“四个第一”的指示相对抗，为罗等进一步篡党、篡军作舆论准备。同类影片尚有《汇演》、《步兵比武》、《海军比武》、《山东民兵比武》等。

228.掏粪工人时传祥：美化大工贼时传祥及其主子刘少奇。

229.北京农业大跃进：彭真等反革命野心家想“通过电影”来证明“有些大寨式的单位（指北京）比大寨搞得还早”，这不仅是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相对抗，并且妄图通过北京这块黑“试验田”和“指挥田”，来为刘、邓、彭、罗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篡党、篡军、篡政作舆论准备。影片中毛主席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的场面，彭真根本没有参加，而影片的炮制者却卑鄙地从另一个地方找来彭真的一张照片硬塞到影片中去，来抬高彭的身价。影片还竟恶毒地提出“两主席”的反动论调。影片彭真亲自审查三次，邓拓审查达二十五次之多。影片完成后，竟又提出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看片” 和“影片要拿到国外去”等要求。彭真等一小撮反革命阴谋家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是可忍，孰不可忍！

230.北京工业大跃进：是接着《北京农业大跃进》之后拍摄的。彭真等尝到了甜头，又想如法炮制一番。影片未摄制完成。

科教片

231.桂林山水：影片以介绍风景为名，行宣扬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之实。妄图让广大工农兵群众忘掉阶级斗争，追求资产阶级情调，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此片受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大欢迎，连获“卡罗维发利第九届国际电影节短纪录片奖”，“大马士革第三届国际博览会电影联欢会铜质第二奖章”。

232.菊花：宣扬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

233.金鱼：宣扬资产阶级情调。

234.苏州园林：宣扬亭台楼阁、风花雪月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为阶级斗争熄灭论服务。影片中还出现小脚女人、穿旗袍的小姐、白胡子的老人等人物。

235.杂技里的秘密：追求奇趣，宣扬“科学寓于娱乐之中”的修正主义谬论。

236.他们怎样过日子：恶毒丑化工人阶级形象，宣扬资产阶级金钱万能的反动观点。

237.盆景：这是周扬提出要拍的。宣扬资产阶级情趣和“病态美”，为阶级斗争熄灭论服务。

238.龙门石窟：宣扬封建主义艺术，把一尊尊散发着封建迷信的佛象都搬上银幕。

239.自动化饭店：煽动群众对三年自然灾害不满，对社会主义对党不满。

240.飞向宇宙：吹嘘苏修宇宙飞行的“成就”。

241.小生水袖的基本动作：为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培养接班人。同类的影片还有《旦角的扇子和汗巾》、《丑角的步法和动作》。

242.任伯年的画：任伯年是清朝封建文人。影片以介绍任伯年的画为名，借古喻今，指桑骂槐，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制度。影片别有用心地以大量篇幅介绍三幅钟馗画。一幅是“无所适从的钟馗”。一幅是所谓“洞察其奸”。一幅是名叫“无谷风灯”的画，画上钟馗拿了一束干瘪的稻子，一个小孩拿着一盏被风吹得快要熄灭的灯笼。这幅画是任伯年用“无谷风灯”来影射当时清朝统治者粉饰太平、吹嘘“五谷丰登”的一幅讽刺画，而影片的作者，在我国遭受自然灾害时期，把这幅画搬出来，其反动的政治目的是昭然若揭的了。

243.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宣扬资产阶级白专道路，为资本主义反动“权威”树碑立传。

244.你知道吗？：广大革命群众最爱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但是，影片却胡说什么“人们都讲日出东方，其实，这是不合道理的“，恶毒地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245.知识老人：影片分两集，以“讲知识”幌子，公开反对毛主席所说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的科学论断。影片宣扬知识从书本上来，从资产阶级“专家”、“权威”那里来，把观众引向白专道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顶礼膜拜、屈膝投降。影片的上集得了《大众电影》举办的所谓“百花奖”的“最佳科教片奖”。

246.巧裁缝：恶毒攻击三年自然灾害弄得人民缝缝补补，没衣服穿。

247.不平静的夜：影片是在62年社会上大刮翻案风中拍摄的。影片打着猫头鹰是益鸟不是害鸟，要为猫头鹰翻案的幌子，指桑骂槐，要为牛鬼蛇神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影片还借题发挥，在“夜”字上大做文章，影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不平静的夜”。

248.小太阳：胡说什么天上只有一个太阳还太冷，北极的冰雪都没法融化，万物不能生长，必须再制造一个小太阳，天上有两个太阳才行，以此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249.带翅膀的媒人：影片借虫与花的关系，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腐朽、庸俗、黄色的情调。影片把蜜蜂比做“媒人”、“月下老人”，大谈什么花儿如何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用花香、花蜜去引诱“媒人”等等，毒害广大青年，妄图把青年引向忘记阶级斗争、沉溺于爱情之中的修正主义泥坑。

250.泥石流：影片把泥石流这种自然现象写得很可怕，好象人根本没有办法制服它。在影片解说词中说：“在山区建设中，遇到这种特大泥石流，以避开为宜”，宣扬刘少奇的逃跑主义和活命哲学，与毛主席“人的因素第一”的教导唱反调。

251.消灭农牧区鼠害：打着为农业服务的幌子，贩卖“全民文艺”的黑货。影片用猎奇的手法，表现害鼠的生活习性。有人看了影片后，表示真想养几只老鼠玩玩。

252.冬季充分利用蔬菜：所谓的“农业片”，实质上是夸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表现没菜吃，把家庭里吃剩的菜根栽上再生出菜来吃。

253.花为谁开？：所谓的“农业基本知识”片，宣扬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资产阶级美学观点。

254.从小锻炼身体：推销苏修幼儿锻炼方式，为资产阶级少爷小姐服务，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255.揭开棉蚜生活的秘密：借害虫棉蚜之口，恶毒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256.在海涂上：用猎奇的手法，以资产阶级的情调，歪曲劳动人民形象，宣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工农，高踞工农之上的修正主义观点。

257.对虾：通过对虾的“伤心史”，宣扬资产阶级人生观，供资产阶级观赏。

258.钟：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颂古非今，吹捧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专家”。

259.一枝铅笔：表面上是讲铅笔的生产过程，实质上是宣扬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的生活方式。

260.江河湖海游泳安全常识：打着讲安全知识的旗号，宣扬资产阶级活命哲学，反对毛主席到江河湖海去锻炼的伟大号召。

美术片

261.神笔：宣扬阶级调和，公开号召劳动人民不要向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影片竭力鼓吹只有凭借神力（神笔）才能消灭统治阶级。此片极受帝、修、资的赞赏。56年、57年，先后获得威尼斯第十七届国际儿童电影节文艺影片一等奖，大马士革第三届博览会电影短片银章第一奖章，南斯拉夫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儿童电影节优秀儿童电影奖，波兰华沙第二届国际儿童比赛会木偶片特别优秀奖。

262.一只鞋：宣扬“老虎不吃人”，帝国主义本性改变了。还明目张胆地说：“老虎屁股打不得”，“要和老虎常来常往”等等，宣扬刘少奇卖国主义的叛徒哲学，攻击毛主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

263.金耳环与铁锄头：极力颂扬公主对爱情的忠诚，宣扬阶级调和。

264.鸽子：大肆宣扬和平主义，宣扬合法斗争。

265.骄傲的将军：是57年配合右派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影片借古喻今，影射当前的现实生活，用一个狂妄昏庸、自命“天下第一英雄”的将军覆灭的故事，对党对社会主义疯狂地咒骂，并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266.大闹天宫：发泄对社会主义现实的不满，号召牛鬼蛇神大闹社会主义江山，影片中的孙悟空已不是勇敢、正直、革命造反的形象，而是牛鬼蛇神、流氓无赖的化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荒煤就曾露骨地说：“《大闹天宫》强调不怕一切，不被正统压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67.太阳的小客人：配合苏修的三和政策，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友谊。

268.掌中戏：记录木偶艺术中封建阶级黄色下流的色情戏，歌颂封建地主的保镖侠客。

269.孔雀公主：极力美化统治阶级，宣扬王子的勇敢、公主的美丽善良，歌颂地主头子的“爱国主义”。宣扬才子佳人的爱情，污蔑劳动人民。

270.一幅侗锦：百般丑化劳动人民。

271.牧童与公主：描写封建统治阶级公主和劳动人民的爱情，宣扬阶级调和。

272.森林之王：配合“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修正主义谬论，宣扬大国沙文主义。

273.集体有余：宣扬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宣扬个人发财、大搞资本主义，污蔑个体经济加入集体经济是为了个人的更有利，宣扬“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刘修哲学，丑化贫下中农，攻击人民公社。

274.济公斗蟋蟀：宣扬阶级调和，丑化劳动人民，歌颂维护封建阶级利益的奴才济公。

275.伐木人：歪曲毛主席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理论，污蔑非洲人民的反帝斗争，丑化非洲人民的英雄形象。

276.壁画里的故事：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片面强调生产。影片用动物、自然现象拟人化，以庸俗的噱头表现人和自然的斗争。

277.丝腰带：借古喻今，以寓言形式讽刺困难时期的劳动人民，对贫下中农极尽污蔑之能事。

278.黄金梦：宣扬“和平过渡”，说什么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可引起他们自行灭亡，无产阶级可以不必向剥削阶级进行斗争。

279.牧笛：正当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内外阶级敌人大肆反华，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影片则极力宣扬没有阶级斗争的世外桃源的生活，妄图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使人民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

280.金色的海螺：丑化劳动人民，美化统治阶级，影片写劳动人民向公主求爱、向统治阶级求情，期求恩赐，以所谓真挚的感情来感动统治阶级，宣扬阶级调和。

三十年代与香港影片

281.马路天使：描写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一群小人物的命运。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渲染胡闹庸俗的低级趣味。影片中的插曲是黄色歌曲，在我国青年中毒害很大。

282.桃李劫：描写旧社会里所谓小人物的命运。通过毕业就是失业这一主题，否定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人道主义。

283.夜半歌声：描写在军阀时期一对青年被封建势力迫害的悲剧，歌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宣扬悲观消极的情绪。

284.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一个国民党军官遗弃妻子的故事，美化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丑化劳动人民形象，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285.十字街头：描写抗日战争以前的知识青年徘徊十字街头的故事。回避民族矛盾，宣扬悲观消极情绪，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

286.风云儿女：描写“九一八”事变后，一个青年诗人参加抗日的故事，歌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287.乌鸦与麻雀：描写解放前夕，上海一个国民党小官僚强占民房欺压一群小人物的故事，丑化劳动人民形象，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288.新寡：影片描写一个青年寡妇的生活遭遇，调和阶级矛盾，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

289.抢新郎：根据川剧《拉郎配》改编。抹杀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宣扬胡闹庸俗的低级趣味。

290.红颜劫：通过一个守寡的女人，为了抚育儿女，在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宣扬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否定了政权问题是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

291.笑笑笑：描写二十多年前一个旧社会的失业职员，为了维持全家生活，改唱滑稽戏，被人认为“下流”，甚至连子女对他也不谅解，抹杀了旧社会的阶级斗争，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292.孽海花：根据“活捉王魁”改编。宣扬封建伦理观念。

293.小月亮：描写一个骄傲成性的资产阶级小姐所谓改正缺点的故事，美化港英反动统治阶级，鼓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294.渔光曲：通过一个青年渔民的悲剧，丑化劳动人民，宣扬悲观、失望的颓废情绪。

295.垃圾千金：描写几个拾垃圾的孤儿流浪生活，抹杀了港英反动统治下的阶级斗争，宣扬了胡闹庸俗的低级趣味。

296.野玫瑰：是一部描写多角恋爱胡闹噱头的影片，大力丑化劳动人民，抹杀阶级斗争。

297.乔迁之喜：通过一个小职员由于生活水平逐步降低与住屋的几次变迁，描写所谓小人物的命运，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298.绝代佳人：宣扬封建社会的英雄美人。

299.啼笑因缘：描写军阀统治时期，一对恋爱青年由于军阀头子的阻挠而造成了悲剧，宣扬爱情至上，渲染悲剧颓废的情趣。

300.可怜天下父母心：描写一个失业的知识分子，由于负担不起子女的抚养的责任而自杀的故事，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悲观厌世的虚无主义。

外国翻译故事片

301.第四十一：苏修丘赫莱依的大毒草。王牌修片之一。描写一个工人出身的女红军战士与一白匪军官的恋爱故事，抹杀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矛盾，歪曲列宁时代的红军战士，美化白匪军，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302.雁南飞：王牌修片之一。表现一女青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爱人的故事，大力宣扬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诽谤革命战争破坏个人幸福，丑化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军民的英雄形象。

303.一个人的遭遇：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鼻祖肖洛霍夫同名小说改编。完全抹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界限。宣扬战争的残酷和恐怖，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不幸和深重的灾难。把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描绘成一场妻离子散，生离死别，家破人亡的大悲剧，瓦解和腐蚀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革命意志，大肆贩卖修正主义的活命哲学和叛徒哲学。

304.晴朗的天空：王牌修片之一。描写一个被德寇俘虏后回国的苏联空军战士受迫害的故事，恶毒反对斯大林，污蔑斯大林的肃反政策。宣扬战争的残酷，诽谤正义战争。

305.士兵之歌：通过一个苏联战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故事，抹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界限，宣扬战争的残酷性，丑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军民的形象。

306.一年中的九天：表现一个原子工程师在工作中受伤的故事，配合美帝唯武器论，宣扬原子战争的恐怖，宣扬个人幸福。

307.海之歌：苏联重点片之一：号称电影史诗。描写一个俄罗斯村庄即将沉入人造海底之前的一些人物的精神面貌，歪曲苏联劳动人民形象，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308.烽火年代：《海之歌》的姐妹作。渲染战争给人带来的创伤。宣扬和平主义。

309.白痴：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歌颂一个过着糜烂生活的交际花，宣扬人性论。鼓吹“逆来顺受”的反动思想。

310.白夜：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通过一个脱离现实、脱离斗争的幻想者，借洋喻中，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311.静静的顿河（一、二、三部）：根据苏修文艺界头头肖洛霍夫同名小说改编。通过一个哥萨克在十月革命前后的遭遇，丑化劳动人民形象，歌颂叛徒，美化白匪军，攻击由列宁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

312.两姐妹：根据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改编。通过一群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的遭遇，歌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美化白匪军，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其续集有《一九一八年》、《阴暗的早晨》。

313.奥赛罗：根据莎士比亚原著改编。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鼓吹爱情至上。

314.复活：根据托尔斯泰同名小说改编，宣扬阶级调和，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315.青年时代：以描写苏联青年的生活为名，宣扬庸俗、低级趣味，是美国好莱坞黄色影片的翻版，抹杀阶级斗争，鼓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316.劳动与爱情：以苏联青年工人的劳动和生活为题材，丑化劳动人民形象，鼓吹爱情至上，宣扬胡闹庸俗的低级趣味。

317.狂欢：描写一群业余文艺爱好者的演出活动和爱情纠葛，渲染胡闹庸俗的低级趣味，宣扬黄色歌舞，鼓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美国好莱坞黄色影片的翻版。

318.列宁的故事：描述列宁逝世前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恶毒地歪曲伟大导师列宁的光辉形象，把列宁描写成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攻击由列宁亲手缔造的苏维埃制度。

319.乌里扬诺夫一家：叙述1886年到1887年，列宁家庭里所发生的事情，歪曲伟大导师列宁的形象。

320.保尔·柯察金：根据奥斯托洛夫斯基小说改编，严重歪曲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宣扬革命战争的残酷，鼓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彩色小吉普输入）

321.共产党员：影片描写十月革命后，共产党员古班诺夫在建设水电站时的斗争生活，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想象，丑化苏联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322.初次的考验：描写十月革命前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过程。宣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颓废、动摇和爱情纠葛。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323.心儿在歌唱：描写侨居国外的一对苏联青年的爱情，以及他们回到祖国的故事，鼓吹爱情至上，抹杀阶级斗争，是一部外国才子佳人的歌唱片。

324.带阁楼的房子：契可夫原作。歌颂虚无主义者，宣扬阶级调和。

325.火热的心：描写苏联某钢厂青年工人技术革新的故事，歪曲工人形象，渲染爱情纠葛。资产阶级低级趣味。

326.第十二夜：根据莎士比亚同名剧作改编。宣扬人道主义、阶级调和、人性论，说地主同情农奴。

327.偷东西的喜鹊：根据赫尔岑的同名小说改编。宣扬人道主义、阶级调和、人性论，说地主同情农奴。

328.白狗：描写人与狗相依为命，歌颂狗的“人性”。说：“忠诚和友爱能战胜一切。”

329.前方是急转弯：粉饰苏修现实，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330.红叶：攻击斯大林肃反“扩大”化。

331.父与子：根据屠格涅夫的同名小说改编，宣扬虚无主义思想。

332.福玛·高尔捷耶夫：高尔基早期作品。影片美化了资产阶级。

333.最后一步：描写美国退伍军人的不幸遭遇，为美帝的侵略工具——美国士兵争取同情。

334.海军少尉巴宁：描写十月革命前，海军少尉巴宁以个人的力量挽救了正在被敌人搜捕的十三名共产党员，宣扬个人作用，鼓吹个人英雄主义，美化敌人。

335.不屈服的人：攻击斯大林，说他对德国的侵略没有准备，故遭到了很多无谓的牺牲。

336.运虎记：美国式闹剧翻版，宣扬胡闹低级庸俗的趣味。暗示要和美帝纸老虎和平共处。

337.姑娘们：歪曲苏联工人形象，宣扬在苏修社会中工人贪图吃喝玩乐的生活，掩盖苏修的罪恶本质。

338.深夜的脚步：取消党的领导，突出个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美化叛徒，宣扬战争恐怖，散布和平主义。

339.上尉的女儿：根据普希金小说改编。美化贵族统治阶级，宣扬爱情至上，丑化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

340.木木：根据屠格涅夫同名小说改编。描写一个贵族太太对农民的压迫，丑化农民形象，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匈牙利

341.十块美金：表现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匈牙利人，被误认为是百万富翁，宣扬资本主义生活金钱万能的反动哲学。

342.忏悔：通过一些青年的犯罪事实，歪曲污蔑社会主义制度。

343.2X2=5：影片以女教授和飞行员的恋爱为题材，宣扬技术第一，爱情是提高技术的动力。影片中说：在数学中2X2=4，但在恋爱的时候2X2=5。宣扬荒诞、低级胡闹的生活方式，鼓吹爱情至上。

344.圣彼得的伞：表现一个青年律师在追寻遗产的途中与一少女恋爱的故事，宣扬金钱万能，歌颂才子佳人。

捷克

345.家庭争执：描写一对青年夫妇，感情由好变坏，后又重新和好的故事，宣扬个人第一，小家庭幸福第一，歪曲社会主义制度。

346.危险的生活：描写在德寇侵占时期，一对夫妇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宣扬敌人的强大，歪曲污蔑革命群众。

347.定时炸弹：描写捷克工人在建筑工地上发现一枚由得寇埋藏下来的定时炸弹，宣扬武器的威力，造成人民对武器的恐惧心理，

348.毁灭性的打击：渲染核战争的恐怖，宣扬活命哲学。

349.好兵帅克：通过奥匈帝国时代一个士兵的经历，美化反动统治阶级，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350.罗密欧朱丽叶和黑暗：通过一德国青年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掩护一犹太姑娘的故事，竭力渲染法西斯暴行，宣扬不抵抗的活命哲学。

151.锁链：抹杀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美化一个蜕化变质分子。

波兰

352.华沙美人鱼：用封建神话歌颂资产阶级爱情。

353.自由城：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法西斯袭击自由城的故事，渲染战争的残酷。

354.新婚之夜：宣扬战争的残酷，描写战争破坏个人幸福，宣扬和平主义。

355.尼姑约安娜：大力宣扬唯心主义，鼓吹超阶级的“善”与“恶”。

356.断桥：歪曲革命战士形象，歪曲正义战争的意义，宣扬厌“战”情绪。

东德

357.科伦上尉：描写一个饭店的失业招待员，被误认为已死的法西斯战犯，一直爬到了议员的席位，借反法西斯为名，鼓吹西德军国主义。

358.阴谋与爱情：德国古典作品。影片通过两个不同阶级出身的青年恋爱悲剧，歌颂才子佳人，抹杀阶级矛盾。（彩色小吉普输入）

359.五天五夜：宣扬苏联大国沙文主义。

360.决裂：歪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361.带翼的人：宣扬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鼓吹和平竞赛。

保加利亚

362.星：美化法西斯，描写法西斯军官“同情”犹太人，调和阶级矛盾，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363.婴儿：通过解放初期一对正在恋爱的青年收养一个资产阶级的弃婴，抹杀阶级性，鼓吹阶级调和，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364.当我们年青的时候：宣扬法西斯的强大，散布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情绪。

365.穷街：表现在法西斯统治下在一条穷街上住的两个大学生的遭遇，宣扬法西斯的强暴，战争的残酷，散布厌战情绪。

意大利

366.罗马十一点钟：新现实主义作品。描写一大群寻找职业的女青年，由于楼梯的倒塌而遭到不幸，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367.偷自行车的人：新现实主义作品。表现所谓小人物的命运。描写一个失业工人由于丢失了自行车而失去一个新职业的机会，走向偷自行车的犯罪道路，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悲观失望的情绪。

368.警察与小偷：新现实主义作品。调和阶级矛盾，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

369.仅次于上帝的人：歌颂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扬超阶级的“天良“和”正义“。

370.她在黑夜中：宣扬个人遭遇是命运决定的，抹杀阶级社会中人吃人的本质，掩盖阶级矛盾。

法国

371.没有留下地址：新现实主义作品。描写一个女青年到巴黎来寻找爱人，受了欺骗的故事，抹杀阶级斗争，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

372.勇士奇遇（马兰花芳芳）：抹杀阶级斗争，歌颂英雄与美人，美化封建社会的反动统治阶级，渲染低级、庸俗的趣味。

373.逃亡者：描写三个法国人逃出德寇战俘营后的遭遇，鼓励人们逃避现实，逃避斗争，追求个人安逸。

374.漂亮的朋友：莫泊桑原作《俊友》改编。宣扬资产阶级上层社会中的糜烂生活，美化一个不择手段往上爬的流氓政客。

375.红与黑：法国古典作品。宣扬贵族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的生活，抽掉政治和阶级内容，空谈人间的善良和邪恶。

376.三剑客：法国古典作品。歌颂帝王将相，抽掉阶级内容，鼓吹“侠客”的“侠义”精神。

377.被尊敬的妓女：描写一个妓女受骗要陷害一个黑人，后又觉悟过来的故事，以反抗种族歧视为名，鼓吹阶级调和，抹杀阶级斗争。

法、日

378.广岛之恋：新浪潮代表作。宣扬唯武器论，鼓吹爱情至上。

墨西哥

379.被遗弃的人：通过一个姑娘受骗被抛弃的故事，抹杀阶级矛盾，推崇资产阶级的法律，宣扬反动的人性论。

380.珍珠：表现一个渔民在海底得到一颗大珍珠，不但没获得幸福，反而遭到了灾难的故事，宣扬宿命论。

381.勇敢的胡安娜：宣扬阶级调和，歪曲农民革命，渲染超阶级的爱情。

382.影子部队：通过一群失业的小市民各自抱着不同的幻想，散布所谓小人物的悲观绝望情绪。

383.瞎子带路人：掩盖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根源，抹杀了阶级矛盾。

384.雾都孤儿：叙述一个孩儿在旧社会受折磨后成为一个小偷的故事，歌颂资产阶级，宣扬阶级调和。

385.王子复仇记：莎士比亚名著之一。宣扬个人恩怨，鼓吹个人复仇精神，替帝王将相涂脂抹粉。

386.红菱艳：描写一个芭蕾舞演员艺术事业与爱情的矛盾，宣扬艺术至上，美化资产阶级艺术和艺术家。

387.鬼魂西行：鬼戏，翻译过来是为了配合周扬的“有鬼无害”论。

388.罪恶之家：美化资产阶级，宣扬阶级调和。

389.抗暴记：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歌颂法西斯军官的人道主义，调和阶级矛盾。

390.末日罪行：法西斯的一个“种族培育所”，集中男女按“生理手段”培育纯粹日耳曼后代，荒诞之极。

391.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歌颂芸芸众生的中间人物，梅花西德资本主义社会，调和阶级矛盾。

392.神童：借外喻中，恶毒咒骂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物质困难。

日本

393.二十四只眼睛：影片通过小学教师大石和她的十二个学生的生活遭遇，表现战争的残酷，宣扬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

394.裸岛：抹杀阶级斗争，宣扬悲观、失望的情绪。

印度

395.流浪者：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鼓吹印度反动统治阶级可以“天良发现”，为他们涂脂抹粉。片中插曲《拉兹之歌》是一支黄色歌曲，曾在我国青年中流毒极广。

396.两亩地：从一家农民仅有的两亩地的被掠夺，造成了生活的悲剧，宣扬厌世悲观的情绪，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印尼

397.沾满泥土的手：宣扬苏加诺的改良主义，抹杀阶级斗争的本质，宣扬阶级调和、合二为一。

阿根廷

398.大墙后面：影片通过一个农村姑娘的遭遇，大力渲染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偷盗、奸淫、抢杀、行凶等行为，不接触社会制度的本质。

399.大生意：掩盖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剥削的罪恶本质。

希腊

400.血的圣诞节：暴露战争的残酷，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宣扬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彩色小吉普输入，笑独行厘订）

笑独行编注：该帖原标题为“猛料：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正文系1968年1月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电影批判联络站、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编印《毒草及有严重错误电影四百部》小册子内容，据在下查考，来源当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初版祁晓萍编著《香花毒草：红色年代的电影命运》一书。

《关于在刑法中取消聚众淫乱罪的提案》

目前我国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301条（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的，对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聚众淫乱罪”已严重过时，建议取消。这一罪名原来被列在“流氓罪”中，流氓罪被取消后，这一罪名却保留下来，被列在刑法其他栏目中。这一罪名在目前的社会实践中已很少适用，因此建议取消。

试举几个案例（多取自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例集“聚众淫乱”一章）：

个案1：被告人刘XX，女，自1981年以来，先后勾引、教唆男青年韦X等20余人，分别在这些人的住处跳低级下流的贴身舞、熄灯舞、裸体舞，舞后又主动与之乱搞两性关系，有时与多名男子进行群奸群宿。检察院以流氓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案例集，第159页)

个案2：被告人邹X等 (2女3男) 于1986年10月20日晚上到胡X住室玩朴克牌，事先规定输者让赢者亲嘴。当晚5人同睡一床，互相玩弄，群奸群宿一夜。另一晚，邹等4人 (2男2女) 又在一起玩朴克牌，为了助兴，4被告人竟先后各自脱光衣服，一男对一女，赤身裸体玩朴克牌一夜。检察院以流氓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案例集，第161页)

个案3：有一个中年流氓团伙案，经常在一个助理工程师家聚会。以下是其中一位服刑人的供述：“当爱人知道我生活不检点时，多次劝过我，周围的同志们也风言风语地刺我，而我全当成了耳旁风。心想，这顶多就是不道德，还不致于蹲监狱。终于，我们这个淫乱团伙的罪恶暴露了，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的八个中年男女都犯了不可饶恕的流氓罪，有五个人被判了刑，那个助理工程师被枪毙了，他的老婆被判了死缓，我因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任克，第269页)

个案4：被告人王XX，女，先后勾引多名男子与其乱搞两性关系。检察院以流氓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案例集，第176-177页)

个案5：被告人马XX，女，19岁，伙同3名男女青年 (钟，女，16岁；李，男，15岁；贺，女，14岁) 将陈XX (男，18岁) 绑在床上，玩弄其生殖器达两个多小时。陈走后，3名女青年又用同样方法玩弄李的阴茎。后来几位女青年又做过多次类似的事。检察院以流氓罪对马XX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案例集，第248-249页)

上引个案是我国所有与性有关的犯罪判决中问题最大的一类。所谓“群奸群宿、聚众淫乱”不过是西方社会正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性聚会”(sex orgy)。个案3与西方70年代兴起的一种换偶活动 (swing) 有相似之处。在西方报刊的广告栏中，经常可以看到希望进行换偶活动的人寻找伴侣的广告，有时是两对夫妇相聚换偶娱乐，有时是多对夫妇进行此类活动。目前我国也存在大量此类自愿活动。

在此类活动的参与者全部是自愿参与的这一前提之下，法律绝不应当认定为有罪。因为公民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他拥有按自己的意愿使用、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如果有人愿意在私人场所穿着衣服打扑克，他有这样做的权利；如果有人愿意在私人场所不穿衣服打扑克，他也有这样做的权利。不管在场的有几个人。国家法律干涉这种私人场所的活动，就好像当事人的身体不归当事人自己所有，而是归国家所有。如果当事人脱去衣服，损害的不是当事人自己的尊严，而是损害了国家的尊严。这种立法思想本身就是错的，错误就出在个人身体的所有权归属的问题上。在此类案件的判决中，我们应当检讨有关法律的立法思想的对错，使法律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工具，而不是伤害公民权利的工具。

此类法律不仅从个人有权利处置自己身体的人权角度看是错误的，而且从女权角度也是不可容忍的。个案4的罪名是“勾引多名男性与其乱搞两性关系”。首先，无法确知是女性勾引了男性。在两性的非婚性行为中，双方负有同等的责任，没有理由单方面判女方的罪。如果说判决的理由在于这个女人是一个人同多个男性发生性关系，从而获罪，那么又有什么证据证明和她发生性关系的那些男性全都是只有她一个性伴？如果其中的男性有除她之外的性伴，是否也应当按同罪处理？其次，一个女性有没有权利同“多名男子”发生两性关系，这是一个女性的基本权利问题。女性自愿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应当受到法律（宪法关于人身自由权利）的保护，而不是惩罚。

案例5的判决也十分荒唐。一群少男少女打闹调情也要判刑，令人不知身处何世。即使是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严酷判官也不一定会制裁这种天真幼稚的活动。在这一判决背后，似乎有阴茎崇拜的底蕴：如果这伙年轻人在一起玩弄的不是生殖器，而是头部或脚部，大约不至于获罪，为什么玩弄一下生殖器官就要获罪呢？潜台词似乎是阴茎神圣不可侵犯。时至21世纪，一项法律还要以生殖器崇拜的逻辑来判人有罪，这不是过于荒唐和骇人听闻了吗？

对于一个“中世纪”性质的过时法律，对于一个有大量普通公民不时参与违背其规定的活动和行为的法律，对于一个在实践中实际上已经不再实行的法律，应当及时予以取消，以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谨性。

资料来源：
任克(编)：《“扫黄”在一九八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最高人民检查院《刑事犯罪案例丛书》编委会：《刑事犯罪案例丛书(流氓罪)》，中国检察出版社，1990年。

此提案送交司法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处理。

《风声》

已经有网络写手指出，《风声》是一场漏洞百出的杀人游戏。比如，影片开始时负责刺杀行动的护士小姐已经受伤被俘，遭到刑讯，而她的上层，“老鬼”和“老枪” 既然隐藏在敌人内部，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人已经出事，这种情况下，无论被俘的同志招与不招，最有效快捷的防范方式就是更换密码母本，然而，地下组织仿佛事不关已一般，继续大摇大摆地使用《孽海花》作为编码本传递情报，致使日伪特务机关成功破译密报，才有了以后裘庄里的“斗智斗勇”。可见，如果不是在电影中，如果不是编导出于某种考虑认为电影必须拍成这个样子，这一场惨烈的斗争是可以避免的。

曾供职英国情报机关的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间谍小说中曾经提到这种用一本著作作为密码母本传递情报的做法。编码相当简单，就是将第几页第几行和第几个字的一组数字，转换成莫尔斯电码，解码就是按照母本反编译的过程。格林借书中人物之口评论说，这种做法在母本未见光时，简单又行之有效，但破译人员一旦找到母本，谍报系统将全盘瘫痪，所以，风险过大，一般只做临时用途。

在《风声》中，这种相当原始的编码方式被刻意抬高身价，成了只有密码专家才能破解的“高端技术”，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偌大的日伪特务机关，又掌握了母本，却连个能解码的人都没有，需要靠嫌疑人之一的宁中玉来帮助翻译电文。如果说此举是有意为之，也难说通，翻译密码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无论谁是“老鬼”，在被困裘庄的情况下，必已觉悟自己已然上当，此时如果故意翻译不出来，或者译错，反而授人以柄，所以还是老老实实译出为妙。这样一来，电文翻译出来，就并不意味着他（她）没问题，特务机关的这种做法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过家家游戏。特务机关的“人才匮乏”还不止于此，他们还缺少医生护士，受刑过的人员需要拖到裘庄外面的非保密医院去救治，影片最后，正是这种“贫穷”使得“老枪”和“老鬼”合作，把消息传了出去。此外，从电影最后的“解谜阶段”来看，整个日伪特务机关竟无一人懂得莫尔斯电码，正因为如此，“老鬼”才用自己的这种“技能的独占性优势”，与敌人百般周旋：“老枪”说， “老鬼”怕自己受不住刑，不能100%保证把消息传出去，就采取了一个双保险措施：把消息用莫尔斯电码的形式缝在了内衣上，“通过尸体传递出去”–如何操作呢？实在令人不解。再有，“老鬼”把她在裘庄的经历和遗言用莫尔斯电码的方式缝在李中玉的衣服上，实在不明白这有何意义？既然“老鬼”和“老枪”不惜牺牲生命去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消息”传递出去，那么，他们的一切行为都要服从于这一唯一的最高目的。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裘庄五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中，那么，“老鬼”凭什么相信自己在衣服上缝莫尔斯电码的举动不会被特务机关发现？她又凭什么相信“觉悟”之前的李中玉不会发现？不要忘了，影片中的李中玉可是密码专家，也懂得莫尔斯电码。这几日内，如果特务机关起了疑心，检查了衣服，发现了莫尔斯电码，或者李中玉发现了电码去举报了，会怎样呢？不但“老鬼”自己暴露，一切将消息传递出去的努力也将前功尽弃！作为一个谍报人员，既然命都可以不要，怎么可能还会去做这种小女人写日记之类的事情？如果编导这样的处理被视为合情合理，那么，推理下去，就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一个听起来足够冷酷，冷酷到让那些听到周迅MM最后独白而痛哭流泪的女孩子们吓得立马收起眼泪的结论–“老鬼”此举不过是想说：我不是叛徒！也就是说，她是想通过这封在衣服上的留言，告诉今后可能看到它的同志们，虽然我传递了错误信息，但我不是叛徒！“老鬼”并没有那么伟大，至少没有伟大到“无我”的地步，她没有忘记自己的身后事，而且从某种角度讲，她珍爱自己甚至超过了珍爱她的同志，因为在这样千钧一发、不容有失的紧要关头，她冒险做出这样对组织毫无意义的举动，且完全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举动一定不会被发现，可说是彻底地“自由散漫”、“自私自利”和“无组织、无纪律”。

可以看出，尽管我们坐在影院中，享受着超宽银幕、杜比音响带给我们的貌似真实的视听感受，我们却没有看到一个让我们同样感觉血肉丰满的真实故事，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场煞有介事，却又充斥着不平等竞争规则的游戏而已。日伪特务机关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隔绝了这五个人与外界的联系，此时只要保证这五个人不与外界有任何接触，那么，把地下组织一网打尽的目的就可以达到，然而，特务机关却十万火急地想要揪出“老鬼”来，结果弄巧成拙。有如明明动一步卒就可以将死对手的局势，却非要跳十步马去将军，结果反给人家将死，这证明不了对手的高明，只能说明你自己太蠢。事实上，没有人会相信日伪特务机关会愚蠢到这个地步，但编导却一定要这样制订规则：你不能动那个卒，或者干脆这样说：在对手将死你以前，你不能将死对手，好了，就这样玩吧！

电影中“规定”只有“老鬼”和李中玉懂得莫尔斯电码，又“规定”李中玉是，或者一定会是“老鬼”的队友，“规定”特务机关所有人都不懂电报、密码，特务团队中不能有“补血”的医生，“规定”特务团队不能“困毙”对手，只能和对手真杀实砍……这就好像三个人玩“石头、剪刀、布”，事先规定“老鬼”一定要出“石头”，“特务”一定要出“剪刀”，而“李中玉”作为第三方不可以出“布”。到最后自然是 “特务”败北，于是观者欢呼：“老鬼”你太棒了，你是最棒的！正是在这样不公平的游戏规则控制之下，特务机关被塑造成了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一群笨蛋。

问题是，与一群笨蛋玩游戏，很有意思么？恐怕连影片的编剧多少也有些这样的顾虑，所以他给了日本特务头子武田一个因殴打上司即将被遣送回国的背景，又在几场戏中，力图让黄晓明把武田塑造成神经有问题或者至少是神经质的一个人–自我辩护的意味已经相当明显–逻辑说不通的时候，拿神经病说事–很多编剧都熟知这一捷径。再看看特务机关的“手段”，除了“大刑伺候”之外，就只能玩一些小孩子都不屑于用的“骗招”，再有就是貌似“高科技”的“察言观色”与“心理酷刑”。

一般而言,侦查过程中的心理战法，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尤其是没有客观事实证据的情况下，通过心理战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试想一个警察办案，仅靠心理战找出的凶手能够算数么？或许有人会说，当时在裘庄的审讯与警察办案不同，那里不需要确凿的证据，不讲人权法制，然而，难道特务机关连谁是“老鬼”也不在乎么？果如此，干脆把五个人全部杀死不就万事大吉了么？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对真相不必负责，而更在乎那种心理侦查过程中的趣味和快感时，才会放心使用这种心理战术，美国女作家派翠西亚·康薇儿的《开膛手杰克结案报告》，就是通过凶手犯案手法体现的心理特征来推理出凶手的，然而康薇儿是个作家，二十世纪的作家，她借史实来创作，却不必为谁是杰克负责，而且就算是这样，开膛手一案的研究者们，最后也没几个把她得出的结论当真。《风声》中的“身体检查”，就算可以对人的身心造成摧残，然而武田凭什么相信自己的感觉就那么可靠？凭什么相信自己发明的这种“心理酷刑”可以让任何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间谍不得不显露出真正的面目？万一他被骗过了呢？显然，编剧也不知道如何通过实证的方法来找出“老鬼”，所以他又开始自我解释，武田被塑造成直觉异于常人的非凡者，戏不合逻辑，就找来超人来解释，这是很多编剧赖以摆脱尴尬的另一条捷径。

以上花费了大段笔墨来梳理影片情节中存在漏洞，包括不合常理、自相矛盾与不平等的游戏规则，然而，要列举剧本的漏洞并不难，要借此责难编导的不负责任和能力低下，也很容易，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些影片中的不合逻辑之处，却都有着颇和逻辑的现实解释：编导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要影片真正的主角出场：这个主角就是酷刑。上面所列举的一系列情节漏洞，本可以避免的悲剧、毫无实际意义的侦讯、没有公平可言的斗法，这一切的一切，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如果不这样写，就没有这个故事了，从而也就没有酷刑了，而在这部电影中，什么都可以缺少，只有酷刑不能缺少，如果说《风声》的编导是一个赌棍，他的全部筹码都压在了酷刑上面。编导希望能够自圆其说，让观众们自然而然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情况之下，不动刑是不成啦！

电影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有着各种欺骗观众的手段。尤其是坐在电影院中的观众，在漆黑一团，茫然无助的环境里，很容易被影片的视角与观念所左右，同时，影片在影院中的放映是一次性的，绝大多数观众把全部90分钟用来了解表面性的故事情节，反思的机会少之又少，而且大多数观众也没有回味的欲望，所以，影片剧本中很多明显不合情理的地方却实实在在地骗过了很多观众。如果把《风声》的故事口述出来或是写在纸上，听众反而不那么容易上当。电影这种传播手段在欺骗观众方面的优势，同样为酷刑的出场、为其上负载着的意识形态表达准备了条件。

从电影故事本身看，酷刑发生在一个隐秘的场所–裘庄，本来除了受刑者，刽子手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可能旁观，此时的酷刑仍然是隐秘的，正如现下的死刑处决，刽子手将受刑者送上囚车，在深夜里选择隐蔽无人的路线，押赴刑场，处决过程更无半个人可能围观。这就是现代意义上，酷刑的执行方式。

在《规训与惩罚》的开篇，福柯回顾了达米安事件中弑君元凶被公开处决的全过程，又不厌其烦地抄录了八十年后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一份作息规章，而后指出：“它们各自代表了一种惩罚方式。其间相隔不到一个世纪。但这是一个时代。……在众多变化中，我将考虑的是这样一种变化：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引自《规训与惩罚》，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5月北京第1版，下同），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惩罚的意识因素逐渐式微”呢？因为“它经常地向他们展示犯罪，是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从而在最后一刻调换了各种角色，使受刑的罪犯变成怜悯或赞颂的对象”。“因此，惩罚将愈益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这样便产生了几个后果：……它的效力被视为源于它的必然性，而不是源于可见的强烈程度；……惩罚的示范力学改变了惩罚机制。”然而，福柯所称的“现代处罚机制的进程”之一–“示众场面的消失”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并未很早到来。要回顾过去也不必走太远的回头路，在我小时候，还经常可以见到卡车押送受刑者游街示众、大张旗鼓地赶赴刑场的场面，受刑者被武警押送，五花大绑，背后插着牌子，写着某某犯某某某，名字上打着红叉。卡车往往专门选择干线、闹市通过，事后往往要贴出告示，详细叙述罪犯的罪行，并写明处决时间、地点。意思很明显，示众，当时是一个重要性不亚于行刑本身的关键环节。

在中国这样的，具有浓厚封建极权制度残余的国度，“杀鸡儆猴”、“杀一儆百”一度曾被视为最有效的遏制犯罪的手段，然而，福柯所称的“角色调换”却因其深深根至于人性之中的特点，或早或晚都要推动古典时代示众形式的酷刑走向隐蔽的，现代意义上的惩罚。随着酷刑走向隐蔽，一个特殊群体也随之消失，这就是酷刑的围观者。

今天，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像鲁迅先生笔下的众生一样，真实地围观砍头示众的场面，然而电影作为物质现实的复原，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弥补我们缺憾而生的产品，在电影中，酷刑揭开其隐秘的面纱，带领我们再次回到了古典时代的刑场，电影再现酷刑的同时，也给与我们这些坐在电影院中的观众一个全新而又古老的身份：我们成了酷刑的围观者。

许多人对《风声》中的酷刑展现出高度的兴趣。然而，抛开各种展现人类邪恶创造力的酷刑形式，这部电影中的酷刑，与《红岩》等老片中展示的酷刑，并无本质的不同。问题不在于酷刑本身如何，而在于将它展示出来，让它不再隐秘，乃至如海德格尔所说，酷刑“敞开”、“澄明”起来，从而召集围观者，使酷刑重新成为一种 “公共景观”。

而在酷刑“敞开”之后，酷刑的功能就是呼唤围观者的同情，完成福柯所称的，从罪犯向殉难者的角色调换。在这一调换过程中，受刑者“老枪”、“老鬼”，用对自我身体的摧残，唤起了观众的同情之心。（值得注意的是，另两位被怀疑为间谍的人物，一位被描绘成性向不明的男妓，一位则早早进行了自我了断，难道这都是偶然的么？之所以要这样设定，显然是不希望观众的同情之心错用在这样的“坏人”身上）而由电影最后独白所揭示的，“为崇高目的而献身”的理由，则进一步完成了将这一同情心转化为（此处删去五十余字）——多么相似的逻辑啊——因为我付出了代价，所以我理应得到补偿。中国的小学生曾经每每被引导说出、写出这样的句子：“多少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样的想法本来也没有什么错，不过逻辑上却未见得说得通。如果说付出了牺牲，就具有统治的正当性，那么抗日战胜时期的日本人、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同样有大批人死亡，同样付出了牺牲，但不会有人认为他们的统治因此就是正当的。

很显然，为理想而承受酷刑、付出生命是一件很困难，很需要意志力的事情，但只是牺牲本身，无法证明其理想本身就是正确的，更无法证明这一理想的实现就是必然的。有趣的是，《风声》中的一段剧情，自己证明了自己这种逻辑的荒诞性：吴大队长对自己被怀疑为内鬼大不以为然，他解开衣服，怒吼着告诉特务们，身上的枪伤正是他和（删去二字）战斗留下的，尽管身中三枪，他仍然炸掉了“敌人”的碉堡。然而，电影最后告诉我们，这位吴大队长，就是“老枪”。电影中的特务们，没有接受“老枪”的逻辑，然而，一定有很多观众很自然地接受了电影的逻辑，正像一些（删去九字），就情不自禁欢欣鼓舞，至今提起来依然津津乐道一样。

《风声》作为一部爱国主义影片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风声》以新鲜刺激的新式酷刑，揭示了从《红岩》开始所有革命苦情戏共有的老式主题，《风声》为酷刑而生，酷刑为确证（删去二字）统治的正当性、有理性而生。一些人认为《风声》开创了主旋律影片的新形式，从形式上讲，或有几分创意，然而就其根本性的意识形态表述，《风声》依然不过是新瓶子装老酒而已，让这样一部影片承担开创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新时代，乃至展示中国电影新希望的重任，实在有些揠苗助长、强人所难了吧。

《朗读者》

和几个朋友谈起《朗读者》（The Reader）。我说，对片中的女主角因耻于承认自己不识字而坐牢感到不很理解。一个朋友说，因为你不是文盲，所以你不理解那种被排除在文化秩序之外的自卑感；而我以为，这种自卑和羞耻确然存在，但尚不足以让一个人为此选择付出生命（或是终身监禁，某种程度上，这是比死更严厉的惩罚）。

讨论本可能就此深入，不过另一位朋友的话，把焦点引向了对影片主题的不同理解上面。影片女主角所犯下的罪行，是制度化暴力的产物，而她所做的，只是在制度化暴力的框架下恪尽职守而已。当然，在法律层面，这不能使她得到豁免，但在政治哲学层面，却无疑形成了一个悖论，这一悖论，则显然是影片的“故事价值”所在，如果把影片的编导看作一个赌徒，这也正是他们押下的最大的赌注。然而，这位插话的朋友的朋友，一位女士，完全没有看出这层意思，她把本片理解为“一个小男人为一位老女人付出了一生”的故事。

那位认为本片女主角的行为顺理成章的朋友，于是借机反驳我日前批驳一篇帖子的行为。那篇帖子很可能来源于一位宗教诚信者和传播者，说的是：绝对的自由只有在天国才能实现，现实世界是没有的，因此现世的自由不值得追求。这篇帖子曾引起我的强烈不满。我这位朋友的意思，是说要允许别人有不同的理解，正像对《朗读者》这类影片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意见一样，因此，我的愤怒和驳斥没有必要。

所有的论题都铺开了，看来焦点仍旧是一个“不同理解”的问题。就来说说我对“不同理解”的理解吧。

首先要有一个界限问题。界限的模糊不清几乎是绝大多数讨论无果而终的病灶所在。如果我说一部作品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期的乐观主义和建设新世界的冒险精神，那我可能是在说《鲁宾逊漂流记》，但我绝对不是在说《红楼梦》。无论一部作品具有多丰富的内涵，多深厚的张力，多复杂的表意系统，对她的理解，都存在一个边界，一个最终的边界，圆周之外的理解，无论如何是不正当的（当然，这一边界有时候显得很模糊，这很可能是因为许多界于边缘的理解的存在，但不能精确把握的边界仍然不能否定边界的存在）。0和1之间的数可能有无限多个，但1.1，-0.1就绝对不属于这个范畴，因此，我们在说“不同理解”的时候，总是含有一个不必多说的前提，那就是这些“不同理解”显然在边界之内，或至少不能离开边线太远，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理解”或多或少，总能从本文获得支持的理由。

接受美学取代新批评成为西方美学的主流是有其必然性的，但也同时存在一些矫枉过正的问题。比如本文从来不是完全被动的，作者也不是，仅仅承认读者的理解才是正当的，其实从根本上消解了阐释问题。日本一位推理小说作者，写了一本《红楼梦杀人事件》，赖尚荣成了福尔摩斯，贾宝玉成了莫里亚蒂教授，某种意义上说，也别有趣味，但这显然是文学创作，与阐释无关，完全超越了本文的理解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在界限之内的“不同理解” 固然可能很多，乃至无限，但并非每种理解都是等价的，不存在唯一的解释，不能等同于不存在故事的“主流价值”。这里之所以不说“主流理解”，是避免他人误以为这里的主流和非主流是一个人数多寡的概念。事实上，故事的主流价值和非主流价值，与其背后支持的人数多寡无关，这又是一个本文大显身手的舞台。比如《朗读者》这部片子，不同的理解可能很多，比如恋童癖的（事实上，影片如果停止在庭审前的部分，很可能真的成为《教室别恋》之类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滥觞）；再如福柯式的，话语与权力结构象征；德里达式的，文字秩序的压迫；拉康式的，从镜像阶段走向父的秩序；女性主义的，女性历史的被动书写……，然而，本文所 “提示”的主题依然明显，也就是前面所说，人在制度化暴力中的生存状态和道德悖论。这是影片作者倾注了全部的努力、全部的笔墨要表达的思索，余者则是作者书写过程中造成的张力、空白点而产生的别样化趣味。故事片的主流价值，是合乎影片叙事逻辑的结论，尽管如前所述，它与支持的人数多寡无必然联系，但一般的，都会得到大多数理想读者（或者被正确预期的读者群）的认同。

有一种情况是故事讲得不好，故事的主流价值显而不彰，其他一些价值反成为主流，左右了读者的理解，事实上这种例子在许多电影和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一位朋友说，对女主角在庭审时的选择，小说原著中的表现可能会比电影中更容易得到读者的理解，我相信这话是有道理的，思想的辗转反侧，用文字表现应当比用镜头更加方便，这是文学的天然优势之一。说到这一情节，我坚持认为是影片的一个瑕疵，按影片的叙事，前半部分交代女主角对文盲的羞耻感的内容仍嫌少了些，不足以支撑庭审时那种宁可选择一辈子坐牢，也不愿暴露自己不识字的“非常选择”。

作家马原曾对他的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哪种情况下，一位母亲会杀死自己的儿子？”有学生以森村诚一的小说《人性的证明》为例，回答老师的问题，马原不以为然，他认为，除了在不知道对方是自己的儿子的情况下（误杀），一位母亲总也不会杀死自己的儿子（谋杀）。我以为马原的结论有两处可疑，其一，在《人性的证明》中，母亲是在一时的“非理性”的冲动中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从法律上讲，当然是谋杀，但现实中，却只能算不怎么“谋”杀；其二，马原的问题本身是针对现实生活，还是艺术作品？如果他不明确这一界限的话，要我来回答，我会说，一位母亲在“艺术作品”中会杀死自己的儿子。其实，我以为讨论艺术作品中的情节可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意义不大，关键的问题反而是这一情节在艺术作品中是否可信，更有意义的是研究那些成功的作者是如何把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变成艺术作品中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森村诚一的处理不错，而《朗读者》的作者，还欠一点火候。这一方面与上面提到的电影表现手段有关，一方面和作品的叙事详略、节奏有关，作者对男女主角之间性爱关系的表现，仍然略多。王志敏教授曾说：“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的性爱和暴力段落，往往既不是审美因素，也不是艺术因素。”此言不虚。

还是回到对电影主题的理解，一般的本文不会产生许多等价的故事价值，主流理解确然存在，这在以大情节、全知视角叙述的主流故事片中几乎没有例外。当然，也有一些本文很难找到占优势的故事价值，在电影领域，一般出现在一些小情节、无情节的实验作品中，为数从来不多。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所谓“故事价值”、“主流价值”，当然是指作品整体的主题，或者通俗的说是中心的思想。如果仅就作品的部分内容作意识形态批评，当然不在讨论范畴之内；此外，一些不同层面的理解也与这里的讨论无关，比如美学层面的，讨论的是本文中形式化的因素，在这方面，结构主义那种保留价值判断（正误和高下）的态度也许是值得注意的，这种探讨可能真正彻底地属于“见仁见智”的范畴。

还有一类无论形式层面还是内容层面都可能存在的理解，那就是错误的理解。之所以说对本文的理解往往没有正误之分，指的恰恰是那些不能用正误来评判的理解，上面所述的各种对《朗读者》主题的可能理解，都属于这种理解，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的令人惊诧，总能在逻辑上自圆其说的理解。赵汀阳说，如果思想的正误终归有一个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可能是逻辑，此话深得我心。那些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解、观念、思想，就是非法的理解，逻辑是思想的法律。那位宗教虔信者的观点，显然就是这种对自由的非法理解。如果说 “绝对的自由只有在天国才能实现，现实世界是没有的”还算是正确的观念（尽管是形同废话的观念）的话，那么因此得出结论说“现世的自由不值得追求”就是十足的、狗屁不通的谬误。且不说天国是否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宗教许诺的无限自由即使能够实现，也并不妨碍世人去追求现世的有限自由。如果说人终归是要死的，所以人根本就用不着活着，这是何其荒唐的事情？本人最讨厌的，就是某些基督教徒这种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无聊宣传，这里之所以说某些基督教徒，是因为基督耶稣也曾言道，天国的权力归于上帝，罗马的权力归于皇帝，把天国和俗世分的很清楚，某些基督教徒不仅仅是不懂自由，其实连宗教都不见得真懂。更无聊的是，某君这种论调，与新左派及其他自由主义的反对者简直如出一辙，有人说过自由主义政治追求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为所欲为的自由么？有人说过自由主义政治追求的自由是精神病患者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自由么？偷换自由的概念，把自由主义者指为无政府主义者再加以反对，这种下三滥的伎俩，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们用了那么多年，居然还不嫌烦。一个成熟的宗教信徒，关心的是天国的事务，更不会反对世人追求现实世界的自由和幸福，让天国的归于天国，让俗世的归于俗世，一个人求升天国，还是只愿意留守尘世，都是每个人的自主选择，有必要互相攻讦么？有必要认可一个，否定另一个么？

至于我的批驳和愤怒，我以为完全无关言论自由问题，我只说他说的不对，没限制他说话的权力，我也没这个本事。事实上，历史上对言论自由的最大干涉，恰恰正是出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那些前辈们，如今失去了裁判所和火刑柱的信徒们，又开始玩弄话语暴力了么？谁在干涉言论自由，不是很清楚了么?

所以，我对某君这个帖子的态度，实际上与对《朗读者》主题的理解是两码事，不合逻辑的错误理解根本不配称为理解。我始终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某些问题，依然有真伪之分。

如今，未婚爸爸妈妈、单亲、离异、独身、无子女、孤儿、弃儿等等仍然作为人们幸福家庭想象的对立面而存在。一个仅由部分成员构成的家庭，冲击着人们关于一个家庭须由父母子女共同组成的观念。其中以未婚生子、独身人士和不要孩子的家庭犹为“大逆”、“可恶”。当然，不少人是发自内心、真诚地希望这些“异端”早日成为符合幸福家庭标准的一员，只是他们真的很难想象，除了父母子女齐聚一堂的幸福之外，还会有别的幸福生存方式。这种单一价值观的推己及人，在深具小农经济传统的社会仿佛具有天经地义的正确性和慈善意味。尽管如果考虑其背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低下的生产力再生产的压力，也不无在世存在的无奈与悲叹。

这种意识形态对个体的“驯服”，往往不像国家意识形态一样依靠强制的手段进行，然而这并非是说其“驯服”的效果不彰。施与人的善，有时候比恶更让人无奈，而较为极端的驯化，甚或会有歧视产生。

对此，我也算感同身受。离婚之后，再婚的压力不是来自于自己，而几乎全部来自于他人。亲戚、朋友，乃至一些萍水相逢却算不上一见如故的热心人。当然，我愿意相信他们所有人都是出于乐于助人的目的，真心实意希望我走上和他们一样幸福美满的人生之路。我选择离异，其实已经选择了在我们这个社会，做一种小小的异类，而消除异端一向是意识形态的本职工作。要是我斗胆问一句为什么非要我走上和你们一样的道路，恐怕就要被说成不知好歹了吧。

凡是热心为我介绍朋友的人，我第一句话总是问他：“长相如何”。这使得视我为新时代知识青年的人们颇不理解。接受了那么多年“心灵美”的教育，面对着新女性们“美丽的女子不一定可爱，可爱的女子一定美丽”的宣言，居然还残存着一些爱美好色之心，以貌取人的庸俗思想，的确有点不合时宜。当然，确切地说是不合对时宜的想象，爱美之心仍然是人皆有之，不过伪装得更文明礼貌而已。

诸葛亮与黄月英婚姻的传说，颇能解释外表美与心灵美的千古PK问题。流行的说法是月英貌丑，诸葛却独爱其才；这一回合是心灵美（姑且把才华也算是心灵美吧）获胜，然而传奇就是传奇，越传越奇，后来果然又有了新版本，说月英本是绝色，因恐不肖之徒骚扰，终日以假面具示人，最终被智慧超群的孔明识破了伪装。老版本其实没什么意思，不过是教人不要重视外表而已。新版本却值得玩味，尤其是被孔明识破伪装一节，妙极。看来宣扬了多年的才德重于相貌终于敌不过人们对才貌双全的迷恋与追求。相比之下，相貌倒是一个基础，这也是我对自己之所以以貌取人的解释。

心灵之美，才华之美，往往是需要长时间的接触才能发现的，尤其是相亲这种方式，初初相见，不过客套一番，通报一些个人资料而已，人性怎样，才艺如何不大可能一目了然。而让一个人长时间面对一位丑陋的对象去理性地思索其人性的深度，那恐怕需要很强的毅力。人不仅仅是理性地认识世界，同时也在审美地认识世界。或许某些人可以不介意女子的容貌，但我自问是做不到的，想想要和一位有碍观瞻的奇人每日每夜朝夕相处，乃至过一辈子，我是很难忍受的。

也有人说，人老了，美女也都变丑女了，以此劝我不必介意容貌。问题是，我现在还不算很老。此类说法似乎和黄老之学差不多，所谓帝王将相也好，平头百姓也好，到死都是一堆枯骨而已，以此来劝人不必有所追求。不用说也知道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你不能以来世命运的一般无二否认此世命运的各不相同，不能以结果的价值代替过程本身的价值。

最后又有人劝我想想自己品貌如何，不禁哑然失笑。扯来扯去，还不是扯回到“等价交换”的老话题上来了？相信我，世界上最不纯粹、最经不起推敲的事情就是爱情和婚姻，一推敲，一分析，人性的弱点就暴露出来，那种为机会成本而计较的买卖人本色就暴露出来。对此类问题，我几乎不愿搭理。我喜欢什么样的，和我本人是怎样的，是两码事情，正因为我不把爱情和婚姻视为等价交换，所以我才这么说。或许癞蛤蟆不会吃到天鹅肉，但癞蛤蟆依然有想吃天鹅肉的自由，天鹅也有给癞蛤蟆吃或者不给癞蛤蟆吃的自由。

“那样，你可就难找了”——我可以把这话视为一种半玩笑式的威胁么？问题是，我并不在意永远单身下去啊。这又要扯到老子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其实，我并不总是对媒人们这样说话，因为没有多少人会理解，反而会有不少人听了伤心。媒人何辜，和他们争执是不公允的。只是想说，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有所不同，不要试图让别人按照你自己的所谓“成功模式”去生活，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只是将别人的生活重复了一遍，又有什么意思呢？人有选择自己怎样生活的权力，选择追随他人或者特立独行的权力，人有决定自己要不要爱情，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孩子的权力，甚至也有决定自己要生存还是要死亡的权力。

《色·戒》

一部艺术作品，有美学价值，也有社会价值。我反对以道德、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去评判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同时，也赞同就其表现出的诸如道德、意识形态的取向进行社会文化评说。但，无论哪种批评，哪种思想，其论述应当有理有据，论据能充分支持论点，论述能符合逻辑，否则的话，虽不因此就取消其说话的权力，但说服力就会打折扣。

女作家阎延文说《色戒》是美化汉奸，我对这个论题没有什么“先验”的看法，只要能自圆其说，我便同意，否则，便不同意。

此外，我觉得美化汉奸这个提法本身确实有些不精确，美化汉奸和美化那个汉奸（丁默邨），是有差别的。

来看阎女士所说的色戒美化汉奸的策略：

其一，演员造型的美化：张爱玲小说原文中的易先生，是个“矮小的男人”，头发微秃，一脸“鼠相”；而李安选择的《色戒》男主角梁朝伟，却是风度翩翩、儒雅温情的中年美男子，首先从形貌上达成了对汉奸易先生的视觉美化。

这个论据貌似理直气壮，然而我却觉得不那么顺理成章。汉奸，意指向侵略者出卖汉民族利益的人，汉奸并不一定就形貌丑陋，何况，阎女士并不是拿梁朝伟和现实中的丁默邨去比较，而是扯出一个张爱玲笔下的易先生，设若现实中的丁默邨果真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又怎么说？是不是就可以说张爱玲在刻意丑化汉奸？如果不巧正好丁默邨的后人有人在世，那他们是不是也有权站出来说张爱玲刻意丑化了我的先人？我以为，按阎女士的说法，他们是有权说这话的。

说丑化和美化一个人，我觉得就是丑化和美化他的行为，不应当以外在形象判断一个人的内在价值。汉奸里也有长得不错的，比如汪精卫据说就一表人才。而一个形容丑陋的人，也可能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想想寅次郎的故事？

说实在的，一个导演选择演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考虑到演员本身的影响力会造成的市场效果，不一定就只能选择和现实生活中类似形貌的演员；另一方面，即使选择了比现实中的恶人形貌更美的演员，也不代表他因此就会把这个人拍的可爱，反之，即使选择了比现实生活中的善人形貌更丑的演员，也不一定就会把他拍得不可爱。

因此用视觉美化这个因素去评判一个导演是不是美化汉奸，没什么说服力。

但《色戒》中，作为76号首脑的易先生，影片基本隐去了他作为汉奸出卖民族利益、屠杀抗日志士的残暴。李安自己把影片定位在抗日历史时期，却几乎看不到一个日本人，看不到血腥的杀戮和人性污秽。影片为易先生所设置的场景，要么在温馨公寓里，要么在豪华汽车上；要么在时尚奢侈品商店中。于是，易先生被置换成现代文明的高雅象征，令人艳羡的时尚人物；而影片的全部核心，则是他对美女的肉体享乐和所谓的爱情追求，着力凸现出他的“人性”。于是，屠杀抗日志士的罪责被遮盖，易先生该不该被刺杀？无形中在观众头脑中画上了大大的问号；与此同时，刺杀也就失去了正义的目的，成为一场性爱＋暴力的无聊游戏。

这个论据，似乎也不那么合适。说影片“隐去”了汉奸的残暴，这个“隐去”，真是意味深长。不过，“在影片中没有出现”和“隐去”，怕不是一码事吧，隐去，暗含着对作者创作动机的先入性评判，而对于我这个看过接近完版的《色戒》的人，我觉得影片中的确没有拍那些血与火，但因此就断定李安就是刻意不拍那些残暴和血腥，所以其就有美化汉奸的企图，我觉得这好像说不大通。一段生活，一段历史，可能有各个方面，持摄影机的人，当然会有其主观选择，但从客观上讲，他也根本就不可能选择全部，能够一丝不差的反映全部社会生活图景的机器还没有被人类制造出来。不能说我说了A，没说B，就由此判定我反对B。

何况，就李安这个拍法，我也不认为他就没有表现出汉奸恶的一面，阎女士似乎对李安刻意表现汉奸的“人性”大不以为然，可我觉得她恰恰忽略了人性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我们说一部艺术作品凸显人性，并不一定是说它就一定凸显“人性本善”。张爱玲的小说中，对易先生持否定态度，难道李安的电影就是持肯定态度么？在电影中，最突出的一个情节，王佳芝为了易先生送给她的“鸽子蛋”（大宝石戒指），一时间心态摇曳，一种女人受宠时的冲动与欲仙欲死之感，使她模糊了意识中本来存在的道德与正义，对易先生说：“快走”。这个“快走”，说得十分模糊，十分暧昧，设想一下，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快走，可能包含多种含义，然而，易先生的反应呢？他近乎疯狂地冲下楼去，像一条飞鱼般跃入车内，仓皇逃走。这个场面，只能让我得出一个结论，这男人完全不爱这个女人。一个女人为了一点点这男人对自己的温情，就可以为他出卖自己的荣誉，出卖自己的盟友，虽然卑鄙，但这种痴情却又是那么令人心生悲悯，而这个男人呢？这男人可没有那么痴情！为保住自己的性命，他一切都可以牺牲，何况只是一个为得到肉体满足而与之欢好的女子！两种心态的反差，造成了强大的悲剧效应。李安这么拍，难道也是肯定易先生的人性么？

阎女士说“易先生该不该被刺杀？无形中在观众头脑中画上了大大的问号”，我怀疑这种担心是否有必要，至少对我来说，看过电影，这“大大的问号”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要我说，凭借上面一个组合段，易先生被千刀万剐也不为过。我也怀疑这话究竟能代表多少观众的心声，如果说很多观众因为看了这场电影就觉得汉奸不可恨，不该杀，那我觉得阎女士低估了他口口声声所称的“国人”的智商和情商，我想我也可以为此要求她向国人道歉。

再有，易先生鞭笞王佳芝的一场戏，难道也是表现易先生的温情脉脉？如果是，我倒要怀疑阎女士自己是不是一个SM恋者了。

我觉得要表现一个人的恶，不一定就非得用“直书” 的方式，用“曲笔”写恶，也能达到效果，乃至有可能更好，如果李安做的不好，那可能是他水平不够，但因此断定他就是包庇坏人，我觉得理由不够充分。事实上，如果要表现一个人的恶，只写他杀人无数，血腥残暴，灭绝人寰的话，造成的效果往往倒不是可恨，而是可怖了。这有个艺术心理学的问题，在此不多做探讨了。

其三，人物结局的美化：历史上的丁默村以汉奸罪被处决，而影片的结局却在抗日团体被集体屠杀、易先生回到家中怀念王佳芝、甚至流下一滴清泪的温情中戛然而止。于是，汉奸成了大难不死的英雄，获得了永远不败的美好结局。

这一段我觉得最为莫名其妙。阎女士的意思好像是不知道一部影片总要有个长度。我如果就要拍漫长生活中的一个片段，看起来就不行了。李安的影片没有拍到丁默邨被处决，难道就是用电影把一个汉奸打造成了不死英雄？李安的易先生在这部影片结尾没有死去，难道就能说他“永远不败”？这简直太荒唐了。按阎女士的理解，任何一部电影非得要从一个人的娘胎里拍起，直到他寿终正寝？我实在看不出为什么易先生那滴眼泪就一定是温情的？而且在国人的眼中就一定是温情的。我也看不出为什么没有拍易先生被处决，就是美化了他的结局，我觉得这毫无逻辑。

与美化汉奸相对，汉奸的对手，邝裕民和王佳芝所在的爱国青年团体，却被影片强烈丑化和矮化了。在这个团体中，男子们懦弱、无能，而女主人公王佳芝则是性受虐狂和为了一枚戒指能够出卖灵魂的小女人。

这一段也貌似有理，不过我从中发现，阎女士有个有趣的思维逻辑，她面对他人的一种行为，揣度他、她的动机的时候，总是“不惮以恶意去推测”。影片中的青年抗日团体，本来就是青年学生拼凑成的，其间有几个人面对危险的情势产生了畏惧的心理，在第一次杀人的时候害怕起来，这不过是人的本能而已，钢铁战士是久经沙场的结果，这群学生有几个害怕的，没什么好奇怪的，谁一开始就是变形金刚，恶魔终结者呢？为了这个原因就说这些男子们懦弱、无能，究竟是李安想这么拍，还是阎女士自己小题大做？王佳芝的确受到易先生的虐待，最后也的确为了一枚戒指出卖了同志，然而，这就说明李安想告诉观众王佳芝是受虐狂，是个出卖灵魂的小女人么？精神分析学告诉我们，人的本性中确实存在着对施与暴力和承受暴力的一种莫名的欲望，但一个人有这种渴望，可不代表这个人就是个施虐、受虐狂，一个女人在冲动下作出的一个错误决定，也不能就因此判定她就是一个永恒的、生来就是的卑鄙的人。先划定一个人的本性就是恶的，然后说：你看，这电影的情节印证了吧？这才是阎女士根本的思路。

和我一起在新加坡看《色戒》的，还有六个人，加上我，老中青三代都有，比较有意思的是，看过电影，只有我一个人表示，这部电影是写普遍人性的作品，另外六个人只对一件事情发了感慨：“那些青年们，虽然单纯幼稚，但那种为了刺杀汉奸表现出的英勇和爱国热情，仍然可歌可泣。”而我对这个意见，其实也并不反对，你看不出这是一部写普遍人性的作品，你只看出了青年们的爱国心、大无畏，这也没什么，谁能说这就是错的？你可以说我这六个人人数太少，没有代表性，而且论文化层次，可能他们根本就没看懂电影，他们的意见没有价值。好吧，但至少这证明了还是有人（有一个人也是有人）没有被影片“强烈丑化和矮化”抗日青年的拍法影响。而按阎女士言之凿凿、危言耸听的说法，看过这部电影还不得被洗脑才怪。

阎女士说李安误读了这个，误读了那个，阎女士有没有想过自己也可能误读了李安呢？甚至，有没有想过自己是误读了“国人”呢？阎女士要李安向国人道歉，可阎女士怎么就这么自信自己是国人的代表？看看那些国庆节坐着飞机跑去香港看《色戒》的国人，看看满大街踅摸未删节版的国人，再看看电影院蜂拥而至的观众，我不相信这么多国人看过了电影之后，都觉得受到了李安的侮辱、强暴。你可以说国人是被骗了，国人没有我这位女作家那种犀利的眼光，那好吧，最好来个全民调查，看看结果如何，是国人都像阎女士那般义愤填膺，还是另一个更有意思的结果：阎女士怀着对国人尊严无比的热爱代表国人要李安道歉，没想到被代表的国人们却不知为何要李安道歉。

那么，台湾本土出生的导演李安，为什么不去表现这段自己祖先经历的热血生风的抗日史，而是在《色戒》中去颠覆和改写民族历史呢？

这些话，类似的话在阎女士的文章中出现了很多次了，李安没拍那种抗日史，他拍了另外一种抗日史，这就说明李安想颠覆那一种抗日史，这逻辑我实在不能接受。着重表现普遍人性，就是无视抗日战争的残酷？从汉奸的人性出发去描写这个人，就说明导演美化汉奸，就是为汉奸翻案？何况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同一人的人性中有善有恶，李安只是拍了易先生人性中善的一面么？当然不是。事实上李安的电影中，对易先生的“人性本善”表现得极为慎重，乃至基本上是从虚伪这个角度来写的，直至最后易先生的逃生一段，对其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张爱玲不喜欢易先生，李安其实也不喜欢。阎女士怎么就那么自信，自己就是看懂了电影，那么多国人也以这种特殊的“水平”看懂了电影呢？此外，阎女士根据对文本的分析，就断定李安是有意为之，我不知她是不是有看穿人思想的通灵术。

关于色情。

我是从阎女士的博客中摘下这篇文章的，但看题目，似乎不是阎女士自己所写。如此，可能就是编辑的手笔了。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这文章写得实在太差了。题目写 “色情污染，李安应向国人道歉”，文章大部分却是谈美化汉奸，前面写了一句“就是用‘色欲’的诱饵，引诱中国观众去参加了一个‘颠覆’汉奸反面形象的仪式。”，最后写了一小段色情问题，如此，就把色情问题和美化汉奸的问题杂糅在一起了。仪式不仪式的，这种后现代术语我不懂，我只觉得，如果色情会和美化汉奸问题联系在一起，那么，删去色情段落，是否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呢？也就是说，看完全版的人会受到引诱，看删节版的人就没有这种危险？那么，大陆看那些删减到脖子的干净床戏的人，中美化汉奸之毒就轻微一些，台湾香港的人，就会完全中美化汉奸之毒？

事实上，就是把色情戏剪得一点都不剩，这影片该是美化汉奸，还是美化汉奸，该不是美化汉奸就还不是美化汉奸。汉奸有色情，汉奸和女人上床，因此汉奸就美化了，或者美化的效果就更强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正如我所说，那段性虐戏，一个男人虐待一个女人，鞭打一个女人，也能认为是美化汉奸？阎女士果真代表国人这么认为的话，莫不是说国人都堕落到以暴力残忍为美好的地步？

至于影片中的色情是否污染了观众的视听环境，这是又一个很大的论题了。这里只说说电影分级。阎女士对NC17 级，“graphic”耿耿于怀，给人一种感觉，好像被评上了NC17级，用了“graphic”就是导演的耻辱，而一个导演的耻辱也就是一个民族的耻辱。事实上，NC17是美国电影分级中的一个标准，指的是17岁以上的观众才能看，17岁以下不准观看。而且被分为NC17的电影不仅仅是性问题，暴力等问题也很可能被分到这一级，甚至现在有抽烟镜头的电影都在讨论是否参与到电影分级中。在美国市场，电影作品被分到NC17级的，当然不是大多数，可也不是很少，其中还有非常杰出的片子。要按阎女士说的拍法，展示一下抗日战争中的血腥和暴力，完全有可能也被分到NC17级。如此，按阎女士的逻辑，该向国人道歉的就是她本人了。说到底，电影分级要按各个国家不同的、流行的道德体系、观众的认识水平来做，正如在新加坡，我看的是R21级，新加坡的这个分级标准，是21岁以上的才能看，那里还剪了几个不同的版本，比如R17、全年龄级等等，观众对号入座，各取所需。要按我看，如果中国也实行电影分级的话，最好也采取新加坡这种做法。如果只能做一个版本，那么可能年龄段还要高一点，最好到23、24岁。而美国认为17岁以上，就个人负个人的责了。国情不同。没必要拉上美国的标准去评判影片对中国观众的道德影响。

阎女士（或者那个编辑）对电影分级的知识，只做了一部分的介绍，给读者造成了以评为 NC17为耻的印象，按照“没说什么就是有意不说什么”的标准，我是不是也可以说阎女士故意不说得全面，以此混淆读者的理解呢？白水兄说社会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是必要的，这我同意。但女作家阎女士这篇东东，貌似在做社会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其实用作论据的又都是电影本身，白水兄说，阎女士并没有以美化汉奸为由来否定电影的艺术表现力，我也这样认为，但，我以为她没搞懂电影表现了什么。

白水兄转来的萨苏的两篇东西，很不错。其实，如果说从影片这个封闭的本文中能看出李安美化汉奸，我觉得真的没什么说服力，各位有机会看看这部影片，不要相信什么色情引诱仪式之类的事情，就看大陆全删的版本，看究竟李安是不是在美化汉奸易先生。

但是，脱开电影本身，拿它和历史上的郑苹如刺杀丁默邨一案做个比较，这样的话，还是有可能证明李安是不是在美化汉奸。具体的比较，萨苏的两篇文章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相信李安不是一个刻意想去美化汉奸的导演，李安的智商不低，在中国市场这样做对他毫无好处。李安的尴尬在于他选择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来做影片的背景，又从张爱玲那里获得了一个二手版本作为影片的脚本，这是李安自己的选择，也是他自己为自己打造的枷锁，他必须为他的选择付出应付的代价，如同张爱玲、易先生、王佳芝、邝裕民、郑苹如、丁默邨一样，他们都在为自己的选择承付历史给於他们的代价。如果李安所拍摄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从他的电影看，我不认为有美化汉奸之嫌，即使有人认为有，最后也总不过就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可偏偏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所以李安的选择如果只考虑自己的艺术趣味，不顾及世道人心的话，那只能是自作自受了。

附：女作家阎延文：<色戒》色情污染，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

著名导演李安执导、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电影《色戒》，还未上映就吸引了大众目光，自从它在威尼斯擒获金狮，媒体舆论更是一片叫好声。然而，在台湾、美国的电影界，以及影片原型抗日志士郑苹如的家属却纷纷站出来，表达了不同的声音。

《色戒》上映不久，台湾观察家就指出：影片的“肉体横陈”是“有目的的”，“就是用‘色欲’的诱饵，引诱中国观众去参加了一个‘颠覆’汉奸反面形象的仪式。”

《色，戒》小说原型郑苹如的家属也站出来表示质疑。近日，郑苹如80岁高龄的妹妹郑静芝，就《色戒》影片上映在洛杉矶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李安的电影让她去世的姐姐蒙羞。郑静芝在发布会上说：“我觉得我姐姐很冤枉。”“你（李安）要写一个历史的故事，你应该做更深一点的了解。”

同时，美国电影协会也把这部电影定级为NC-17，理由是它“赤裸裸地表现性”，而且赫然用了英文单词“Graphic”，这是对电影中的性描写所能用的最严重的词。

近日，就影片《色戒》是否美化汉奸以及是否误读张爱玲原著等问题，“台湾三部曲”女作家阎延文接受了媒体记者的电话访问。阎延文表示：在导演李安获得奥斯卡大奖后，自己曾应旅美作家邀请谈了对李安获奖的感受，提出“李安的获奖令人兴奋，他在获奖记者会上用华语致谢，表明自己的文化背景是中华文化，强调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文化。这种表述非常令人感动。”阎延文博士当时表示：“奥斯卡获奖不仅是李安导演艺术的成功，更是中华文化的骄傲，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世界范围的一次凯旋。”然而，获奖之后的李安导演拿出的第一部作品《色戒》，却破坏了彰显中国文化的美好形象，使她从期待喝彩变为深深失望。

谈到是否美化汉奸问题，作家阎延文认为：《色戒》美化汉奸和丑化抗日志士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通过娴熟的电影策略，《色戒》构成了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强暴”，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

一，《色戒》美化汉奸的电影策略：

阎延文提出，《色戒》是否美化汉奸所以成为疑问，因为这种“美化”是通过巧妙的电影策略实现的。简要来看，这种策略包括如下几个层面：

其一.演员造型的美化：张爱玲小说原文中的易先生，是个“矮小的男人”，头发微秃，一脸“鼠相”；而李安选择的《色戒》男主角梁朝伟，却是风度翩翩、儒雅温情的中年美男子，首先从形貌上达成了对汉奸易先生的视觉美化。

其二.故事情节的美化：易先生的原型，是抗战时期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主任丁默村。当时的76号以“人间魔窟”著称，如果与白公馆、渣滓洞相比，是一个更为残酷血腥的杀人屠场，并直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指挥。“76号”规定：凡枪杀一个人，即发给500元“喜金”，以物欲刺激汉奸制造了无数血案，如暗杀作家郁达夫的哥哥、著名律师郁华，对20多位手无寸铁的银行职员集体屠杀等。但《色戒》中，作为76号首脑的易先生，影片基本隐去了他作为汉奸出卖民族利益、屠杀抗日志士的残暴。李安自己把影片定位在抗日历史时期，却几乎看不到一个日本人，看不到血腥的杀戮和人性污秽。影片为易先生所设置的场景，要么在温馨公寓里，要么在豪华汽车上；要么在时尚奢侈品商店中。于是，易先生被置换成现代文明的高雅象征，令人艳羡的时尚人物；而影片的全部核心，则是他对美女的肉体享乐和所谓的爱情追求，着力凸现出他的“人性”。于是，屠杀抗日志士的罪责被遮盖，易先生该不该被刺杀？无形中在观众头脑中画上了大大的问号；与此同时，刺杀也就失去了正义的目的，成为一场性爱＋暴力的无聊游戏。

其三.人物结局的美化：历史上的丁默村以汉奸罪被处决，而影片的结局却在抗日团体被集体屠杀、易先生回到家中怀念王佳芝、甚至流下一滴清泪的温情中戛然而止。于是，汉奸成了大难不死的英雄，获得了永远不败的美好结局。

二．《色戒》在美化汉奸的同时，对抗日志士的丑化和矮化，构成了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强暴”，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

与美化汉奸相对，汉奸的对手，邝裕民和王佳芝所在的爱国青年团体，却被影片强烈丑化和矮化了。在这个团体中，男子们懦弱、无能，而女主人公王佳芝则是性受虐狂和为了一枚戒指能够出卖灵魂的小女人。影片结尾处，爱国团体在赴刑场就义时，不是从容赴死，而是反绑着跪在地上、在颤抖和怯懦中面面相觑。在两个多小时的影片中，中国观众的历史记忆被强暴了、虐待了、脱光了，最后被强迫跪倒在地，“枪毙”掉了。阎延文表示：影片的实际指向不仅是抗日志士被丑化，更是强暴了中国文化，强暴了国人对悲壮辉煌的民族抗战史的记忆，强暴了中国人在世界的形象和尊严。在这个意义上，李安作为导演不仅应该向电影原型郑苹如的家属道歉，而且应该向全体国人道歉，向海内外华人和全世界所有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道歉。

特别是作为台湾本土出生的导演，李安的历史观更令人惊讶。阎延文谈到自己在创作“台湾三部曲”的十年中，了解到的台湾抗日史。1895年，在台湾割让日本的苦难关头，一介文弱书生丘逢甲挺身而出，成为台湾抗日义军总头领。普通的台湾百姓们自觉承担起历史重任，先是“锥心泣血，北向痛哭”，继而“奋空拳、拼残躯”，以血肉之躯与６万日本正规军相搏击，进行了四个半月悲壮的抗日保台战争。此后在日据的５０年间，台湾先后发生了北埔起义、苗栗起义等上百次武装抵抗，用牺牲65万人生命的巨大代价和浓重血色书写了一部抗争与泣血的民族史。那么，台湾本土出生的导演李安，为什么不去表现这段自己祖先经历的热血生风的抗日史，而是在《色戒》中去颠覆和改写民族历史呢？由此可见，影片《色戒》在李安的老家引起台湾本土评论家的愤怒，认为《色戒》“是用‘色欲’的诱饵，引诱中国观众去参加了一个‘颠覆’汉奸反面形象的仪式”，也就不足为怪了。

问题在于，李安《色戒》的创作着眼点并非只是道德之外的模糊人性，而是一次有意识地‘抢救历史’行动。”李安自己说，“这段历史，就是要被留下来。”“现在的年轻人距离那个时代，太遥远了……我们这一代不拍这电影，将来就永远不可能了。”那么，李安究竟要把什么样的历史记录下来，究竟要向今天的年轻人灌输什么样的历史观？这的确是值得忧虑的。

在文化日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今天，放眼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不把影视艺术作为传播本民族主流文化的载体。在流行文化制造输出大国的美国，好莱坞大片在表现二战时期的美国人时，大都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比如中国观众熟悉的《拯救大兵瑞恩》，影片中的角色几乎都是大时代的小人物，但米勒上尉、大兵瑞恩，甚至曾一度动摇懦弱的翻译厄本，最终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残酷的战争中彰显出人性的高大、美好和正直，显示了美国式的爱国主义，成为美国式的平民英雄。好莱坞电影体现的核心价值，几乎都维护了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秩序。为什么我们的华语电影，就要诋毁中国的核心价值，把一群丑陋的中国人端到世界电影节上？有人说，目前中国是贸易顺差而电影文化逆差，阎延文认为，差距也许并不仅仅在电影技术上，而更多存在于民族文化精神的张扬上，存在于如何树立民族主流文化这个关键点上。

三．《色戒》的色情暴露是对张爱玲的故意误读。大量色情戏构成对观众的视觉强暴，对当下文化环境的色情污染。

《色戒》最吸引眼球的地方，也是美国电影协会把这部电影定级为NC-17，用“Graphic”形容其“赤裸裸地表现性”的原因，是影片中大量“各种姿态”的色情场面。事实上，这是电影《色戒》是对张爱玲原著最严重的误读。首先，《色戒》应该不算张爱玲最优秀的作品。阎延文谈到，去年在美国与夏志清教授谈论张爱玲时，作为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泰斗的夏教授曾说：我过去说过“张爱玲是最优秀的作家”，现在我认为她不是最优秀最伟大的作家了，因为她晚期“对生活不参与了，没有热度了，创作力衰竭了。”其次，在色情方面，张爱玲原作只是点到为止，用干净节制的语言写道：王佳芝“跟老易在一起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要处处留神，哪还去问自己觉得怎样。回到他家里，又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而李安津津乐道的所谓改编核心却是：“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李安说，这是张爱玲写在剧本旁边的导演指示。其实，读过原著的人都会清楚看到，这只是小说中的一句引文，作家原文对这句话的态度是嘲讽和否定的。张爱玲明确写道：“她就不信名学者说得出那样下作的话。她也不相信那话。”这表明，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具有女性意识和性别尊严。而作为男性导演的李安，恰恰是把女性作为“性”道具，进行了夸张的性炫耀。于是，影片不仅误读了张爱玲，而且颠覆了张爱玲的文学史形象，作为张爱玲研究者，阎延文也感到经受了某种情感伤害。

从抗日主题到张爱玲小说的怀旧情绪，再到《色戒》电影的美化汉奸和色情暴露，李安不仅误读了历史，也误读了张爱玲，从而构成《色戒》影片的双重误读。问题在于：在大众文化时代，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全国院线的全面上演，大众传媒的热烈追捧，使张爱玲《色戒》这样一篇本来较少人知道的短篇；借助李安电影，却如评论所说“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星火四溅，嗤嗤作响，效果是，人人都在谈《色，戒》。”其影响之广泛，对中国历史和主流文化之扭曲，实在令人担忧。

为了像珍惜生态环境一样珍惜中国当下的文化视野，维护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作家阎延文呼吁：影片《色戒》应停播，导演李安应向国人道歉。

《结构人类学》

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讨论的巫术诸问题，亦可视作对仪式化的祖先溯源逐本的努力。虽然颇有本末倒置之嫌，但抛开其对结构的琐屑追究，脱颖而出的便是巫术的作用机制。斯特劳斯声称在他人的著作中对巫术的作用原理已有详尽论述，不过列氏的结构主义亦可权作强调与补解。

在其引用的一个典例中，施术者通过将事先隐藏在口中的带血污物吐出，并声明乃为受术者致病之根源而疗救了受术者的症疾。而通过象征性的吐出一口气来治疗的同行却施术失败。同样有施术者、受术者和旁观者三方，只因物化与象征的病结不同而决定了巫术效应的成败，足以说明仪式对物质的依赖性，它尽管薄弱却不可或缺。庙堂的祭拜是物质化强烈的仪式品种，这种仪式亦比较普遍。

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实现的庙堂进入多半将会以请回物化偶像的方式进行，可见在物化的仪式中，偶像要比处所更为重要。自然也会有例外，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中就实行无物化偶像的崇拜，但其仪式化力量却从未被削弱。在中国形成的佛教宗派禅宗，本身就具有反仪式化倾向，诸多至理名言比如“磨砖既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见佛杀佛”等等都表明禅宗对仪式的轻蔑。但“柏树子有无佛性？”等等又表明了一种并非不情愿的对仪式物化的允诺。共同之处在于，物化与象征本身就存在着相互转化。偶像的一无所有与物化仪式的遍地皆是不过是一个肉身的正反两面。

在斯特劳斯引用的“巫歌挽救难产的产妇”的例子中，他详细探讨了巫歌结构化的象征性语词作用于难产产妇的心理机制，在一个故事化的虚拟场景之中，巫歌为产妇找了一个位置，巫歌中的战斗在神话中进行的同时借助产妇的感受在其子宫与阴道中实现，直至新生儿呱呱坠地。对于心理作用产生的肌体反应可以用中国道教旁支的一种戏法“请碟仙”来加以说明。在这种仪式中，围站在木桌周围的诸人将双手放于桌面之上，桌中心则有一磁碟。环境必然要求幽静而灯光晦暗，受术者在这样的氛围中将进入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从而加强对施术者的信仰。施术者通常会进行基本上除了将受术者引入类催眠状态外毫无疑义的诸多仪式活动，例如咒语，而后提问者将得到答案。请注意提问者是多人，而且问题的种类将是以WHO开头的问句，碟子将会慢慢跳动到某个受术者近前，问题从而得到解答。简单的讲，问题一经提出将会对精神高度集中的、处于类催眠状态的受术者的双手运动的频率（这个频率的运动通常不被感知）产生影响，从而决定碟子的走向。一个国外的朋友曾经通过类似中医的号脉的方法推测人的心理，在仪式中他将提问，而他的问句都将以是和否来回答。这也是心理作用于肌体，产生反应的例子。弗洛伊德将 “我”分为“本我”和“超我”，心理分析就是揭示出本我的本来面目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巫术则不同，巫术并不揭示本我，而是直接去修正超我。

“信仰”是巫术作用的基本保证。请注意是信仰而不是信任、相信等等。信仰本身就具有反理性、反逻辑和无条件的意味，而其他语词则暗含着或多或少的保留。在日本光荣公司出品的《三国志》游戏中，武将的亲密度被设定为“漠视”、“知己”、“好友”、“信赖”、“敬爱”、“盟兄弟”等从低至高的几类，说明了信任程度的不同，而信仰则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普通生活中所称的宗教信仰显然是降低了信仰的意义，教徒的修行实际上不是走向得道的过程，而是走向信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信奉、你提供福分的心理最终彻底消亡。也就是说，当一个教徒在最终明白没有世界末日和天堂地域之后仍然会持守信仰的时候，他将最终完成 “得道”的过程。约伯试炼的意义在于此，而“不可试探我的主”的意义也在于此。而巫术是借助仪式化的种种象征与物化，形成受术者的信仰，尽管可能是暂时的信仰。

如前所述，巫术仪式的参与者有三方：施术者、受术者、旁观者。三者的信仰是统一的。施术者必须信仰巫术的效应，其信仰程度并不亚于受术者。在上述的例子中，一个施术失败的巫师请求另外一个成功者回答他吐出的污物是否预先藏在口中，并解释了自己的骗术方式。被拒绝后，他流浪他乡，最终双目失明，成为了乞讨者。他在提问的时刻已经产生了怀疑，不仅仅是对自己，而是对巫术本身。受术者的信仰似乎无用赘言，但考虑受术者面对一个失败的巫师，他的信仰又是怎样的？显然，巫术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对巫师的信仰，而是对巫术的信仰。在另外一个例子中，一个印第安男孩在抓住一个女孩的双手后，女孩突然发疯。男孩被控施了巫术，从而被带到“法庭”。他起初并不承认会巫术，但是在不肯善罢甘休的众人面前，最终改变了策略，他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讲述自己通过一片羽毛得到的法力，潜台词便是失去这片羽毛，他便可以成为正常人。他在家中找到一片羽毛，使审问者相信了他说的话。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在那个施巫术者将被处死的部落中，他被释放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对巫术的信仰要超过对巫师的信仰，这是因为对巫术效应存在与否的关心，要超过对“这个巫师”施术效应的关心。再来看这个部落的法规，就可以明白，“禁止施巫术”本身就肯定了巫术的存在，同时还暗含着对巫术效应的道貌岸然的窥伺与好奇。男孩的被释放是因为他的法力已经消失，而不是因为巫术并不存在或者巫术被解释是一种骗术。旁观者的心理机制也是如此，当施术成功时，巫术的灵验强化了他们的信仰，而施术失败的时刻，全部罪过将归于施术者本人，巫术的权威却没有受到丝毫损害。

“信仰”与“真伪”的关系非常微妙。一个一心想证明巫术是一种骗术的社会学研究者到一个部落中学习巫术，先辈们传授他“从口中吐出污秽物，告诉受术者这就是他的病”的法门。他也就成为了一个巫师，此时他本该已经明了巫术是一种欺骗，但是他却用这样的方法屡试不爽的治愈了诸多患者。在这之后，他虽然仍旧念念不忘学习巫术的根本目的只为了证伪，但是他已感到茫然。应该认为，这种茫然是诗意的，深刻的。先辈们世代相传的不过是一种骗术，然而他们却笃定的坚信巫术的效应，从未怀疑，而且同样将这样的骗术传授给后来者。这位后来者也将要成为那些先辈们的一员，而巫术的效用有目共睹。仪式的虚伪为什么能够被当作真实而存在并流传呢？“明瞭欺骗”是否会损害甚至颠覆一种信仰呢？实践的结果究竟能从多大程度上证明手段的合理？这在艺术中是很普遍的现象。电影《谁害了兔子罗杰》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卡通人，看过迪斯尼动画的人都知道，卡通人物是不死的，即使被门夹扁、被火车碾过，也照样可以恢复活力。但是情节要求又必须有一种让卡通人物死的东西，于是导演就创造出一种叫“泡泡”的药水，能够使卡通人融化。这便是仪式的“规则”。令人惊奇的是无数的电影观众便相信了这种规则，并且因为这种规则的成立而为剧中卡通人物的命运担惊受怕。一切艺术都是具有假定性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是假定性。在假定性中的真实并不是真正的真实，而是符合规则规定的逻辑。仪式的规则也是假定性的，仪式创造出一种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一切的可能即使是假的也便成为真实，离开这种逻辑，即便是真的也会被认作虚假。正因为巫术的三方都信仰这种逻辑，巫术效应才成为可能，疾病才可能真正被治愈，尽管这种逻辑完全是一个骗局。当仪式的参与者进入这种逻辑，他们会用这种逻辑作为判定真伪的标准，而不是看他们是否符合客观真实。而面对实践成功的诱惑，手段的真伪就被彻底忽略了。善意的谎言常常被谅解甚至被歌颂，就是这个道理。

当仪式的上述层面都被揭露之后，我们便可以明白，巫术信仰的实现，实际上便是对“自我意识”的否定。“团队精神”是个近几年很时髦的名词。“团队”本身就是仪式化的群体，而 “团队精神”不啻为一种现代巫术。团队中的成员依靠自觉放弃自我意识来激发群体力量。团队精神不过是一种管理学阴谋。这种靠牺牲自我意识的手段而达到的群体合作无论取得怎样巨大的成就，也总是令人遗憾的。这种团队合作声称的所谓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实现，实际上不过是一种骗术而已，某些资本家用它来欺骗无知的无产阶级和自我感觉良好的中产阶级是最合适不过和最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这种仪式化的群体之中，个人与机器零件没有什么区别。难以想象失去怀疑和反思能力的个体能够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就算是有某种价值实现了，恐怕离个人的价值也相差很远。从人本管理学开始，管理学已经学会了欺骗，如果说注重物质激励的管理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还算有些赤裸裸的真诚，那么人本论和系统论所作的贡献就是让被管理者心甘情愿地忘记报酬和接受奴役。更为糟糕的是，现在团队精神已经作为一种被歌颂的仪式而引起到处流传和竞相效法，同时，坚定的团队维护者也从过去的提倡者变成了团队的接受者，正因为如此，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起义的，往往不是统治者，而正是愚蠢的奴隶。异化，是存在主义者留下的一个可贵的名词。加谬说，我们现在的工人和西续福斯的处境别无二致。正是如此，当白领中产阶级为了资本家的小恩小惠而沾沾自足于每日上班下班的生活之时，他们从未想到过自己是多么愚蠢的异化者。现代的生活，是异化的生存，异化产生作用的机制与巫术别无二致。诸如企业文化等等的为管理服务的意识形态范畴，无不是用一些莫须有的目标来迷惑受众，从而达到利用集体力量的目的。我们对邪教的巫术大兴杀伐固然体现了科学精神，然而与此同时却乐于推广慈眉善目的团队精神之类的现代巫术，这是人类认识缺陷的悲哀。

萨特曾经说过，人总有权力不做什么。萨特的提法揭示了不合作的真理。当西续福斯意识到自己生活的荒谬，将大石头留在山脚下的时候，便是人类开始摆脱异化，走向自由的开始。拒绝是必需的，也是值得的。

《灰烬与钻石》

如今，剧变前俄国和东欧的作品在中国新一代的眼中备受冷落。新新人类除了美国大片、香港烂片和日本动画之外几乎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电影，稍具审美独立性的小资一派则迷恋所谓的“先锋”、“前卫”或者伪“怀旧”情调，而后现代“浮在表面”的腔调正可以为这些商业艺术做理论上的后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具有厚重意识形态涉指的作品随着各国社会价值取向的趋同而成为昔日黄花的命运也在意料之中。人们认为它们属于一个特定的时代，宁愿将它们留在那个时代，思想长期禁锢后的获释带来了趋于极端的清算，一些本来具有跨时代思想内涵的作品也日趋湮没于这些不假思索的焚坑之中。

《灰烬与钻石》拍摄于 1959年，一个资产与无产两阶级势不两立的年代–有时候，我觉得如果真的仅仅是势不两立那样单纯，也算是一个相对不错的结果。可惜是那个命运多舛的波兰，先是在众多征服者的手中抛来易去，后来第一个被战争狂人闪电般的缴了械，历经死难迎来的却是自古就别有居心的解放者，最后被迫在两大阵营的夹缝中充当防火墙和第一颗子弹–一片想想都会令人黯然神伤的国土。当然，苦难的土地总会诞生像她的苦难一样厚重而伟大的艺术，安杰.瓦伊达以这部波兰电影学派的巅峰之作，又一次告诉我们这里为什么会是显克微支与肖邦心灵的故乡。

马杰库与安杰像两个等待丰收的农夫一样悠闲的躺在乡间小路边，其实他们是反抗组织的两个杀手，他们准备暗杀的对象是新来的劳工党书记史契卡。二战末期，波兰爆发了独立起义，配合苏联红军赢得了解放。然而，各种势力对实际领导权的争夺使这次解放几乎成了虚有其表的形式。此时在波兰存在着以劳工党和苏联红军为代表的势力，也存在着一部分要求民族独立的青年组成的反抗组织，他们受一些没落贵族的唆使与操纵，对苏联人没有什么好印象。二者在反对德寇的战斗中曾经并肩战斗，现在，却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一辆吉普车驶来，马杰库与安杰对着它一阵猛射，两个人死了，却不是要暗杀的史契卡。他们慌忙逃离了现场，躲到莫诺波尔饭店。在这个饭店，晚上11点，要举行由市长主持的祝贺波兰解放的盛宴，史契卡也要参加。马杰库认为不能再次错过机会，他骗得对华沙充满向往与怀念的大堂的信任，订到了史契卡住房隔壁的房间。在等待机会来临的时间里，他认识了酒吧间的漂亮女招待克丽斯蒂娜，整日在恐怖与流血之中度过的杀手第一次产生了对女人的强烈爱恋。他对她屡次挑逗，终于她答应下班后到她的房间来。与此同时，市长的秘书，徘徊在劳工党与反抗组织之间的双重间谍德莱乌诺斯基，正在饭店为晚上的盛宴和刺杀作着准备。他是一个为了金钱和地位什么都作的人，可是也对无止境的杀人和被杀感到厌倦，对自己的前途和归宿一片茫然。史契卡来到这个城市，除了公务，还在寻找在战争中失散的，现已17岁的儿子。德莱乌诺斯基被一个因为没有钱付酒帐的杂志编辑缠上了，这个无聊的酒鬼骗他说，有内部消息他要被提升为局长，德莱乌诺斯基象是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与他一同喝的烂醉。马杰库为晚上的刺杀作着准备，听到敲门声，进来的却是克丽斯蒂娜，他们开始谈心，在她面前，马杰库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们谈自己的身世和未来，暂时忘却了外面的世界。两个人躺在床上，克丽斯蒂娜问他为什么总戴着墨镜，他说那是对“祖国无法给与报答的一种爱的纪念”，是在抗德暴动的时候，“在下水道散步太久的纪念”。这时，史契卡的房门有了响声，马杰库不由得颤抖了一下，克丽斯蒂娜问他是怎么了，他说，没什么，是隔壁的房客回来了，克丽斯蒂娜问，你是在等待出发吧，马杰库和她绝望的拥抱在一起，这不是为了高贵理想的分离，而是两颗石子、两叶飘萍被命运和现实的巨浪即将冲散前最后一刻的依偎。马杰库经历过无数血腥，无论你站在正义还是反动的一方，在血流成河的现实面前，你毕竟是一个脆弱的人，在想到正义、秩序、理想、信仰之前，你无法摆脱人道主义对一个人内心的质问。他说，也许一切都会一下子结束的。他期待着和心爱的女子分享一个正常的人生。他们出去散步，天下起雨来，他们到一所残破的教堂处避雨。克丽斯蒂娜发现墓地的墙上刻着一首波兰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齐.诺尔维特的诗：

犹如火花
从你身体里崩发出来
四散纷飞之时
你也身不由己的燃烧
本想寻觅自由之身
却命定一切拥有变成失去
只剩暴雨和灰烬
然后永坠深渊
昏迷不醒
永远胜利的时刻
在灰烬底部的深处
闪烁着光芒
那是残留下来的钻石

克丽斯蒂娜不禁问道：“我们是什么呢？”马杰库无法回答。这时，克丽斯蒂娜的鞋跟掉了，马杰库跑进教堂去找东西修，却被看门人斥责说不尊敬死者，马杰库掀开裹尸布，发现竟是被他打死的两个无辜者，他们赤身裸体，身上全是弹孔。随着克丽斯蒂娜的一声尖叫，片刻愉快的时光就这样结束了。马杰库找到安杰，说他不想杀人了，遭到了安杰的斥责，最终，他必须完成任务。在安杰离去的时候，马杰库叫道，“你相信这一切吗？”安杰叹道，“不要问我，这没有意义。”德莱乌诺斯基喝醉了闯进宴会，出尽洋相，市长盛怒之下将他开除了，而反抗组织则希望他顶替一个死去的上尉去当炮灰，他绝望的狂笑着走进了大雨之中。雨停了，红军方面抓到一个抵抗组织的成员，正是史契卡失散的儿子，史契卡和同志一起回忆着死难的战友，当他的同志抱怨政治真是棘手时，史契卡说，“不要想学习政治了，这个国家已经有太多的苦难、辛酸和屈辱，大家都已经受创极深，所以还是学习了解吧！”他还有机会学习了解么？在他惴惴不安的去寻找他的儿子的时候，马杰库向他连射了三枪，史契卡魁梧的身躯向前扑来，像拥抱儿子一般抱住了马杰库，此时，庆祝胜利的烟火燃放了起来，点亮了沉沉的黑夜，饭店的大堂找出了一面久违的波兰国旗挂了出去，而战后靠各种手段成功的国家新贵们，正在饭店里狂欢，他们跳着波萝乃兹，庆祝他们的世界的来临，克丽斯蒂娜知道马杰库不会回来了，她也被喝醉的新贵们拉入了舞池，她的脸上浮现出惨淡的笑容。就在此时，不明不白死去的史契卡正孤独的躺在雨后泥泞的大街上。他是被儿子的同志暗杀的，他没有见到儿子，唯一的解脱在于他不用面对这个已成为反抗组织死硬分子的亲人了。马杰库准备逃离反抗组织去过另一种生活，他见到安杰正在打骂德莱乌诺斯基，他想投靠反抗组织，安杰却不想收留这个走投无路的见异思迁者。德莱乌诺斯基看到了马杰库，他向他跑来，想寻求帮助，马杰库可不想再回头，他慌慌张张的向城外跑，惊动了卫兵，他中了一枪，一边咳血，一边强忍痛苦跑到了一片垃圾场，他再也跑不动了，他抽泣着、咳着，倒在地上，痛苦的蜷曲着，终于不能再动了。在灿烂的晨光中，他蜷躺在垃圾上的尸身就像一个问号，询问着这一切意义何在。

安杰.瓦伊达是波兰电影学派的中坚，他的这部电影与《下水道》、《一代人》组成松散的三部曲，包括后期的《大理石人》等作品，他一直在致力于探讨个体价值与共性价值的矛盾与冲突。也就是对当时流行的为事业而牺牲个人的英雄主义提出质疑，表达一种企图超越阶级和党派的人道主义思想。对瓦伊达来讲，波兰的解放不过是又一次民族主权的旁落而已，而千千万万无辜的波兰青年为了这些所谓崇高理想而献身，到头来不过成为时代的灰烬。正如卡尔.施米特所说：“没有任何纲领、理想、准则或利益赋予人们安排其他人肉体生命的权利。严格要求人们消灭其他人并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以便幸存者能够享有贸易和工业的繁荣或后代人购买力的增长，这纯属阴险狂热的想法。”

不过在这部电影中，瓦伊达其实并没有偏立在劳工党或反抗组织任何一方的立场上，他在用电影语言向世界发问，所谓战争、所谓祖国、所谓恐怖究竟意义何在？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倒下了，他没有死在法西斯的手中，他的血染红的是同胞的双手。如果说，他的死还有几分为理想而献身的意味，那么马杰库的死就真的很尴尬，他从不知道为什么要杀掉史契卡，但却被迫去干，他捉摸不透自己行为的意义，就想不再思考，避居世外，最后却像垃圾一样被人生抛弃了。在那个生命如灰烬一样的时代，究竟有没有藏在深处的钻石？如果有，又在哪里呢？当人们为了所谓的钻石一般的理想不惜燃烧自己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任何胜利对于已成为灰烬的人生都是无意义的呢？如果战争与杀人的目的不是结束战争，结束杀人的话，那么就应该是恶的战争、恶的杀戮，可是用战争和杀人的手段能够找到和平与生存吗？就像影片开头几个市民质问史契卡的话，“我们不想听你的说教，我们只想知道何时能够结束每天都有人被杀的日子！”又如史契卡的同志开玩笑说的那样，“这两枚子弹一个是德国产的、一个是英国产的，可是效用都是用来杀人。”

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权力与金钱的斗争，本应该在权力阶层进行，可是我们看到，古往今来的牺牲者，绝大多数都是无辜而无知的人民。要生存就必须战斗，要战斗就必须杀人，要杀人就要有人被杀，被杀者便不能生存。如果你要用代价和得失的比较来反驳我，我要说，用人的生命来计算得失本身就是错误的。何况，马杰库和史契卡你争我夺打出的世界究竟属于何人呢？很近很近的过去，波兰发生了剧变……

安杰.瓦伊达是一位叙事诗人，这部黑白片是一部严肃的悲剧，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影片中蕴含的浓浓诗意。影片中战后波兰颓弊的街道，在风中颤抖的糊窗纸，从全景到细节都如此之逼真，与影片的情调契合一致，水乳交融。影片还大量运用象征手法进行场面调度：马杰库与克丽斯蒂娜在墓地谈话，两个人坐在废墟上，前景是一个倒吊着的耶稣圣像微微晃动的影子，外面是淅淅沥沥的雨声–隐喻纷乱世界的价值颠倒和无辜青年的受难；马杰库与克丽斯蒂娜的分别一场，两个人相对无言，克丽斯蒂娜的背后是高高的开在墙壁上的窗户射进来的白色阳光，克丽斯蒂娜半倚在光中，光中的尘埃仿佛哀愁幻化，静静的飘浮着，而马杰库的背后是从门射进的光，在两道光中，分离正在上演–“光”这个自古以来就带有神圣意味的意象似乎是在说明两个世界，两种价值的无情分野；影片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片头安杰正在等待猎物，有个小女孩要他去开教堂的门，安杰没能敲开门，就抱起孩子让她把手中的紫丁花放在教堂的门檐上，后来马杰库和克丽斯蒂娜调情时也提到了紫丁花，最后当安杰弃马杰库而去，来到饭店外的时候，又一个卖花的姑娘，询问他要不要买一束紫丁花，可是，对一个连自己都不明白的杀手来说，紫丁花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个时代何其深刻的幻灭！

波兰电影学派曾在国内受到批判，而在西方大受赞许。上个世纪60 年代初，波共加强了对电影事业的控制，学派的很多作品成为禁片，代表人物大多移居国外。现在，他们的成就终于得到了举世公认。与埋葬在灰烬中的钻石相比，波兰电影学派的重新发现终归显示了历史的公正。伟大的艺术常常是一个时代阵痛中的产儿，而反过来如果一片土地常常是歌舞升平，也往往少有伟大的出现，没有伟大的艺术，人生是寂寞的。不过，我常常在欣赏东欧各国令人崇敬的艺术的同时，孩子般幼稚的希望用自己的寂寞，换来那片土地的安宁。

帕乌斯托夫斯基

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苏联著名文学家。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个性，早期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中期之后，开始具有强烈的心理学倾向，着力探讨人的感情和个性，从写多彩奇特的英雄人物转而写普通人，塑造农民、劳动者、手艺人的形象，致力于发掘他们身上的“永恒之光”。

1932年，他以中篇小说《卡腊-布加兹海湾》一举成名，这篇作品将文献材料和艺术构思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描写苏联人民改造自然的斗争，新颖而无说教气息。1933年，作家再次别出心裁的以一名拿破仑军官被俄军俘获后，在俄国一所重工厂内渡过余生为主线，反映了一个工厂的历史。这是应高尔基“写工厂史”的号召而完成的传记小说《夏尔.隆赛维利的命运》。他的主要作品还有《科尔希达》（1934）、《黑海》（1936）、《北方故事》（1938），1945年，作家开始写作他卷轶浩繁的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到1962 年才陆续发表完毕。这部被视为作家压卷之作的回忆录，凭借优美的语言、严谨的风格俨然成为了一幅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30年代俄罗斯大地的历史画卷。这部巨著现在已经有新的译本出售，就算是仅仅作为收藏的价值，也要远远超过标价72元。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小说具有散文诗般的优美风格，常常借景抒情、寓情于景，他的文笔清新隽永、朴素自然，把平易的俄罗斯语言中的最优美的部分不遗余力的挖掘了出来。与很多苏联作家不同的是，他的作品即使是描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通过鲜明的人物和普通生活中的素材来加以表现，没有那种令人讨厌的狂热。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著名的散文集《金玫瑰》是一本关于文学创作的指南，书中所讲的创作经验对文学创作爱好者来说非常实际，对培养观察力、提炼素材、锤炼语言、丰富知识都提出了独到精当的见解。而这部散文又不是学术论文，而是结合故事、传说、亲身经历、文坛轶事等众多内容娓娓而谈，加上作家隽永、优美、平实的语言，确可算是精品中的精品。这本书很早就在中国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散文名著集”也有收录。开卷的那一篇《珍贵的尘土》是一篇感人肺腑的故事，曾经过改编收入《读者》杂志。建议大家都去读读这本书，要不被打动是很难的。

1965年，帕乌斯托夫斯基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后来那一年的文学奖授予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因《静静的顿河》这样史诗般的巨著而落选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诺贝尔也不能说明一切。

这里选择的是作家的短篇小说《雨蒙蒙的黎明》，小说以优美而略带感伤的情调描写了战时两个普通男女短暂的相遇，体现了作家在选材、语言、立意方面的特色。

附：小说全文：《雨蒙蒙的黎明》

夜里，船到了纳沃洛基。库兹明少校走到甲板上。冷雨霏霏。码头上没有人，–只有一盏街灯发着光。

“城在哪儿呢？”库兹明想。“漆黑，雨，–真见鬼！”

他打了一个寒噤，便把外套扣上。河上吹起了冷风，库兹明找船上大副打听，问船是不是要在纳沃洛基停很久。

“两三个钟头，”大副回答，“要看货装得怎样。您要做甚么？您还没有到目的地呢。”

“得转交一封信。医院里同病房的人托我交给他妻子的。她就住在纳沃洛基这儿。”

“是啊，任务嘛！”大副吐了一口气，“留点儿神！听着点儿拉笛，要不，您就留下啦。”

库兹明走到码头上，顺著滑溜的台阶爬上峻峭的河岸，雨声在灌木林里沙沙地响。库兹明停住脚步，让眼睛在黑暗里习惯一下，随着便看见了一匹垂头丧气的马，，一辆歪歪咧咧的载客马车。车篷是撑着的。一阵阵鼾声从故车篷下面传出来。

“嗳，朋友，”库兹明高声说。“睡得真香啊！”

车夫身子一转，爬下车来，擤了擤鼻涕，拿衣襟擦了鼻子，这才问：“坐车走么？”

“坐车，”库兹明答应了。

“上哪儿？”

库兹明说出街道名称。

“远着哪，”车夫有些不安。“在山上呢。起码得走上一刻钟。”

他把缰绳一拉，嘴里吆喝了两声。马车不情愿地走动了。

“怎么，你是纳沃洛基独一份赶车的啊？”库兹明问。

“我们有两个人，都是老头子。旁人都打仗去了。您去找谁？”

“找巴希洛娃。”

“知道了，”车夫拐了一个急弯，“找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安得烈·彼得罗维奇大夫的女儿，去年冬天从莫斯科来的，住在她父亲家里。安旁列·彼得罗维奇本人两年前去世了，他的屋子……”

马车咕咚地一震，吱呀一声，又出了水坑。

“瞧着点路，”库兹明劝他，“别东张西望了。”

“路倒真有点……”车夫咕噜着，“要是在白天走，当然免不了担心。晚上可没关系。晚上坑坑洼洼都瞧不见。”

车夫不说话了。库兹明点着了烟，朝后靠在车座上。雨点把撑起的车篷敲得咚咚地响，远处有狗的叫声，散发着茴香、湿篱笆和河水的气味。“至少有半夜一点了，”库兹明想。正在这时候，有个地方的钟楼上，震耳的钟声真的响了一下。

“不如留在这里过假期算了，”库兹明想，“只要空气好，受伤以后的一切不愉快都会过去的。在有个开向花园的小房里租一间屋子。在这样的夜里，敞开窗户，躺下来盖上被子，听着雨点在牛蒡草上敲打。”

“您莫非是她男人吧？”车夫问。

库兹明不回答。车夫以为这个军人没听见他问的话，可是又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再问一遍。“很清楚，是她男人，”车夫心里想，“可是大伙儿嘀咕，说她在战前就把男人扔了。这一下明白了，那是胡说。

“嗨，撒旦！”他喊着，用缰绳抽了一下皮包骨的老马。“又不是雇你来和面的！”

“倒霉，船耽误了，半夜才到，”库兹明想，“为什么巴希洛夫–他同病房的人–一知道库兹明要经过纳沃洛基，就一定要他把信亲手交给他的妻子？现在还得把别人惊醒？天晓得人们还会怎么想！”

巴希洛夫是个身材高高的，爱逗笑的军官。他喜欢谈，谈得也多。每逢要说出什么尖锐的话，他先不出声地笑上好一阵。应征进军队以前，巴希洛夫当电影导演的助手，每天晚上，他都向同病房的人详细地讲述出名的影片。伤员们喜欢巴希洛夫的故事，等着要听，对他的记忆力感到惊讶。巴希洛夫评论起人物、事情和书籍来是尖锐的，非常固执，而且对每一个打算反驳他的人都加以嘲笑。可是嘲笑得很狡猾–用暗示和笑话，受嘲笑的人通常隔了一两个钟头才回味过来，知道巴希洛夫挖苦了他，于是苦思着刻毒的回答。不过回答自然已经来不及了。

库兹明动身前一天，巴希洛夫交给他一封信转给他的妻子，这时库兹明第一次看见巴希洛夫脸上露出黯然的笑容。后来在夜里，库兹明又听见巴希洛夫在病床上翻来覆去，擤着鼻涕。“也许，他并不是那样冷心肠的人，”库兹明想，“这会儿大概在哭呢。就是说受着爱情的折磨，爱得厉害。”

第二天一整天，巴希洛夫都不离开库兹明身边，时不时瞧着他，又送给他一把军官用的水壶，临走以前，他们两人还把巴希洛夫收藏着的一瓶葡萄酒喝光了。

“您这样瞧着我做甚么？”库兹明问。

“您是个好人，”巴希洛夫回答。”您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亲爱的少校。“

“我是测量员，”库兹明答复说。“而测量员其实也就是艺术家。”

“为什么？”

“漂泊者，”库兹明不着边际地回答。

“’流放的囚徒，漂泊者和诗人，’”巴希洛夫略带嘲笑地吟诵着，“’是有人渴望当一当，可有谁真的做得成？’”

“这是谁的诗？”

“沃洛申的。不过这不相干。我瞧着您是因为我心里羡慕。就是这么回事。”

“羡慕什么？”

巴希洛夫转动着酒杯，朝后往椅背上一仰，笑了一笑。他们坐在庭院走廊的尽头，靠在一张小藤桌旁边，窗外，风吹弯了幼嫩的小树，摇得叮子簌簌作晌，扬起了尘土。一团雨云从河面朝城市浮过来。

“羡慕什么？”巴希洛夫反问了一句，把他那红红的手掌放在库兹明手上，“甚么都羡慕，甚至於您的手。”

“我一点也不明白，”库兹明说着，小心地把手抽出来。同巴希洛夫冰凉的手掌的接触引起他不榆快的感觉。但是为了不让巴希洛夫察觉出来，库兹明就拿起瓶子斟酒。

“好吧，不明白就不明白！”巴希洛夫动气地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又垂下眼睛说起来：“要是我们两人的地位换一换就好了！不过这全是瞎扯！再过两天，您就会在纳沃洛基了。您会看见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她会握您的手。我羡慕的就是这，现在您该明白了吧？”

“您怎么了！”库兹明不知怎样才好，便说，“您也会看到您妻子的啊。”

“对我来说，她不是妻子！”巴希洛夫厉声回答。“还好，您没有说出’伴侣’两个字来。”

“啊，对不起，”库兹明嗫嚅着说。

“对我来说她不是妻子！”巴希洛夫同样厉声地重复了一句。“她–是一切！是我整个的生命。好啦，这些事谈够了。”

他站起身，把手伸给库兹明，“别了。可别生我的气。我并不比旁的人坏。”

马车走上了堤坝。黑暗更浓了。雨点在古老的白柳里含糊地透出声响，从树叶上往下流。马蹄在桥的木板上叩响起来。

“有这么远！”库兹明透了一口气，向车夫说，“你在屋外边等一等我。还要把我拉回码头的……”

“行哪，”车夫立刻同意了，同时想，“不，看样子不是男人。男人总得留下来住一两天的。看样子是局外人。”

走上了碎石路。马车颠簸起来，铁踏板震得直响。车夫把车赶在路边上走。轮子在湿沙地上柔和地滚着。库兹明又沉思起来。巴希洛夫说羡慕他。当然，什么可羡慕的也没有。巴希洛夫不过是没用准字眼。相反地，跟巴希洛夫在医院的窗前谈过话以后，库兹明反倒羡慕起巴希洛夫来。“又是没用准字眼？”库兹明惆伥地自言自语。他不是羡慕。他不过是怜惜，他这就四十岁了，但是像巴希洛夫那样的爱情，他还不曾有过呢。他一向是单身一人。“黑夜，空寂的花园里的雨声，陌生的小城，草地上飘过来的轻雾，–生命就是这样地流逝，”库兹明不知为什么这样想。他又想留在这里了。他是喜爱俄罗斯的小城镇的，在这种地方，站在门口台阶上就望得见河对面的草地，宽宽的山路，大车载着干草搭船过渡。这种喜爱连他自己也奇怪。他生长在南方，家靠着海。父亲对勘查、对地图、对飘泊生活的那种癖好，也留给他了。因此他成了测量员，库兹明总认

为这个职业是偶然碰上的，并且以为，倘若他出生在另外一个时代，他就会当上一个猎人，一个发现新土地的人。他喜欢这样想象他自己，不过他错了。他的性格里丝毫也没有成为那一类人物的特点。库兹明是个羞怯怯的人，对周围的人总是温和柔顺的。轻微的白发泄露了他的年纪。不过，任何人看见这位瘦瘦的、个子不高的军官，都不会以为他过了三十岁。

终于，马车走进了黑沉沉的小城，只有一所房子（准是药房）的玻璃门点着一盏小蓝灯。街道是往山上走的。车夫从车座上爬下来，让马轻松些。库兹明也下了车。他稍微落后一点，跟着车走起来，突然，他感到自己这一生真够奇怪的。“我在什么地方？”他想，“一个什么纳沃洛基，僻静的小城，马的铁掌击打出火花。在附近某处，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却必须在半夜里交给她一封重要的、而且多半是不愉快的信。两个月以前呢？在前线，宽阔的、静静的维斯拉河。多奇怪！可又多么好啊。”

山走完了。车夫拐到旁边的街上。有几堆乌云散开了，在头顶上的一片乌黑里，有一颗星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地闪起光来。星光在水洼里白灼灼地一晃，又消失了。

马车在一所带小阁楼的屋前停下来。

“到啦！”车夫说，“铃就在门旁，在右边。”

库兹明摸索着找到了拉铃的木柄，拉了它一下，可是什么声音也没听到–只有发锈的铁丝吱吱地响。

“使点劲拉！”车夫劝他。

库兹明又拉了拉木柄。铃铛在房子深处断断续续响了一阵。可是房子里还是照样清清静静，–显然，谁也没有惊醒。

“啊–啊，”车夫打了个呵欠，“下雨的晚上–格外睡得香甜。”

库兹明等了一会，更加用力地拉了一下铃。木走廊上响出了脚步声。有个人走到门边，停下来听了听，然后才满不痛快地问： “谁拉铃啊？干什么？”

库兹明正要回答，车夫却抢了先。

“开开门，玛尔法，”他说，“有人找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从前线来的。”

“什么人从前线来？”还是那样不欢迎的声调在门后问，“我们并没有在等谁。”

“没有等，可等着了！”

门略微开了一点，还没有撤锁链。库兹明在黑暗里说明了他是谁，为什么来。

“我的爷！”门里的妇人慌张地说，“多么麻烦您！我这就把锁打开。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在睡觉。您请进，我去叫醒她。”

门开了，库兹明走进黑沉沉的走廊。

“这儿有台阶，”妇人提醒他，用的已经是另一种温柔的声调了，“夜这么黑，您还是来了！等一等吧，别碰着了。我就去点个亮来，–我们这儿晚上没电灯。”

她走开了，库兹明留在走廊上。从房间里透出来茶香。还有一种淡淡的、很好闻的气味。一只猫进走廊，往库兹明脚上擦了擦，低低叫了几声，又跑回睡觉的房间里去了，彷佛邀请库兹明跟它走似的。

在半开着的房门后面，抖动着微弱的亮光。“请吧，”妇人说，库兹明走了进去。妇人对他鞠了一躬。这是个高身材的老妇人，脸色黝黑。库兹明极力不弄出声响，轻手轻脚地脱下外套、军帽，挂在门傍的衣架上。“您用不着操心，反正得把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叫醒，”老妇人笑着说。“这儿听得见码头上拉笛么？”库兹明小声地问。“听得见，您哪，听得可清楚啦，怎么？才下船又上船！请在这儿坐，

在沙发上坐吧。”

老妇人走开了。库兹明往木靠背的沙发上坐下，略一犹豫，便掏出香烟抽起来。他很激动，这种不明不白的激动使他生气。有一种感觉支配着他。这种感觉，谁在夜间走进一个陌生人家，接触到对方的隐秘莫测的生活的时候，总是会有的。这样的生活，就像一本遗忘在桌上的书，随便掀开一页–就算是第六十五页吧。谁瞧见了这一页，就会努力去猜想：书里写的是什么，又有些什么呢？

桌上真的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库兹明站起来，弯下身子俯在书上，一面听着门那边急促的低语和衣服欷簌声，一面默默地念起早已忘却的句子：

不可能之中的可能，

道路轻轻飘向远方，

在远远的路上，

头巾底下闪过一道目光……

库兹明抬起头四处打量。低矮的温暖的房间又引起了他想在这小城里留下来的愿望。

这类房间给人一种特别的淳朴而舒适的感觉，即如那悬垂在餐桌上的灯盏，没有光泽的白色灯罩，一幅画，画着生病的女孩、床前有一只狗，画上面挂着几只鹿角，一切都这样古色古香，早就不合时尚了，但它使人进来就想微笑。

四周的一仞，连那用浅绛贝壳做的烟灰碟，都说明了那种和平的、久居的生活，于是库兹明又想了起来，假如留在这里该有多好啊，留下来，像这所老屋的住户一样地生活下去–不慌不忙，该劳动时劳动，该休息时休息，冬去春来，雨天一过又是晴天。

可是在这间屋里的古老物件中间，也有一些别的。桌上摆着一束野花–甘菊、兜苔、山梨。花束显然采来还不久。桌布上放着一把剪刀，还有被它剪下的无用的花茎。

旁边，是那本打开的书–勃洛克的“道路轻轻飘向远方”。钢琴上有一顶小巧的黑色女帽，一本用篮色长毛绒作封面的贴像簿。帽子完全不是老式的，非常时兴。还有一只小手表，配着镍表带，随便扔在桌上。小表悄不出声地走着，正指着一点半。还有那种总是带着点儿沉郁、在这样的深夜格外显得沉郁的香水气味。

一扇窗子开着。窗外，隔着几盆秋海棠，有一丛带雨的紫丁香闪映着窗口投下的微光。微弱的雨丝在黑暗中切切私语。铁溜檐里，沉重的两滴在急促地敲打。

库兹明倾听着雨滴的敲击；正是在这时候，在夜间，在陌生人的家里，在这个几分钟后他就要离开而且永远不再来的地方，一种时光一逝不复返的思绪–从古至今折磨着人们的思绪–来到了他的脑中。

“我这样想，怕是老了吧？”库兹明想，把脸转过来。房间门口站着一位平轻妇人，穿的是黑色的连衣裙。她显然是忙着出来见他，连头也没有好好梳一下。有一根辫子搭在她的肩上，妇人一面看着库兹明，一面发僵地微笑着拿起辫子，用发针把它扣在脑后的头发上。库兹明鞠了一躬。

“请原谅，”妇人说着，向库兹明伸出手来，“我让您等久了。”

“您是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巴希洛娃么？”

“是的。”

库兹明瞧着妇人。使他惊奇的是她那么年轻，那一双既深邃又带点儿朦胧的眼睛闪耀着那样的光辉。

库兹明为了深夜打扰道过歉，便从军服口袋里掏出巴希洛夫的信来，递给妇人。她拿了信，道过谢，看也不看就把它放往钢琴上。

“我们站着做什么！”她说。“请坐呀！到这儿来，坐在桌边吧。这儿亮一些。”

库兹明在桌旁坐下来，请她允许他抽烟。

“当然，请抽好了，”妇人说，“我自己有时也抽烟。”

库兹明递给她一枝烟，擦着了火柴。当她点烟的时候，火柴光映照着她的面庞，库兹明觉得，这副神色凝注的脸和明净的前额，是他曾见过的。

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往库兹明对面坐下来。他等待着她这样那样的询问，可是她沉默着，瞧着窗外。在窗外，雨声还是那样单调地响个不停。

“玛尔法。”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转身朝着房门说，“端个茶炊来，亲爱的！”

“不，您别麻烦啦！”库兹明慌了，“我忙着走。马车夫在街上等着的。我来只是为了把信交给您，对您叙叙……您丈夫的事。”

“有什么可叙的！”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回答着，从花束里抽出一朵甘菊，毫不怜惜地扯着它的花瓣。“他活着–我就高兴。”

库兹明默不作声。

“您用不着忙，”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像对老朋友一样坦率地说，“汽笛我们听得见，当然，船绝不会在黎明以前开走的。”

“为什么？”

“在我们纳沃洛基下游，您哪，”马尔法在隔壁房间说，“河上有一处很大的浅滩，夜晚经过浅滩有危险。因此船长们都要等天亮。”

“这是真的，”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证实了。“走到码头总共只要一刻钟。倘若从公园里穿过去的话，我陪您去。车夫您就让他走好了。是谁拉您来的？瓦西里么？”

“这我可不知道，”库兹明笑了笑。

“季莫菲耶夫拉他来的，”马尔法在门外说，听得见她把茶炊的筒子弄得很响。

“喝一点茶吧。要不还像什么话–雨里来又雨里去的。”

库兹明答应了，便走到大门外，把钱付给车夫。车夫好一阵都不走开，在马旁转来转去，调理着后鞧。

等库兹明回到屋里，桌子上已经摆设好了。放着几只金色滚边的老式蓝茶杯，一罐煮开过的牛乳、蜂蜜、一瓶打开来的葡萄酒。玛尔法搬来了茶炊。

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道歉说招待太简陋，又说她准备回莫斯科去，目前暂时在纳沃洛基市立图书馆做点工作。库兹明一直在等着，以为她总会问起巴希洛夫，但是她没有问。库兹明因此愈来愈觉得局促不安。还在医院里他就猜想过，巴希洛夫同他妻子是不和的。可是现在，看到她瞧也不瞧便把信搁在钢琴上，他更完全相信是这么回事了，于是他觉得，他没有尽到对巴希洛夫应尽的责任，因此他觉得自己的过失很大。“信，她过一会或许会看的，”他想，有一点是搞清楚了：这封信，巴希洛夫曾经看得这样郑重，为了它，库兹明才在不适当的时刻出现在这所屋子里。而这儿，却不需要它、对它不感到兴趣。库兹明到底没给巴希洛夫帮上忙，只不过使自己处在了尴尬的局面里。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好像猜透了他的心情，便说：“您别生气。有邮局，也有电报局，–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麻烦您。”

“哪有什么麻烦？”库兹明连忙回答，停了一会，又加上一句，“相反，这倒挺好。”

“为什么？”

库兹明脸红了。

“好什么？”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略微提高了声音，又问。同时杷眼睛抬起来盯着库兹明。她瞧着他，好像努力要猜出他是怎么想的–她身子微微往前挪了挪，严峻地等着回答。可是库兹明沉默着。

“到底好什么？”她再问了一句。

“怎么对您说呢，”库兹明沉思着，回答说，“这种话谈起来很特别。一切我们所喜爱的，常常难得亲身遇见。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我只是就我自己来说。一切好的东西，总是在身旁一闪就过去了。您明白么？”

“不太明白，”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皱着眉头回答。

“怎么跟您解释才好，”库兹明说着，心中暗暗生自己的气，“您有时大约也会遇到这类情形的。隔着火车车窗，您会忽然看到白桦树林里的一片空地，秋天的游丝迎着太阳白闪闪地放光，于是您就想半路跳下火车，在这片空地上留下来。可是火车一直不停地走过去了。您把身子探出窗外朝后瞧，您看见那些密林、草地、马群和林中小路都一一倒退开去，您听到一片含糊不清的微响，是什么东西在响–不明白。也许，是森林，也许是空气。或者是电线的嗡嗡声，也或者是列车走过，碰得铁轨响。转瞬间就这样一闪而过，可是你一生都会记得这情景。”

库兹明不说话了。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把盛着酒的杯子推到他面前。

“在我这一生中，”库兹明着，脸上一红。他谈起自己的时候总是要这样脸红的，“我永远等着有像这样意外而又单纯的事情。每当我找到它，我就觉得幸福。幸福的感觉不长久，可是常有。”

“现在也是这样么？”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问。

“是的！”

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垂下了眼睛。

“为什么？”她问。

“说不清楚。我只是有这样的感觉，我在维斯拉河受了伤，躺在医院里，所有的人都接到过信，可是我没有信。因为没有人写信给我。我躺着，当然，也跟大家一样，思索着自己战后的未来生活。那一定会是幸福的、不寻常的。后来我的伤好了，让我去休养一个时期。指定了地点。”

“什么地方？”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问。

库兹明说出城市的名字。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什么话也不回答。

“我坐上船，”库兹明继续说，“两岸的村庄，码头，还有沉闷的孤独之感。您千方别以为我是在抱怨，孤独也是有很多好处的。然后到了纳沃洛基。我一直担心会睡过头，错过码头。深夜，我走上甲板，我就想：多奇怪啊，在这笼罩着全俄罗斯的无边黑暗里，在阴雨的天空下面，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人在安静地睡觉。然后我坐上马车到这儿来，一路在猜想我遇见的会是什么人。”

“您到底为什么仍然觉得幸福呢？”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问。

“那……”库兹明忽然想到了，“反正很好。”

他不说话了。

“您怎么啦？说呀！”

“说什么？我只是唠叨了一阵，说了些废话。”

“什么都说，”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回答，她好像没有听到他后面的两句话。“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她添上一句，“虽说这一切不免有点奇怪。”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雨声没有停息。

“有什么奇怪的？”库兹明问。

“老是下雨！”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说着，杷身子转过来，“就像这种会面。还有我们晚上谈的这些话，–这难道不奇怪？”

库兹明困窘地不作声。

窗外，一片潮湿的昏暗，在山脚下有个地方，轮船的汽笛拉响了。

“啊，到时候啦，”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仿佛感到轻松似地说，“拉笛了！”

库兹明站起身来。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一动也不动。

“等一等，”她平静地说，“让我们在动身以前再坐一会。像从前那样。”

库兹明又坐下来。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也坐在椅子上沉思起来，甚至转过身去背冲着库兹明，库兹明瞧着她那高高的双肩，那扎成结子别在后脑上的重甸甸的辫发，那洁白的脖颈，心里想，要不是有巴希洛夫，他就绝不离开这座小城到任何地方去了，他就会留下来直到假期结束，怀着激动的心情过着生活，由于有这位可爱的、此刻显得非常伤感的女人生活在近傍。

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站了起来。在小小的外室里，库兹明帮她穿上外套。她在头上披了一条围巾。

他们走出来，沉默地沿着漆黑的街道走着。

“天快亮了，”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说。

在河对岸那边，水蒙蒙的天空泛着蓝色。库兹明发觉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打了一个寒噤。

“您冷吧？”他不安起来，“您用不着出来送我。我自己也能找到路。”

“不，用得着，”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简短地回答。

雨过去了，可是雨珠还从屋顶上往下滴着，敲打着木板铺成的人行道。

街的尽头是公园。便门是开着的。一进门，立刻是浓密的、荒芜的林荫道。公园里散发出夜间寒气和潮湿的沙土味。这是一座老旧的公园，高大的菩提树遮得满园黑忽忽的。菩提花已经开谢了，放出轻微的气味。只要有一阵风拂过公园，整个园子便会喧哗起来，好像一场暴雨向园中倾盆泄下，又立即停息了。

公园的尽头是俯临河上的悬崖。在悬崖之外，–黎明前雨蒙蒙的远方，脚下出现黯淡的浮标灯光，雾，夏季阴雨天的全部沉郁。

“我们怎么下去呢？”库兹明问。

“上这儿来！”

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往那正对悬崖的小径转弯过去，走到木梯面前；木梯直通下面，下面黑沉沉的一片。

“把手递过来！”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说，“这儿有好多梯蹬糟朽了。”

库兹明把一只手伸给她，他们便小心地往下走。梯蹬之间长着青草，都给雨淋湿了。

在木梯的最后一层平台上，他们停了下来。码头，船上红的、绿的灯火，已经望得见了。轮船放了一声汽。他现在就要同这位素不相识却曾这样亲近的女人告别了，什么话都没有对她说–一句话也没有！想到这里他的心都紧缩了。他甚至还没有向她道谢–为了她在他的旅途中招待了他，把她那戴着湿手套的结实的小手伸给他，小心地牵引他走过老朽的木梯，每当从栏干下垂的湿淋淋的树枝可能挂着他的脸的时候，她都轻轻地说一声：“低头！”，库兹明就顺从地弯下脑袋。

“我们在这儿分手吧，”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说，“我不往前走了。”

库兹明看了看她。从头巾下面望着他的那一对眼睛，又不安、又严峻。难道说在这时候，在这一分钟，一切都将成为往事，无论在她的或他的生命中，都只成为一个沉重的回忆么？

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把手伸给库兹明。库兹明吻了它，觉出了那种轻微的香水味，就是他在雨声中，在那间光线暗的屋里第一次闻到的气息。

当他抬起头来，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说了一句什么话，声音却这样轻，库兹明没有听清楚。他觉得，她只说了两个字：“徒然……”也许，她还说了别的话，可是轮船从河上气冲冲地叫了起来，仿佛在抱怨这又冷又湿的黎明，抱怨它自己在雨中、在雾里的流荡生涯。

库兹明头也不回地跑到岸边，穿过充满草席和柏油气味的码头，走上了船，立刻爬上空寂无人的甲板。轮船已经离岸了，缓缓转动着轮子。库兹明走到船尾，朝着悬崖、扶梯望去–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还在那里。天色还没有大亮，不容易看清她。库兹明举起手来，可是奥尔加·安德烈耶夫娜没有回答。

船愈走愈远，把长长的浪花向沙石的岸边驱赶，晃动着浮标，岸旁一丛丛海柳也急促地摇曳作响，回答着轮船的碰击。  （1945年）

《十诫》

波兰实行军管制度以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两部电影（盲打误撞和永无休止）被政府禁映。据说此后的一个阴雨天，他和一位曾因为“反革命分子”担任辩护律师而惹上一身麻烦的朋友在大街上邂逅，闲聊的结果就是这部《十诫》。尽管在中国，基氏的《红、白、兰》三部曲要有名的多，但从思想的深刻性上面讲，《十诫》要比前者更彻底、更精辟，同时，从人类生存的悲剧性角度来阐释现代社会的生存伦理并寓于深沉、忧郁的叙事风格之中的这部杰作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动人的光辉。

基耶斯洛夫斯基曾经介绍过这部杰作的历史背景，“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在波兰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确切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或许我们应该回头去探求那些教导人们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原则。”也许正是这样的思考使得《十诫》不仅仅成为时代的写照，还跨越人类生存的历史曲线，给我们以启示录式的感动和领悟。

为拯救受难的以色列人，摩西去西奈山寻求耶和华的帮助。“除我之外，你不可敬拜别的神明”，他的上帝这样说。尽管自古以来，有人就怀疑这种万能之神的存在，不过无论是作为一种“绝对精神”，还是希腊人所称“公平与正义”的形象化表现，这种要求绝对排他信仰的神，一定是全知全能的，至少人们的信念和愿望如此。在我们的时代，在尼采的“上帝死了”已经换得满堂喝彩的时代，这样的全能全知者究竟还是否存在？昔日分开红海，救以色列人出苦海的上帝是否还能告诉他的子民，你们的信仰舍我其谁？！

巴威尔是个成长在昔日波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个数学家，认为计算机可以告诉我们一切，给我们一切–那是他心目中的上帝。巴威尔深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有数学天赋，他可以利用程序算出数学题，也可以通过程序随意的操控家中的各种家具设备，甚至他还可以知道远在他乡的母亲每时每刻都在做什么。他的梦想是用父亲的那台好的电脑算出家门口湖面结冰的厚度，好用圣诞节前父母送给他的冰鞋到湖上溜冰。巴威尔的姑姑爱琳娜却不这么想，她信仰西奈山上的上帝，她总是希望巴威尔去参加宗教学习班。巴威尔分别问过父亲和姑姑关于上帝的问题，父亲认为，那种东西不过是你认为存在，他就存在的。爱琳娜的答案不同，她将巴威尔抱在怀里，问他，“有什么感觉？”“感觉到你的温暖。”–“上帝就在其中。”巴威尔通过到气象局收集气象资料，终于算出即使比他重三倍的人都可以到湖面上去了，于是在圣诞节前一天，他去溜冰，冰破了，他葬身湖底。巴威尔的父亲悲痛之下，跑到教堂，他看到圣母的脸上流下了白色的眼泪。

波兰是一个历史上饱受苦难的的国家，总是在积贫瘠弱中扮演着被征服者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其说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还不说是苏联在这片土地上建筑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信仰、历史悠久的天主教传统、对现代化、现代科技的迷恋，这些存在似乎都在这片土地上争夺着对人民生活的解释权。在这部名为“十诫之一：生命无常”的短片中，基耶斯洛夫斯基展现了后二者的斗争。巴威尔的死证明了科学无力承担全能全知者的角色，爱琳娜的上帝也不能解救这个在偶然中丧生的灵魂，只能在悲痛欲绝的父亲面前洒泪致祭。

有一次，巴威尔在冰面上看到一只死去的狗，他回到家对父亲说，有一只狗死了，谁还有人关心猪小姐什么时候能够追上克米（巴威尔父亲出给儿子的一道数学题）？又有一次，巴威尔向姑姑展示他可以知道母亲每时每刻在干什么，爱琳娜问，你知道你母亲梦到了什么吗？电脑不知道，巴威尔也不能回答。

需要全能者的个体就是无能者，他需要全能者引导他走过如履薄冰的生命。可是无论是姑姑信仰的旧神、父亲信仰的新神，都不能拯救巴威尔逃过生命的偶然，生命的偶然是生命的湖面上一条无法弥补也无法预见的裂缝。

这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告诉我们的，这里没有激动人心的战斗、没有燃烧欲望的情色、没有打折促销班的煽情、没有名声斐然的演员、没有华丽眩目的特技–当一个孩子的偶然死亡唤起了你对命运不可预知性的思考的时候，谁又会关心这些？

人生是可计算的吗？人生是可以靠神的法力保佑的吗？在人生的冰面上，你选择理性还是感性？在影片中常常出现一个在湖面上拥火而坐的年轻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在这里，他在想什么？只看见每一次他都用夜一样深邃而忧郁的眼神注视着你，也许他要问的正是以上的问题，你能够回答吗？

我不相信你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