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刑法中取消聚众淫乱罪的提案》

目前我国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301条（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的，对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聚众淫乱罪”已严重过时，建议取消。这一罪名原来被列在“流氓罪”中，流氓罪被取消后，这一罪名却保留下来，被列在刑法其他栏目中。这一罪名在目前的社会实践中已很少适用，因此建议取消。

试举几个案例（多取自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例集“聚众淫乱”一章）：

个案1：被告人刘XX，女，自1981年以来，先后勾引、教唆男青年韦X等20余人，分别在这些人的住处跳低级下流的贴身舞、熄灯舞、裸体舞，舞后又主动与之乱搞两性关系，有时与多名男子进行群奸群宿。检察院以流氓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案例集，第159页)

个案2：被告人邹X等 (2女3男) 于1986年10月20日晚上到胡X住室玩朴克牌，事先规定输者让赢者亲嘴。当晚5人同睡一床，互相玩弄，群奸群宿一夜。另一晚，邹等4人 (2男2女) 又在一起玩朴克牌，为了助兴，4被告人竟先后各自脱光衣服，一男对一女，赤身裸体玩朴克牌一夜。检察院以流氓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案例集，第161页)

个案3：有一个中年流氓团伙案，经常在一个助理工程师家聚会。以下是其中一位服刑人的供述：“当爱人知道我生活不检点时，多次劝过我，周围的同志们也风言风语地刺我，而我全当成了耳旁风。心想，这顶多就是不道德，还不致于蹲监狱。终于，我们这个淫乱团伙的罪恶暴露了，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的八个中年男女都犯了不可饶恕的流氓罪，有五个人被判了刑，那个助理工程师被枪毙了，他的老婆被判了死缓，我因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任克，第269页)

个案4：被告人王XX，女，先后勾引多名男子与其乱搞两性关系。检察院以流氓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案例集，第176-177页)

个案5：被告人马XX，女，19岁，伙同3名男女青年 (钟，女，16岁；李，男，15岁；贺，女，14岁) 将陈XX (男，18岁) 绑在床上，玩弄其生殖器达两个多小时。陈走后，3名女青年又用同样方法玩弄李的阴茎。后来几位女青年又做过多次类似的事。检察院以流氓罪对马XX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案例集，第248-249页)

上引个案是我国所有与性有关的犯罪判决中问题最大的一类。所谓“群奸群宿、聚众淫乱”不过是西方社会正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性聚会”(sex orgy)。个案3与西方70年代兴起的一种换偶活动 (swing) 有相似之处。在西方报刊的广告栏中，经常可以看到希望进行换偶活动的人寻找伴侣的广告，有时是两对夫妇相聚换偶娱乐，有时是多对夫妇进行此类活动。目前我国也存在大量此类自愿活动。

在此类活动的参与者全部是自愿参与的这一前提之下，法律绝不应当认定为有罪。因为公民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他拥有按自己的意愿使用、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如果有人愿意在私人场所穿着衣服打扑克，他有这样做的权利；如果有人愿意在私人场所不穿衣服打扑克，他也有这样做的权利。不管在场的有几个人。国家法律干涉这种私人场所的活动，就好像当事人的身体不归当事人自己所有，而是归国家所有。如果当事人脱去衣服，损害的不是当事人自己的尊严，而是损害了国家的尊严。这种立法思想本身就是错的，错误就出在个人身体的所有权归属的问题上。在此类案件的判决中，我们应当检讨有关法律的立法思想的对错，使法律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工具，而不是伤害公民权利的工具。

此类法律不仅从个人有权利处置自己身体的人权角度看是错误的，而且从女权角度也是不可容忍的。个案4的罪名是“勾引多名男性与其乱搞两性关系”。首先，无法确知是女性勾引了男性。在两性的非婚性行为中，双方负有同等的责任，没有理由单方面判女方的罪。如果说判决的理由在于这个女人是一个人同多个男性发生性关系，从而获罪，那么又有什么证据证明和她发生性关系的那些男性全都是只有她一个性伴？如果其中的男性有除她之外的性伴，是否也应当按同罪处理？其次，一个女性有没有权利同“多名男子”发生两性关系，这是一个女性的基本权利问题。女性自愿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应当受到法律（宪法关于人身自由权利）的保护，而不是惩罚。

案例5的判决也十分荒唐。一群少男少女打闹调情也要判刑，令人不知身处何世。即使是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严酷判官也不一定会制裁这种天真幼稚的活动。在这一判决背后，似乎有阴茎崇拜的底蕴：如果这伙年轻人在一起玩弄的不是生殖器，而是头部或脚部，大约不至于获罪，为什么玩弄一下生殖器官就要获罪呢？潜台词似乎是阴茎神圣不可侵犯。时至21世纪，一项法律还要以生殖器崇拜的逻辑来判人有罪，这不是过于荒唐和骇人听闻了吗？

对于一个“中世纪”性质的过时法律，对于一个有大量普通公民不时参与违背其规定的活动和行为的法律，对于一个在实践中实际上已经不再实行的法律，应当及时予以取消，以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谨性。

资料来源：
任克(编)：《“扫黄”在一九八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最高人民检查院《刑事犯罪案例丛书》编委会：《刑事犯罪案例丛书(流氓罪)》，中国检察出版社，1990年。

此提案送交司法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处理。

肇事的黄海大客车

被撞坏的警车

一人倒在路中

事故现场

新华网2月1日报道 1日上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发生一起驾车恶意撞人案件,致9人死亡,11人受伤。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1日上午8时许,天津港保税区天保运业有限公司副调度员张某(男,40岁)因与调度员李某发生争吵、纠纷,持匕首将李某捅伤,后劫持该单位牌照号为“津AB-6398”的黄海牌大客车,突然驶出。在开发区内的道路上连续撞击交通参与者,致9人死亡,11人受伤。

警方接报后,立即出动数十辆警车和数十名民警截击,其中3辆警车被撞,4名民警受伤。最后在天津开发区北海路与第九大街路口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又悉：该男子名张义民。

不得已，用日本式的话来讲，就是说自己早有了一些觉悟：周末，五星级影城，年终档期，又是兑换券，而且是中国。于是早起床，饭也顾不得吃，来到影院，还没开门，商业街上所有的店铺都还没开门，人影不见几个，于是笑，笑自己过于紧张了。

对面就是肯德基，先吃个早点吧，也不敢放松警惕，选了个靠窗的位子，便于侦察，没办法，影院门口都没写着几点开门。一个法风烧饼吃到半截，就看见不知何来的人群开始在影城门口聚集，开始是三三两两，后来是三五成群，貌似速度不快，可几个不经意间，已然快成群众集会了，不免想起小时候看科教片，显微镜下面的细菌繁殖。

当然不能再犹豫了，扔了烧饼冲出去，抢个位置，才站了没半分钟，后面已经排起了长队。其实影院门儿还没开，更不用说卖票了，这影城坐落在一商厦内，从门口到售票处，还有100多米的距离，其间还得上一座扶梯。

正好，肯德基买早点送早报，看报纸吧，反正开门还早着呢–虽说这么冷的天儿站马路上看报纸确实不怎么舒服。

报上除了黑白两道、明星八卦之外，还写了一段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怨，说两人决裂的原因乃是为著作署名谁在前、谁在后争执不休，文章挺长，占了整版，不过基本上就说了这么点儿事。

缩手缩脚地在寒风里看完了这篇长文，也望见了一个穿迷彩服（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工人都穿迷彩服，搞得我们这个城市总像是在军事管制一样），手持铁钩子的小伙子，开门的工人。

完了，本来还规规矩矩的队伍立马就散了，原来挺劲道的面条状长龙一下子好像变了一大团浆糊，被人狠狠地扔在商厦的玻璃门上。我没搞清楚的事情有二：其一，既然没人想过要排队入场，当初开门的人没来的时候，大伙怎么还会自觉的排队呢？其二，既然大家都在等待开门的人，为什么这小伙子来了之后，大家反而死死挡在玻璃门前，连一丝缝隙都不让呢？这究竟是等待开门还是不让人家开门？

浆糊团子越积越大，叫喊声此起彼伏，大多是一边推搡别人一边高喊别挤，开门的小伙子却不说话，慢腾腾地向人群里面挤，还好总算人们还保留着一份清醒，慢慢地给他让出一条缝来。

锁刚打开，这小伙子一瞬间就像变了个人，疯了似地推开人群，嚎叫着冲了出去……与此同时，人群猛力向前涌去，半扇门始终未及打开，浆糊团子就从仅容一人通过的另一半门口喷了出去，之后就是百米决赛了，我开始后悔没穿跑鞋来了，好在自己年轻时踢足球，还有些底子，拼了老命，连超数人，直跑到电动滚梯前……

也许是习惯使然，跑在最前面的几个人到了梯上，竟停了脚步，准备随着滚梯上去，完全没搞清现在是什么状况，后面有清醒的，往上一拥，差点把这几个家伙挤倒，他们这才回过味儿来，现在不是省力气的时候，还得接着跑啊，不愧是年轻，双手一撑梯子，就稳住了身形，几个箭步，又开始冲刺……

又是50多米的竞速，终于进了售票处前带子围成的回廊，一干人等大口喘气的同时，也许还心有余悸，绝大多数的人，两手都不自觉地抓住了身体两侧的围栏……

没到半分钟的时间，这个世界似乎又重新恢复了和谐，秩序开始建立起来，浆糊团子又变做了一条长龙，人们的手从围栏上撤开了，每个人都认可了自己的位置。这时，百米冠军才发现自己前面竟然还有十几个人，颇不解，问了一个好心的大爷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从地下车库直接坐电梯进入的，这位大爷还慎重地嘱咐身旁的诸位，小点声！莫要走漏了消息，车库门儿一封，大伙都进不来了。

又过了十几分钟，售票员才说说笑笑的上岗，原来大屏幕上还有电影场次价格的信息，现在干脆也不开了，你问她现在演什么片子，她却回答：看哪场？你再问她，她就不说话了，一脸不屑地呆望着你，仿佛你若不知道俺们这影城放什么片子简直就是白痴一个。没办法，毕竟兑换券那么多，又都是25元一张的缩水价。商家推出这种打折的东西本来是为了把自己的货品尽快卖出去，可你买打折的东西，商家还是要笑话你，给你脸色，这就是人性。自此立志，明年再接到这种东西，贴现卖出去，或者宁可送人情。

于是就《三枪》吧，本来也没啥好片子。

我一向以为老谋子甚至算不上个合格的导演，他至多是个不错的摄影师，这部片子则完全颠覆了我的旧观念–他现在连个不错的摄影师都算不上了。看完电影出来，朋友问我观感，我答了一句：”利益面前，道德纯粹扯淡。”–朋友摸不着头脑，说实在的，我也不大明白。

天寒地冻的腊月天，冒着被踩踏的危险，看了一部大烂片，终于没让最后的两张兑换券过期作废，这便是我上周日的收获，不禁想起前些日子转帖的陈嘉映访谈中的一句话：这简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破产的证据。

《朗读者》

和几个朋友谈起《朗读者》（The Reader）。我说，对片中的女主角因耻于承认自己不识字而坐牢感到不很理解。一个朋友说，因为你不是文盲，所以你不理解那种被排除在文化秩序之外的自卑感；而我以为，这种自卑和羞耻确然存在，但尚不足以让一个人为此选择付出生命（或是终身监禁，某种程度上，这是比死更严厉的惩罚）。

讨论本可能就此深入，不过另一位朋友的话，把焦点引向了对影片主题的不同理解上面。影片女主角所犯下的罪行，是制度化暴力的产物，而她所做的，只是在制度化暴力的框架下恪尽职守而已。当然，在法律层面，这不能使她得到豁免，但在政治哲学层面，却无疑形成了一个悖论，这一悖论，则显然是影片的“故事价值”所在，如果把影片的编导看作一个赌徒，这也正是他们押下的最大的赌注。然而，这位插话的朋友的朋友，一位女士，完全没有看出这层意思，她把本片理解为“一个小男人为一位老女人付出了一生”的故事。

那位认为本片女主角的行为顺理成章的朋友，于是借机反驳我日前批驳一篇帖子的行为。那篇帖子很可能来源于一位宗教诚信者和传播者，说的是：绝对的自由只有在天国才能实现，现实世界是没有的，因此现世的自由不值得追求。这篇帖子曾引起我的强烈不满。我这位朋友的意思，是说要允许别人有不同的理解，正像对《朗读者》这类影片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意见一样，因此，我的愤怒和驳斥没有必要。

所有的论题都铺开了，看来焦点仍旧是一个“不同理解”的问题。就来说说我对“不同理解”的理解吧。

首先要有一个界限问题。界限的模糊不清几乎是绝大多数讨论无果而终的病灶所在。如果我说一部作品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期的乐观主义和建设新世界的冒险精神，那我可能是在说《鲁宾逊漂流记》，但我绝对不是在说《红楼梦》。无论一部作品具有多丰富的内涵，多深厚的张力，多复杂的表意系统，对她的理解，都存在一个边界，一个最终的边界，圆周之外的理解，无论如何是不正当的（当然，这一边界有时候显得很模糊，这很可能是因为许多界于边缘的理解的存在，但不能精确把握的边界仍然不能否定边界的存在）。0和1之间的数可能有无限多个，但1.1，-0.1就绝对不属于这个范畴，因此，我们在说“不同理解”的时候，总是含有一个不必多说的前提，那就是这些“不同理解”显然在边界之内，或至少不能离开边线太远，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理解”或多或少，总能从本文获得支持的理由。

接受美学取代新批评成为西方美学的主流是有其必然性的，但也同时存在一些矫枉过正的问题。比如本文从来不是完全被动的，作者也不是，仅仅承认读者的理解才是正当的，其实从根本上消解了阐释问题。日本一位推理小说作者，写了一本《红楼梦杀人事件》，赖尚荣成了福尔摩斯，贾宝玉成了莫里亚蒂教授，某种意义上说，也别有趣味，但这显然是文学创作，与阐释无关，完全超越了本文的理解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在界限之内的“不同理解” 固然可能很多，乃至无限，但并非每种理解都是等价的，不存在唯一的解释，不能等同于不存在故事的“主流价值”。这里之所以不说“主流理解”，是避免他人误以为这里的主流和非主流是一个人数多寡的概念。事实上，故事的主流价值和非主流价值，与其背后支持的人数多寡无关，这又是一个本文大显身手的舞台。比如《朗读者》这部片子，不同的理解可能很多，比如恋童癖的（事实上，影片如果停止在庭审前的部分，很可能真的成为《教室别恋》之类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滥觞）；再如福柯式的，话语与权力结构象征；德里达式的，文字秩序的压迫；拉康式的，从镜像阶段走向父的秩序；女性主义的，女性历史的被动书写……，然而，本文所 “提示”的主题依然明显，也就是前面所说，人在制度化暴力中的生存状态和道德悖论。这是影片作者倾注了全部的努力、全部的笔墨要表达的思索，余者则是作者书写过程中造成的张力、空白点而产生的别样化趣味。故事片的主流价值，是合乎影片叙事逻辑的结论，尽管如前所述，它与支持的人数多寡无必然联系，但一般的，都会得到大多数理想读者（或者被正确预期的读者群）的认同。

有一种情况是故事讲得不好，故事的主流价值显而不彰，其他一些价值反成为主流，左右了读者的理解，事实上这种例子在许多电影和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一位朋友说，对女主角在庭审时的选择，小说原著中的表现可能会比电影中更容易得到读者的理解，我相信这话是有道理的，思想的辗转反侧，用文字表现应当比用镜头更加方便，这是文学的天然优势之一。说到这一情节，我坚持认为是影片的一个瑕疵，按影片的叙事，前半部分交代女主角对文盲的羞耻感的内容仍嫌少了些，不足以支撑庭审时那种宁可选择一辈子坐牢，也不愿暴露自己不识字的“非常选择”。

作家马原曾对他的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哪种情况下，一位母亲会杀死自己的儿子？”有学生以森村诚一的小说《人性的证明》为例，回答老师的问题，马原不以为然，他认为，除了在不知道对方是自己的儿子的情况下（误杀），一位母亲总也不会杀死自己的儿子（谋杀）。我以为马原的结论有两处可疑，其一，在《人性的证明》中，母亲是在一时的“非理性”的冲动中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从法律上讲，当然是谋杀，但现实中，却只能算不怎么“谋”杀；其二，马原的问题本身是针对现实生活，还是艺术作品？如果他不明确这一界限的话，要我来回答，我会说，一位母亲在“艺术作品”中会杀死自己的儿子。其实，我以为讨论艺术作品中的情节可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意义不大，关键的问题反而是这一情节在艺术作品中是否可信，更有意义的是研究那些成功的作者是如何把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变成艺术作品中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森村诚一的处理不错，而《朗读者》的作者，还欠一点火候。这一方面与上面提到的电影表现手段有关，一方面和作品的叙事详略、节奏有关，作者对男女主角之间性爱关系的表现，仍然略多。王志敏教授曾说：“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的性爱和暴力段落，往往既不是审美因素，也不是艺术因素。”此言不虚。

还是回到对电影主题的理解，一般的本文不会产生许多等价的故事价值，主流理解确然存在，这在以大情节、全知视角叙述的主流故事片中几乎没有例外。当然，也有一些本文很难找到占优势的故事价值，在电影领域，一般出现在一些小情节、无情节的实验作品中，为数从来不多。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所谓“故事价值”、“主流价值”，当然是指作品整体的主题，或者通俗的说是中心的思想。如果仅就作品的部分内容作意识形态批评，当然不在讨论范畴之内；此外，一些不同层面的理解也与这里的讨论无关，比如美学层面的，讨论的是本文中形式化的因素，在这方面，结构主义那种保留价值判断（正误和高下）的态度也许是值得注意的，这种探讨可能真正彻底地属于“见仁见智”的范畴。

还有一类无论形式层面还是内容层面都可能存在的理解，那就是错误的理解。之所以说对本文的理解往往没有正误之分，指的恰恰是那些不能用正误来评判的理解，上面所述的各种对《朗读者》主题的可能理解，都属于这种理解，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的令人惊诧，总能在逻辑上自圆其说的理解。赵汀阳说，如果思想的正误终归有一个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可能是逻辑，此话深得我心。那些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解、观念、思想，就是非法的理解，逻辑是思想的法律。那位宗教虔信者的观点，显然就是这种对自由的非法理解。如果说 “绝对的自由只有在天国才能实现，现实世界是没有的”还算是正确的观念（尽管是形同废话的观念）的话，那么因此得出结论说“现世的自由不值得追求”就是十足的、狗屁不通的谬误。且不说天国是否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宗教许诺的无限自由即使能够实现，也并不妨碍世人去追求现世的有限自由。如果说人终归是要死的，所以人根本就用不着活着，这是何其荒唐的事情？本人最讨厌的，就是某些基督教徒这种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无聊宣传，这里之所以说某些基督教徒，是因为基督耶稣也曾言道，天国的权力归于上帝，罗马的权力归于皇帝，把天国和俗世分的很清楚，某些基督教徒不仅仅是不懂自由，其实连宗教都不见得真懂。更无聊的是，某君这种论调，与新左派及其他自由主义的反对者简直如出一辙，有人说过自由主义政治追求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为所欲为的自由么？有人说过自由主义政治追求的自由是精神病患者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自由么？偷换自由的概念，把自由主义者指为无政府主义者再加以反对，这种下三滥的伎俩，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们用了那么多年，居然还不嫌烦。一个成熟的宗教信徒，关心的是天国的事务，更不会反对世人追求现实世界的自由和幸福，让天国的归于天国，让俗世的归于俗世，一个人求升天国，还是只愿意留守尘世，都是每个人的自主选择，有必要互相攻讦么？有必要认可一个，否定另一个么？

至于我的批驳和愤怒，我以为完全无关言论自由问题，我只说他说的不对，没限制他说话的权力，我也没这个本事。事实上，历史上对言论自由的最大干涉，恰恰正是出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那些前辈们，如今失去了裁判所和火刑柱的信徒们，又开始玩弄话语暴力了么？谁在干涉言论自由，不是很清楚了么?

所以，我对某君这个帖子的态度，实际上与对《朗读者》主题的理解是两码事，不合逻辑的错误理解根本不配称为理解。我始终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某些问题，依然有真伪之分。

如今，未婚爸爸妈妈、单亲、离异、独身、无子女、孤儿、弃儿等等仍然作为人们幸福家庭想象的对立面而存在。一个仅由部分成员构成的家庭，冲击着人们关于一个家庭须由父母子女共同组成的观念。其中以未婚生子、独身人士和不要孩子的家庭犹为“大逆”、“可恶”。当然，不少人是发自内心、真诚地希望这些“异端”早日成为符合幸福家庭标准的一员，只是他们真的很难想象，除了父母子女齐聚一堂的幸福之外，还会有别的幸福生存方式。这种单一价值观的推己及人，在深具小农经济传统的社会仿佛具有天经地义的正确性和慈善意味。尽管如果考虑其背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低下的生产力再生产的压力，也不无在世存在的无奈与悲叹。

这种意识形态对个体的“驯服”，往往不像国家意识形态一样依靠强制的手段进行，然而这并非是说其“驯服”的效果不彰。施与人的善，有时候比恶更让人无奈，而较为极端的驯化，甚或会有歧视产生。

对此，我也算感同身受。离婚之后，再婚的压力不是来自于自己，而几乎全部来自于他人。亲戚、朋友，乃至一些萍水相逢却算不上一见如故的热心人。当然，我愿意相信他们所有人都是出于乐于助人的目的，真心实意希望我走上和他们一样幸福美满的人生之路。我选择离异，其实已经选择了在我们这个社会，做一种小小的异类，而消除异端一向是意识形态的本职工作。要是我斗胆问一句为什么非要我走上和你们一样的道路，恐怕就要被说成不知好歹了吧。

凡是热心为我介绍朋友的人，我第一句话总是问他：“长相如何”。这使得视我为新时代知识青年的人们颇不理解。接受了那么多年“心灵美”的教育，面对着新女性们“美丽的女子不一定可爱，可爱的女子一定美丽”的宣言，居然还残存着一些爱美好色之心，以貌取人的庸俗思想，的确有点不合时宜。当然，确切地说是不合对时宜的想象，爱美之心仍然是人皆有之，不过伪装得更文明礼貌而已。

诸葛亮与黄月英婚姻的传说，颇能解释外表美与心灵美的千古PK问题。流行的说法是月英貌丑，诸葛却独爱其才；这一回合是心灵美（姑且把才华也算是心灵美吧）获胜，然而传奇就是传奇，越传越奇，后来果然又有了新版本，说月英本是绝色，因恐不肖之徒骚扰，终日以假面具示人，最终被智慧超群的孔明识破了伪装。老版本其实没什么意思，不过是教人不要重视外表而已。新版本却值得玩味，尤其是被孔明识破伪装一节，妙极。看来宣扬了多年的才德重于相貌终于敌不过人们对才貌双全的迷恋与追求。相比之下，相貌倒是一个基础，这也是我对自己之所以以貌取人的解释。

心灵之美，才华之美，往往是需要长时间的接触才能发现的，尤其是相亲这种方式，初初相见，不过客套一番，通报一些个人资料而已，人性怎样，才艺如何不大可能一目了然。而让一个人长时间面对一位丑陋的对象去理性地思索其人性的深度，那恐怕需要很强的毅力。人不仅仅是理性地认识世界，同时也在审美地认识世界。或许某些人可以不介意女子的容貌，但我自问是做不到的，想想要和一位有碍观瞻的奇人每日每夜朝夕相处，乃至过一辈子，我是很难忍受的。

也有人说，人老了，美女也都变丑女了，以此劝我不必介意容貌。问题是，我现在还不算很老。此类说法似乎和黄老之学差不多，所谓帝王将相也好，平头百姓也好，到死都是一堆枯骨而已，以此来劝人不必有所追求。不用说也知道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你不能以来世命运的一般无二否认此世命运的各不相同，不能以结果的价值代替过程本身的价值。

最后又有人劝我想想自己品貌如何，不禁哑然失笑。扯来扯去，还不是扯回到“等价交换”的老话题上来了？相信我，世界上最不纯粹、最经不起推敲的事情就是爱情和婚姻，一推敲，一分析，人性的弱点就暴露出来，那种为机会成本而计较的买卖人本色就暴露出来。对此类问题，我几乎不愿搭理。我喜欢什么样的，和我本人是怎样的，是两码事情，正因为我不把爱情和婚姻视为等价交换，所以我才这么说。或许癞蛤蟆不会吃到天鹅肉，但癞蛤蟆依然有想吃天鹅肉的自由，天鹅也有给癞蛤蟆吃或者不给癞蛤蟆吃的自由。

“那样，你可就难找了”——我可以把这话视为一种半玩笑式的威胁么？问题是，我并不在意永远单身下去啊。这又要扯到老子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其实，我并不总是对媒人们这样说话，因为没有多少人会理解，反而会有不少人听了伤心。媒人何辜，和他们争执是不公允的。只是想说，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有所不同，不要试图让别人按照你自己的所谓“成功模式”去生活，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只是将别人的生活重复了一遍，又有什么意思呢？人有选择自己怎样生活的权力，选择追随他人或者特立独行的权力，人有决定自己要不要爱情，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孩子的权力，甚至也有决定自己要生存还是要死亡的权力。

《结构人类学》

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讨论的巫术诸问题，亦可视作对仪式化的祖先溯源逐本的努力。虽然颇有本末倒置之嫌，但抛开其对结构的琐屑追究，脱颖而出的便是巫术的作用机制。斯特劳斯声称在他人的著作中对巫术的作用原理已有详尽论述，不过列氏的结构主义亦可权作强调与补解。

在其引用的一个典例中，施术者通过将事先隐藏在口中的带血污物吐出，并声明乃为受术者致病之根源而疗救了受术者的症疾。而通过象征性的吐出一口气来治疗的同行却施术失败。同样有施术者、受术者和旁观者三方，只因物化与象征的病结不同而决定了巫术效应的成败，足以说明仪式对物质的依赖性，它尽管薄弱却不可或缺。庙堂的祭拜是物质化强烈的仪式品种，这种仪式亦比较普遍。

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实现的庙堂进入多半将会以请回物化偶像的方式进行，可见在物化的仪式中，偶像要比处所更为重要。自然也会有例外，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中就实行无物化偶像的崇拜，但其仪式化力量却从未被削弱。在中国形成的佛教宗派禅宗，本身就具有反仪式化倾向，诸多至理名言比如“磨砖既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见佛杀佛”等等都表明禅宗对仪式的轻蔑。但“柏树子有无佛性？”等等又表明了一种并非不情愿的对仪式物化的允诺。共同之处在于，物化与象征本身就存在着相互转化。偶像的一无所有与物化仪式的遍地皆是不过是一个肉身的正反两面。

在斯特劳斯引用的“巫歌挽救难产的产妇”的例子中，他详细探讨了巫歌结构化的象征性语词作用于难产产妇的心理机制，在一个故事化的虚拟场景之中，巫歌为产妇找了一个位置，巫歌中的战斗在神话中进行的同时借助产妇的感受在其子宫与阴道中实现，直至新生儿呱呱坠地。对于心理作用产生的肌体反应可以用中国道教旁支的一种戏法“请碟仙”来加以说明。在这种仪式中，围站在木桌周围的诸人将双手放于桌面之上，桌中心则有一磁碟。环境必然要求幽静而灯光晦暗，受术者在这样的氛围中将进入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从而加强对施术者的信仰。施术者通常会进行基本上除了将受术者引入类催眠状态外毫无疑义的诸多仪式活动，例如咒语，而后提问者将得到答案。请注意提问者是多人，而且问题的种类将是以WHO开头的问句，碟子将会慢慢跳动到某个受术者近前，问题从而得到解答。简单的讲，问题一经提出将会对精神高度集中的、处于类催眠状态的受术者的双手运动的频率（这个频率的运动通常不被感知）产生影响，从而决定碟子的走向。一个国外的朋友曾经通过类似中医的号脉的方法推测人的心理，在仪式中他将提问，而他的问句都将以是和否来回答。这也是心理作用于肌体，产生反应的例子。弗洛伊德将 “我”分为“本我”和“超我”，心理分析就是揭示出本我的本来面目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巫术则不同，巫术并不揭示本我，而是直接去修正超我。

“信仰”是巫术作用的基本保证。请注意是信仰而不是信任、相信等等。信仰本身就具有反理性、反逻辑和无条件的意味，而其他语词则暗含着或多或少的保留。在日本光荣公司出品的《三国志》游戏中，武将的亲密度被设定为“漠视”、“知己”、“好友”、“信赖”、“敬爱”、“盟兄弟”等从低至高的几类，说明了信任程度的不同，而信仰则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普通生活中所称的宗教信仰显然是降低了信仰的意义，教徒的修行实际上不是走向得道的过程，而是走向信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信奉、你提供福分的心理最终彻底消亡。也就是说，当一个教徒在最终明白没有世界末日和天堂地域之后仍然会持守信仰的时候，他将最终完成 “得道”的过程。约伯试炼的意义在于此，而“不可试探我的主”的意义也在于此。而巫术是借助仪式化的种种象征与物化，形成受术者的信仰，尽管可能是暂时的信仰。

如前所述，巫术仪式的参与者有三方：施术者、受术者、旁观者。三者的信仰是统一的。施术者必须信仰巫术的效应，其信仰程度并不亚于受术者。在上述的例子中，一个施术失败的巫师请求另外一个成功者回答他吐出的污物是否预先藏在口中，并解释了自己的骗术方式。被拒绝后，他流浪他乡，最终双目失明，成为了乞讨者。他在提问的时刻已经产生了怀疑，不仅仅是对自己，而是对巫术本身。受术者的信仰似乎无用赘言，但考虑受术者面对一个失败的巫师，他的信仰又是怎样的？显然，巫术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对巫师的信仰，而是对巫术的信仰。在另外一个例子中，一个印第安男孩在抓住一个女孩的双手后，女孩突然发疯。男孩被控施了巫术，从而被带到“法庭”。他起初并不承认会巫术，但是在不肯善罢甘休的众人面前，最终改变了策略，他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讲述自己通过一片羽毛得到的法力，潜台词便是失去这片羽毛，他便可以成为正常人。他在家中找到一片羽毛，使审问者相信了他说的话。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在那个施巫术者将被处死的部落中，他被释放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对巫术的信仰要超过对巫师的信仰，这是因为对巫术效应存在与否的关心，要超过对“这个巫师”施术效应的关心。再来看这个部落的法规，就可以明白，“禁止施巫术”本身就肯定了巫术的存在，同时还暗含着对巫术效应的道貌岸然的窥伺与好奇。男孩的被释放是因为他的法力已经消失，而不是因为巫术并不存在或者巫术被解释是一种骗术。旁观者的心理机制也是如此，当施术成功时，巫术的灵验强化了他们的信仰，而施术失败的时刻，全部罪过将归于施术者本人，巫术的权威却没有受到丝毫损害。

“信仰”与“真伪”的关系非常微妙。一个一心想证明巫术是一种骗术的社会学研究者到一个部落中学习巫术，先辈们传授他“从口中吐出污秽物，告诉受术者这就是他的病”的法门。他也就成为了一个巫师，此时他本该已经明了巫术是一种欺骗，但是他却用这样的方法屡试不爽的治愈了诸多患者。在这之后，他虽然仍旧念念不忘学习巫术的根本目的只为了证伪，但是他已感到茫然。应该认为，这种茫然是诗意的，深刻的。先辈们世代相传的不过是一种骗术，然而他们却笃定的坚信巫术的效应，从未怀疑，而且同样将这样的骗术传授给后来者。这位后来者也将要成为那些先辈们的一员，而巫术的效用有目共睹。仪式的虚伪为什么能够被当作真实而存在并流传呢？“明瞭欺骗”是否会损害甚至颠覆一种信仰呢？实践的结果究竟能从多大程度上证明手段的合理？这在艺术中是很普遍的现象。电影《谁害了兔子罗杰》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卡通人，看过迪斯尼动画的人都知道，卡通人物是不死的，即使被门夹扁、被火车碾过，也照样可以恢复活力。但是情节要求又必须有一种让卡通人物死的东西，于是导演就创造出一种叫“泡泡”的药水，能够使卡通人融化。这便是仪式的“规则”。令人惊奇的是无数的电影观众便相信了这种规则，并且因为这种规则的成立而为剧中卡通人物的命运担惊受怕。一切艺术都是具有假定性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是假定性。在假定性中的真实并不是真正的真实，而是符合规则规定的逻辑。仪式的规则也是假定性的，仪式创造出一种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一切的可能即使是假的也便成为真实，离开这种逻辑，即便是真的也会被认作虚假。正因为巫术的三方都信仰这种逻辑，巫术效应才成为可能，疾病才可能真正被治愈，尽管这种逻辑完全是一个骗局。当仪式的参与者进入这种逻辑，他们会用这种逻辑作为判定真伪的标准，而不是看他们是否符合客观真实。而面对实践成功的诱惑，手段的真伪就被彻底忽略了。善意的谎言常常被谅解甚至被歌颂，就是这个道理。

当仪式的上述层面都被揭露之后，我们便可以明白，巫术信仰的实现，实际上便是对“自我意识”的否定。“团队精神”是个近几年很时髦的名词。“团队”本身就是仪式化的群体，而 “团队精神”不啻为一种现代巫术。团队中的成员依靠自觉放弃自我意识来激发群体力量。团队精神不过是一种管理学阴谋。这种靠牺牲自我意识的手段而达到的群体合作无论取得怎样巨大的成就，也总是令人遗憾的。这种团队合作声称的所谓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实现，实际上不过是一种骗术而已，某些资本家用它来欺骗无知的无产阶级和自我感觉良好的中产阶级是最合适不过和最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这种仪式化的群体之中，个人与机器零件没有什么区别。难以想象失去怀疑和反思能力的个体能够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就算是有某种价值实现了，恐怕离个人的价值也相差很远。从人本管理学开始，管理学已经学会了欺骗，如果说注重物质激励的管理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还算有些赤裸裸的真诚，那么人本论和系统论所作的贡献就是让被管理者心甘情愿地忘记报酬和接受奴役。更为糟糕的是，现在团队精神已经作为一种被歌颂的仪式而引起到处流传和竞相效法，同时，坚定的团队维护者也从过去的提倡者变成了团队的接受者，正因为如此，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起义的，往往不是统治者，而正是愚蠢的奴隶。异化，是存在主义者留下的一个可贵的名词。加谬说，我们现在的工人和西续福斯的处境别无二致。正是如此，当白领中产阶级为了资本家的小恩小惠而沾沾自足于每日上班下班的生活之时，他们从未想到过自己是多么愚蠢的异化者。现代的生活，是异化的生存，异化产生作用的机制与巫术别无二致。诸如企业文化等等的为管理服务的意识形态范畴，无不是用一些莫须有的目标来迷惑受众，从而达到利用集体力量的目的。我们对邪教的巫术大兴杀伐固然体现了科学精神，然而与此同时却乐于推广慈眉善目的团队精神之类的现代巫术，这是人类认识缺陷的悲哀。

萨特曾经说过，人总有权力不做什么。萨特的提法揭示了不合作的真理。当西续福斯意识到自己生活的荒谬，将大石头留在山脚下的时候，便是人类开始摆脱异化，走向自由的开始。拒绝是必需的，也是值得的。

《楢山节考》剧照

我没有搞到日本导演今村昌平根据深泽七郎的短篇小说《楢山小调考》改编的电影《楢山节考》。所以这里的文字算不上影评。不过，我在旧书摊上发现了文洁若编选的《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里面有这部电影的小说原著，和一些电影资料书上介绍的情节比较，相差不大。当然，影像语言与文字语言的审美特质毕竟不同，否则就没有人会致力于名著的改编了，但从思想实质上讲，原著与电影都应该研究，尤其是这种比较忠实原著的的影片。而像好莱坞最新演绎的“西部版” 《红字》，如果不想欣赏戴米.摩尔的侧面全裸镜头，就没必要看了。

据说这部影片在中国被列入禁片之列，虽然研究家对它推崇备至。依电影审查者的智力水平看，很可能是电影的片名出了问题。“节”，说白了就是一种道德规范，这种东西在中国至少在口头上是被高度重视的。而“小调”是指信州（也称信侬，现今日本长野县）的一种民歌，受干扰的视界要小的多。深泽七郎是日本当代知名作家、吉他演奏家，出生在山梨县笛吹河边的石河町，那是一个流传着很多民间传说的地方，给了他的小说许多可用的素材，他还曾经背着吉他到处流浪，寻找灵感、倾听普通人的心声，这些可贵的经验使他的艺术独树一帜，每每成为文坛论争的焦点。这部小说是作家的代表作品，书中反映出的战后日本农村贫穷与落后的状况，不仅仅是一个可悲时代的缩影，更表现了普遍性道德规范遭遇人类生存困境之时的无助。文学艺术不只是美的，所谓表现力也不仅仅是让人心情愉悦，悲剧的巨大感染力就在于一种“内在的绝望”，美与真总是一对联体的婴儿，不能正视这一点的人将永远不能从艺术中体会到真正的审美经验。电影审查者自作聪明的顾忌中国人的接受能力，却往往把真正的艺术挡在了门外，而让那些被虚伪道德掩盖的真丑恶乘虚而入的占领了群众的精神世界。

前村的阿玲已经69岁了，过了年就要被送进楢山去“敬拜山神”，实际上是因为此地过于贫穷，食物常年短缺，所以老人到70岁要被扔进山里，以减少吃饭的人口。可是，儿子辰平的老婆在山中摔死了，等着叙弦，孙子袈娑吉又和村里的阿松怀了孩子，这些事情必须处理完毕。同时最要命的是，阿玲的牙齿太过坚固，因此连孙子都嘲笑她老的太慢，于是她每天用火石敲打自己的牙齿，希望让别人看到，她已经老了，可以进山了。儿子辰平对母亲进山的事情犹豫不决，他不忍心看着母亲走向死亡。这时候，邻村的人来为他说亲，那是一个急于把新寡的妹妹嫁到别人家，以减少自家口食的哥哥。新媳妇阿玉很能干，阿玲非常高兴，她使出了最大的力气终于在石臼上把门牙撞掉了，手舞足蹈的向村里人显示，她已经老了，牙都掉了。孩子们被她流血的口吓坏了，把她称作鬼老太婆，她也毫不在意。这时候，阿松上门来了，家里的口粮又紧张了，而且她怀了5 个月的孩子。在村子里，四世同堂是不能容忍的，被称作“下小老鼠”。阿玲决不能容忍自己被别人这样说，她为自己的进山仪式积极准备着，储备着只有此时才能喝到的白米酒。还好，虽然阿松的胃口很大，但是她很高兴的同意将孩子一生下来就扔到山里去。邻居钱屋家的老人不愿进山，阿玲认为他是老不要脸，雨屋家的男人偷食物吃，被大家赶出了村子，并把她家积蓄山芋全都分了，第一个赶来抓小偷的袈娑吉按照惯例分到的最多，他为此洋洋得意。邻居阿又也到了进山的年龄，因为不愿死，被儿子捆了起来，她咬断绳子要逃跑，受到了阿玲的责备。举行进山仪式的那一天，几位曾经送人进山的人来为阿玲和辰平讲规矩：进山后不能说话，离家是不能让人看见，往回返时千万别回头–都是避免人触景生情，下不了决心而制定的。最后，一个叫阿照的人还偷偷对辰平说，如果到不了楢山，可以在七谷这个地方往回返。辰平不明究里。第二天早晨，她背着母亲上了山，路上都是死人的白骨，进山之后下起了雪，村里人认为那是一种难得的吉兆，辰平高兴万分，背着母亲直到了楢山，看着在大雪中坐在岩石上的老人，他不愿离去，可是老人只是神态安详的向他挥了挥手，叫他尽早离开。辰平返回的路上，看到阿又的儿子正把挣扎的阿又向山崖下推，最后终于把她踢了下去。那个地方正是阿照所说的七谷，原来这就是阿照话里的意思。他回到家，袈娑吉因为奶奶进山时下起了雪，非常的得意。而辰平不禁想到如果岩石后的母亲还没有死，那么她一定身披着大雪，心里面想着那首棉衣之歌：“即使是寒冷彻骨，进山也别穿棉衣。”

一般来说，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电影）是对日本贫困山区的民俗学研究。这当然有道理，不过如果仅只于此，那么，也许这些评论者还不如那些电影审查者来的可爱。难以想象会有人面对这样的悲剧仍然只想到进行无聊的学术探讨。在漠然的将这些定义为“民俗”和武断的将这些定义为“陋习”之前，至少让你的同情心更持久一点，看清悲惨背后的源头。

每次重读这篇作品，我都被人类生存本能的力量所震撼。对一个向来就食不果腹的地区来说，教育甚至都是没有用的。可以想象，让前村这里的人懂得“齐人不受嗟来之食”这样的道理会有多么的可笑！为了生存，老人要被扔掉，孩子要被扔掉（甚至这竟是母亲父亲的意思！），儿子可以把母亲踢下山崖，成年人可以因吃的太多被赶出家门，能嫁出去的女人可以无条件的嫁出去，而这一切又常常被编成小调作为美德四处传唱、或者被加以神化成为共同遵守的法则。你还要拿着现代“文明”人的伦理法则去说些什么呢？前村的人用一块山芋就可以把你当成笑料。离开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任何伦理道德的标准都无从谈起。单单认为这些人类生存的异常状态都是陋习、愚昧、落后、野蛮、迷信、原始文化残余等等其实根本没有实际意义。你不过是在“此在”的基础上评论问题，不知不觉中你就偏离了历史的客观视角。这里没有敬老爱幼、没有精神食粮的重要性，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

记得有一次，朋友拍一个单本剧，剧本写的是一个小女孩无意中被困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无法和外界联系，最终死亡。导演准备借这样的困境反思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其中一个情节是她养了一只金鱼，和它比赛看谁能够活的更长，直到撑到出差的母亲回来。结果，金鱼先死了，剧本这时安排小女孩用火柴盒装起金鱼的尸体，埋葬在花盆里。这时候我说：“为什么？这太不合理了？为什么不让她把鱼吃掉？”一个饿了那么多天的女孩还有心情、有诗意去埋葬一条小金鱼？不如让她先埋掉金鱼，然后又挖出来吃掉！当然，我的一件没有被采纳。可是我一直觉得，她应该会吃掉那条鱼。一切诗意只有在吃饱了肚子之后躺在火炉旁的摇椅上才能到来。

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可以探讨一下文中的细节问题了。其实，本文并没有为山区旧习俗树碑立传的意思，辰平曾经对母亲上山一事犹豫不决、钱屋、雨屋、阿又都是不愿意上山的，媳妇阿玉也不愿婆婆上山，如果这种习俗真的成为了扎根于人们心中的坚定信仰，也就没有这样的彷徨失措了。在一家人在讨论阿玲上山事宜的时候，辰平躺着，面上盖着手巾，等到母亲掀开手巾看时，他已经哭了。还可以看看祭山神仪式上的情景：阿玲和辰平沉默不语、几个来讲规则的人每人喝一口酒，说一条规则，便沉默不语。以后大家就都不说话了，谁喝多了就自己起身离开。没有哭泣，只有沉默。这是多么萧索的一幕啊！面对一个生命的赴死，作为另一个也终将要赴死的生命，怎能不黯然心碎？再有力的神旨，也不能彻底冲淡生离死别的凄伤。人需要首先为人，然后才作为神的造物存在着，这是连上帝都无法改变的事实。

然而，阿玲却坚定不移的守护着这人与生存之间的残酷契约。她不仅总是要打消儿子的顾虑，还要叫村里的人认为她是心甘情愿上山的。她为此自己撞掉了门牙，还要到处去显示给别人看。一种常人理解的痛苦却是这个老太婆心里的幸福，这样的情景甚至已经不能用催人泪下来形容了。从这个意义来讲，阿玲是值得同情的。阿玲还常常责备那些不愿上山的人，对阿又，她没有同情，反而劝说她从容赴死。在我们所理解的意义上，她又是一个可憎的卫道士。阿玲为什么要成为牺牲品？因为个人生存的意义，远不能和一个集体、一个群落的生存相比。在贫困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生存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每个人都要求扩大生存的权力，那么最终带来的往往是整个集体、整个群落的毁灭。所以，建议一套规则，规定每个人都要做出牺牲是无奈却必要的，维护这样的规则也就是维护了整体的生存。从这个意义讲，阿玲又是值得尊敬的。谁能说如果你是前村的一员，你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谁又能说，前村老人的赴死，不是表现了一种坚韧和人在生存困境面前的尊严？至少，阿玲是从容的上了楢山，在纷纷扬扬的雪中她安然静坐，默祷待死，她的死被漫天白雪赋予了一种殉道者的意味。

同时，我有时想到，也许这部作品本身是一个更大的隐喻，对整个人类生存困境的隐喻。现在，人的欲望象一架发动机，一方面引导着人们不断的消费、消费，一方面又使人们不得不拼命的生产、生产，同时，我们的世界的物质分配是建立在一种不公平的基础上的，然而如果是在低水平线上的物质平均，那么前村的故事有一天终会成为人类的共同悲剧，所以革命是必须的，但其目的绝不是共同贫穷,在一个贫穷的国度里奢谈平均，最终结果就是以平均牺牲的悲剧代替部分集中牺牲的悲剧，如果牺牲是可计量的，那么二者的总量其实相差无几。

深泽七郎的这部作品，风格朴素自然，虽然是感人的故事，却坚持着冷静的态度，把准备交给读者的那种震撼，隐藏在质朴平直的叙述之中。几乎各国的文学传统都把简朴看作高贵的语言，“通篇都是寻常句子，读来偏是与众不同”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把语言的外露转化为内省，把表面的华丽转化为内在的质感。在这样的意境中，那忍痛撞向石臼的老人、那祭礼仪式上的静默、那树墩边眼望夜空送别婆婆的媳妇、那大雪来临之前天空中飞舞的白色小虫、那扑簌簌落着眼泪告别母亲的儿子，这一切是多么的逼真、多么的动人！往往最朴素的也就是最美的，雕琢堆砌的亭台楼榭的美丽怎比得了苍莽的群山、坚实的土地？这就是“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它体现了一种“无为而治”的 “大道之艺”。

不知道今村昌平的电影是怎样的味道，中短篇小说的电影改编相对来说要比较方便，因为篇幅的缘故，导演可以在忠实于原著的同时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小说的电影改编并非向某些人所说的是电影人的不务正业，改编的过程同时是一种解读，而解读正是一种再创造过程。正如迦达默尔指出的：“本文的意义不是有时超越作者的意图，而是总是超越作者的意图，理解不是一种复制，而总是一种生产活动。”希望在有朝一日看到的这部电影里，我们可以得到更多值得品味的发现。

《旅行》

几乎每个男孩子的青春都是怀着对父亲的敬畏之情的成长之路。同时，大多数男孩子在他们的未来也终究会成为令孩子敬畏的父亲。这生生不息的循环不仅仅是生理基因的遗传，更潜藏着人类社会父系、父权、父性进化的悄然而坚定的脚步。即使有的男子拒绝成为一个父亲，他也不可能阻止父性精神在他脑海里的孕育，一个单身老人对孩子温情脉脉的注视就会说明一切。或许正是由于从男孩到父亲的生理循环构型毕竟存在着偶然的缺口，从子性到父性的心理循环构型才使得这个循环真正具有了形而上的完整。无论你是否承认，“寻父”都成为了一个男孩子走向成熟的必然历程。

马汀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阿根廷大学生，在水波不兴的人世上，度着无聊的光阴。马汀的学校有着炼狱一般阴郁的走廊、简陋到无法遮挡风雪的教室、布道一样枯燥的讲解、愚蠢可笑而又严厉的教师。马汀的家庭是离异后的母亲与另外一个男人和一个常把自己看作局外人的孩子的组合。厌倦了学校的说教，厌倦了军政府统治下的社会，厌倦了继父的呵斥和母亲的疏离，马汀似乎只有通过偷偷的到情人家幽会才可寻到些许乐趣。

马汀的生父本来是搞地质研究的，后来却改行画起了连环画，他常常萍踪无定，在拉美大地上流浪，寻找创作的灵感。在马汀的童年时代，他为他讲解画中表现的拉美土地上的神奇传说，现在，这些画成了马汀独处时的心灵尉籍，他在对画中传说的幻想里，与父亲进行着被离异打断的对话。他幻想着能够去寻找父亲。一天，他又到女友家幽会，却被女友的父亲发现了，挨了一顿打。女友因为父亲的反对，也不得不向马汀提出分手。马汀知道，在这里已经没有他留恋的东西，他骑上单车告别故乡，开始了寻找父亲的旅程。

在旅途上，他遇到了父亲连环画中的人物–“残缺不全的南美人”，他是个快乐的老司机，有着说不清国籍的祖先，他开着一辆卡车在南美洲广袤的土地上流浪，对拉丁美洲的历史与现状感触良多。告别了这可爱的老人，马汀在路边又见到一位美丽的红衣少女。她的眼睛仿佛在对他倾诉被遗忘的美与爱情，马汀载了她一段路，可自始至终她只是静静的微笑，没有说一句话。临别时她送给马汀轻轻的一吻，飘然远去。

接着，马汀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正是洪水泛滥，百姓生活在被水浸泡的肮脏房屋中，正在兴建的楼房在洪水中悄然倒塌，流浪歌手在水上游走歌唱，而政府却准备出卖水面赚钱。在那里，他见到了“打鼓的铁托”，他是作为一个反抗者出现在父亲连环画中的人物，他终日不停的打着一面装有轮子的硕大的鼓，以此来打破统治者的迷梦，激励斗争者的意志。当马汀问他这样的敲打会不会很累时，发现原来他的鼓皮里面藏着录音机。两人相视大笑，斗争需要勇气，也需要机智和手段。在这里，他还见到了自己的奶奶，她也不知道马汀的父亲在哪里。老人孤单的住在一座水上房屋里面，和奶奶住在一起的，马汀的表弟已经殁于洪水中。马汀和奶奶一起埋葬了表弟，也就是将漂浮的棺材推进一座水上坟墓。这坟墓和水上的民居并无差别。这时候，马汀发现水上一座残破的房屋中，那位红衣少女正悄然而立，马汀问她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她依旧沉默不语。不久，她搭上一条木船，留给傻傻的马汀一个漠然的注视。

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马汀到达了玻利维亚，在那里的绿色的山野，民风纯朴的土著和殖民者留下的骗子、小偷并存，不一会儿，他的自行车就被偷了，但却结识一个好心的十几岁的玻利维亚少女，她带马汀去看无人光顾的寺庙，两个人象两小无猜的孩子般玩耍。晚上，她告诉他，她被一个大学生强暴而怀孕四个月了，为了继续留在这里做工而不敢去告他，两个人在空荡荡的寺庙中惺惺相惜，度过了相濡以沫的一夜。

穿过玻利维亚，马汀来到巴西，在热带雨林中，他又见到了那位红衣少女，两人在吊床上交欢，可是，当他醒来，少女已芳踪无觅，只剩下马汀一人独自怅然。乘坐一位布道者的小船，马汀来到了父亲做过工的矿山，那里的矿工为了温饱而挣扎生存，连罢工时提出的条件都少的可怜，矿场内更是一片地狱之景。马汀在巴西还见到了父亲的情人，一位黑人女子，他们现在已经分手了，但是她对他仍怀有美好的回忆，她只知道马汀的父亲可能在墨西哥。此时巴西政府为了节约开支正推行“捆绑计划”，要每个公民用皮带捆住身体，以节省能源消耗。在电视里，马汀看到“下跪国家组织”正举行集会，美国总统“豺狼先生”应邀参加，成了“下跪国家”争相谄媚的对象。

马汀来到墨西哥，见到了父亲的同事，却听说父亲又开始了流浪。他准备穿越巴拿马继续寻找父亲，在丛林中他遭遇杀人和抢劫，险些身死，幸好被“残缺不全的南美人”救下。在路上，老人说，“在南美洲侵略、屠杀、抢劫的恶行我见的太多了，但是我们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老人的话深深打动了马汀。这时，久违的父亲出现在马汀的视线里，他驾着一辆小卡车，带着为马汀编成的一条巨大的玩具龙，向他招手，但是马汀明白，他已经不需要这样的玩具了，他也不用再寻找父亲了，他已将这生命缺少的部分收入心中。

经过这次寻父之旅，马汀见到了拉美大陆上的各种阴暗的怪现象：横行无忌的经济殖民者、对外卑躬屈膝、对内高压掠夺的无能政府、饱受欺凌的无辜人民，还有屠杀、出卖、剥削、掠夺……，但灾难在人民面前从来都不会永远成为灾难，愤怒的眼睛同时看到的是成熟坚韧的拉美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打鼓的铁托），是在受苦中学习忍耐和反抗的人民（残缺不全的南美人），是虽然受到摧残（玻利维亚小女孩）、沉默无语（红衣少女）却依然顽强存在的爱与美。马汀从对个人前途的迷惘和失恋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经过这次旅行，他将自己融入到对国家、社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命运的思考之中，个人的小命运和社会的大命运连在了一起。马汀所寻找的不仅仅是他的父亲，更是父亲所代表的那种对自由的渴望、对世界成熟的观照方式以及坚韧不拔的社会责任感。他知道，是否能与父亲不再分开并不重要，因为父性中那些勇气、方向、指引、关怀、省察、责任等等众多的精神财富已经与他自身融为一体，将永远伴随他走过以后的人生。

这就是阿根廷电影《旅行》–一个以“寻父”为原型的故事，一个孩子走向成熟的记录，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电影杰作。

寻父的主题早在希腊时代就已经出现，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尤利西斯》再一次重复了这一古老的题材。可见，在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中，父亲的形象早已超越了现实的血肉，成为坚强、勇气、责任、指引、爱护、力量的象征。“寻父”也自然具有了用父性的这些特点来弥补残缺的生命的复调意义。正如人们一次次的重复着王子与公主的爱情故事一样，“寻父”也成为了有关“成长”的电影的常见主题。不同的是，这部影片中的“寻父” 发生在“孤独”的拉美大陆，个人的成长、阅历，被置于艺术家要求你不得不正视的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这无疑极大的增强了影片的底蕴和现实意义，影片中的父亲在最后才出场，马汀寻找到的父性精神，与其说是来源于父亲本身，不如说是来源于他旅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和现实中可爱可敬的人民群众。影片借此告诉我们，你必须融入你脚下土地的命运，正如你的人生需要父亲和父性一样。在这里的父亲已不仅仅是给与你生命的一个男人、不仅仅是“穿着青布棉袍爬上月台的背影”（朱自清，《背影》），更是象父亲一样的祖国、土地、人民。尤利西斯的个人英雄主义与创造历史的人民对泛拉丁美洲命运的思索在这里结合了，个体家庭的父子之情被更加博大的个人对生存家园的热爱取代了，而被我们原本期待的催人泪下的感动最终让位于对擦干眼泪、为集体命运的改变而进行斗争的人民的崇敬与激动。

影片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魔幻现实主义和电影特技的结合，由于电影是满足观众“移情”梦幻的最有力的工具，这种结合就好像两个知己的相遇。这里的特技并不同于美国大片里的特效，本质区别就在于它往往游离于影片背景揭示的逻辑之外，并常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在影片中，拉美解放者圣马丁的铜像在揭幕时被风吹走了，象征着拉美解放运动之后的后殖民社会令人失望；下跪国家是表现南美各国政府依附美国的丑态；洪水象征着人们的疏离和困苦；捆绑象征着高压政策……影片的最后，也有一个看来不合逻辑的场景，马汀明明看到了父亲来接他，也下了“残缺不全的南美人”的车子和父亲走在了一起，但是，接下来的镜头却是马汀仍旧坐在老人的卡车上，伏在车窗前微笑着。不过，这时画外音给出了解释：“我不再寻找我的父亲了，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似乎是梦幻的场景却正好揭示了一个更加真实的道理，通过这个精彩的蒙太奇，父亲成为了父性的象征，一个形而上的永恒存在。我们也和艺术家、马汀一起完成了这次启示录般的寻父之旅。如果我们也在寻找，此时也会找到或必将在某一天找到我们需要的道路、希望和成熟的自己。

《剃刀边缘》

威廉·萨姆赛特·毛姆是举世闻名的英国籍作家。说他是英国籍作家是因为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居住在法国，而且即使在英国时候，他的精神本质恐怕也存在于英吉利海峡的彼岸。一个新生的民族在曾是自己殖民地的土地上成长起来，老大的日不落帝国也渐渐走向衰落。不仅仅是独立的呼号与烽火带走了昔日的霸气，就是在文学上，也再不复狄更斯与奥斯汀的辉煌，哈代、高尔斯华绥为20世纪初的英国文学作了最后的努力，也预告了一个领袖时代的终结。此后，在戈尔丁尚未功成名就之前，大英帝国可以同朝气蓬勃的美国相抗衡的作家寥寥无几，毛姆算是最有说服力的，虽然美国人普遍认为他更像一位法国人。当然，英国的圣公会借助神的力量不失时机的把T·S·艾略特感召过来，也算是争回了一点薄面。

如果你总是希望从文学中看到历史，你将会懂得毛姆的这部《刀锋》同样是大英帝国日渐衰朽、必须重新定位自身形象的象征。一个客居他乡的游子，他的放逐并非因为被迫而是出于自觉，他的哲学并非源自本土而恰好出自故国的殖民地，这就像演员与舞台背景的分离，无可避免的流露出荒谬的讽喻意味。

1946年，导演爱德蒙·古尔丁将毛姆的这部作品搬上银幕。那一年，《失去的周末》获奥斯卡3项大奖，同时提名的还有这部《刀锋》，我觉得前者的兴趣仍然执著于道德评价，而后者则试图阐释人生的终极意义，如果不是电影界普遍认为名著改编的电影不很地道的话，后者理应更具有竞争力。

拉里是个参加过一战的年轻人，战争中他的战友为救他而牺牲了，拉里受到很大刺激。战后他不愿找工作，只埋头在图书馆里，寻找人生的意义。这一点让他的漂亮女友伊莎贝尔的舅父艾略特很不满意，艾略特是个一心想钻进上流社会的庸俗人物，但是他交际深广、很有心计。伊莎贝尔被拉里独特的忧郁气质和让她不能明白的那些奇妙思想所吸引，却又无法抵制上流社会那种纸醉金迷的诱惑，她一心希望拉里能够出人头地，融入她所需要的生活。可是拉里在心中的疑惑解决之前，不愿做出妥协。在舅舅的怂恿下，失望的伊莎贝尔和拉里解除了婚约，嫁给了头脑简单而心地忠厚的富家公子格雷。伊莎贝尔的老邻居、好朋友索菲则嫁给了自己一直爱慕的心上人鲍勃。拉里当了矿工，听一位老矿工讲起印度的神秘主义，于是起身去了印度，在那里找到了一位智者，向他学习吠陀经的奥义，并终于顿悟出人生的终极意义。与此同时，在巴黎的索菲一家遭遇车祸，丈夫和孩子都死于非命。大萧条时期跟着到来，格雷破产了，伊莎贝尔一家也来到了巴黎。作家毛姆是艾略特的朋友，因此也成为了这些事件的见证人，在巴黎，拉里、伊莎贝尔一家和毛姆相遇了，拉里从印度回来后时刻准备着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他利用自我暗示法治好了格雷的头痛。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去喝酒，在那里遇见了已沦为娼妓的索菲。拉里准备用爱情来拯救索菲迷失的灵魂，他劝索菲戒了酒。然而，这一切引起了虽以嫁为人妇却占有欲极强的伊莎贝尔的嫉妒，她设计引诱索菲喝酒，令她重堕歧途。拉里去淫窟救索菲，遭到毒打。之后不久，索菲被人杀害，伏尸河上。奄奄一息的艾略特还在为未能收到一位贵妇人举行宴会的邀请函而感到颜面尽失，拉里不计前嫌，向贵妇人的秘书求助，满足了这个垂死的虚荣者的最后愿望。在拉里决定回美国时，伊莎贝尔极力挽留，在被拒绝之后说出了她陷害索菲的真相，拉里决定永别伊莎贝尔，到美国去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在小说中，他当了一名出租汽车司机，而电影的结尾，他正冒着大雨在码头上搬运货物。画外音是毛姆的总结：“善是一种伟大的力量，现在他已经找到了。”，而小说的扉页上，则是奥义书中的一句：“刀的锋刃很难越过，所以智者说，得救之道是难的”。

我常常对于拉里这样的总是执著探索人生形而上意义的人怀有深深的敬意，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不经省察的生命不值得经历”，拉里不愿意混沌茫然的走过一生，同时他又认为艾略特、伊莎贝尔的选择不能令他满意。其实，我常常想，对于“人为什么活着”这样的问题，虽然未必有肯定的答案、但却应该是一种形而上的表达。所谓人为了金钱而活、为了享受而活等等观点且不说对错，因其表达都不过是形而下的，从方式上就不能作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仍可以说，伊莎贝尔和艾略特的人生实际上并不是什么选择。同样，共产主义、民主主义都是政治理想，也不能作这个问题的答案，人生的各种理想、追求、愿望都不能回答本体论的问题，许多人对人生意义的回答不能说是错误，但却是答非所问。

我不能说拉里找到的答案就是正确的，事实上，我感动于他寻找的信念和意志，也就是西绪弗斯推石上山的过程、苏格拉底思考辩驳的一生。“寻找”应该说是20世纪艺术最为普遍的主题之一，走向城堡的K在寻找，漂泊在高速公路上的克茹亚克在寻找，远赴塔西提岛的高更在寻找，望着远方的克里斯蒂娜也在寻找。然而，如今是“存在先于本质”的时代了。人为什么活着是神的问题，而怎样活得好才有关人的痛痒，这样的思想被认为是明智而高贵的，并且，没有人注意是否这样的放弃意味着人生意义的降格。先贤的思想依旧被人们谈来论去，不过多数是因为谈论先贤的思想有助于显示自己的品位与形象。不过也正因为如此，真正在探索人生终极意义的道路上的漂泊者，具有了殉教者一般的悲壮意味。

影片《刀锋》表现了美国电影固有的技巧娴熟、剪裁得当的特点，虽然是黑白片，但摄影师还是表现了很高的技巧，尽管有几出戏显然是出自摄影篷，但却颇有诗意。影片很好的体现了原作的思想内容，使我满意的还在于影片也很好的表现出了毛姆那令人感动的人道主义思想，片中的人物，完全没有概念化的倾向，就连虚荣庸俗的艾略特也有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一面。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总是报有一份难得的宽容与温情，这是一种精神，而那些极端而苛刻的挑拨读者爱恨的作者，自己也必将在火与冰的残酷中感到窒息吧。

《十诫》

波兰实行军管制度以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两部电影（盲打误撞和永无休止）被政府禁映。据说此后的一个阴雨天，他和一位曾因为“反革命分子”担任辩护律师而惹上一身麻烦的朋友在大街上邂逅，闲聊的结果就是这部《十诫》。尽管在中国，基氏的《红、白、兰》三部曲要有名的多，但从思想的深刻性上面讲，《十诫》要比前者更彻底、更精辟，同时，从人类生存的悲剧性角度来阐释现代社会的生存伦理并寓于深沉、忧郁的叙事风格之中的这部杰作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动人的光辉。

基耶斯洛夫斯基曾经介绍过这部杰作的历史背景，“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在波兰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确切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或许我们应该回头去探求那些教导人们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原则。”也许正是这样的思考使得《十诫》不仅仅成为时代的写照，还跨越人类生存的历史曲线，给我们以启示录式的感动和领悟。

为拯救受难的以色列人，摩西去西奈山寻求耶和华的帮助。“除我之外，你不可敬拜别的神明”，他的上帝这样说。尽管自古以来，有人就怀疑这种万能之神的存在，不过无论是作为一种“绝对精神”，还是希腊人所称“公平与正义”的形象化表现，这种要求绝对排他信仰的神，一定是全知全能的，至少人们的信念和愿望如此。在我们的时代，在尼采的“上帝死了”已经换得满堂喝彩的时代，这样的全能全知者究竟还是否存在？昔日分开红海，救以色列人出苦海的上帝是否还能告诉他的子民，你们的信仰舍我其谁？！

巴威尔是个成长在昔日波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个数学家，认为计算机可以告诉我们一切，给我们一切–那是他心目中的上帝。巴威尔深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有数学天赋，他可以利用程序算出数学题，也可以通过程序随意的操控家中的各种家具设备，甚至他还可以知道远在他乡的母亲每时每刻都在做什么。他的梦想是用父亲的那台好的电脑算出家门口湖面结冰的厚度，好用圣诞节前父母送给他的冰鞋到湖上溜冰。巴威尔的姑姑爱琳娜却不这么想，她信仰西奈山上的上帝，她总是希望巴威尔去参加宗教学习班。巴威尔分别问过父亲和姑姑关于上帝的问题，父亲认为，那种东西不过是你认为存在，他就存在的。爱琳娜的答案不同，她将巴威尔抱在怀里，问他，“有什么感觉？”“感觉到你的温暖。”–“上帝就在其中。”巴威尔通过到气象局收集气象资料，终于算出即使比他重三倍的人都可以到湖面上去了，于是在圣诞节前一天，他去溜冰，冰破了，他葬身湖底。巴威尔的父亲悲痛之下，跑到教堂，他看到圣母的脸上流下了白色的眼泪。

波兰是一个历史上饱受苦难的的国家，总是在积贫瘠弱中扮演着被征服者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其说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还不说是苏联在这片土地上建筑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信仰、历史悠久的天主教传统、对现代化、现代科技的迷恋，这些存在似乎都在这片土地上争夺着对人民生活的解释权。在这部名为“十诫之一：生命无常”的短片中，基耶斯洛夫斯基展现了后二者的斗争。巴威尔的死证明了科学无力承担全能全知者的角色，爱琳娜的上帝也不能解救这个在偶然中丧生的灵魂，只能在悲痛欲绝的父亲面前洒泪致祭。

有一次，巴威尔在冰面上看到一只死去的狗，他回到家对父亲说，有一只狗死了，谁还有人关心猪小姐什么时候能够追上克米（巴威尔父亲出给儿子的一道数学题）？又有一次，巴威尔向姑姑展示他可以知道母亲每时每刻在干什么，爱琳娜问，你知道你母亲梦到了什么吗？电脑不知道，巴威尔也不能回答。

需要全能者的个体就是无能者，他需要全能者引导他走过如履薄冰的生命。可是无论是姑姑信仰的旧神、父亲信仰的新神，都不能拯救巴威尔逃过生命的偶然，生命的偶然是生命的湖面上一条无法弥补也无法预见的裂缝。

这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告诉我们的，这里没有激动人心的战斗、没有燃烧欲望的情色、没有打折促销班的煽情、没有名声斐然的演员、没有华丽眩目的特技–当一个孩子的偶然死亡唤起了你对命运不可预知性的思考的时候，谁又会关心这些？

人生是可计算的吗？人生是可以靠神的法力保佑的吗？在人生的冰面上，你选择理性还是感性？在影片中常常出现一个在湖面上拥火而坐的年轻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在这里，他在想什么？只看见每一次他都用夜一样深邃而忧郁的眼神注视着你，也许他要问的正是以上的问题，你能够回答吗？

我不相信你的答案。

《感官新世界》

将中日电影相比较，中国作品的主旋律在每个时代都是明确而稳固的，总体看来，要么是政治或曰革命的教化手段，要么是让公民忘记现代化生活中的压抑苦闷的娱乐耍笑作品。日本则不同，他们的很多作品就像一个在针毡上缓缓跳着艺能的舞伎，没有牢靠明确的依傍，同时又往往以东方式的优雅稳重传达着在残忍与痛苦中的美感与欲望。

《阿部定的一生》被翻译成《感官新世界》这大概是因为以前曾有过一部拍摄阿部定故事的作品叫做《感官王国》，而这部小林宣彦的新作品选取了同一题材，他启用了因主演《失乐园》而成名的黑木瞳。事实上，从这部影片看，“感官”之类的翻译是有失片面的。

阿部定的故事在日本是很有名气的，1936年，被认为是色情狂的女招待阿部定和餐馆老板私通出走，勒死他后，将阴茎割下带在身边，在大街上流浪时被捕，因舆论多认为此乃爱至极点之行为，阿部定被判处6年徒刑，出狱后再嫁，寿终正寝。

小林的这部作品讲述了阿部定从14岁被某大学生诱奸到终老的全过程，其中的一些史料我是第一次见到，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小林的杜撰或经过了改编，但就算是我们在正史案卷中看到的东西都未必是其本来面目一样，对于一部艺术作品，要求它做到对历史的完全还原是没有道理的。果如此，也就只有《三国志》而没有《三国演义》了。

影片的开头是个不大不小的败笔，与阿部定少年时同在街头流浪的泷口赶着去看有关阿部定的电影，在镜头前这个穿着日式长袍、踩着木屐、留着中国人最最熟悉的仁丹胡的日本男人向观众声明，本片是关于阿部定一生的，主要由定本人口述、泷口的补叙组成。我找不到有什么必要的理由需要泷口现在出场，泷口君并不高明的幽默甚至可能令缺乏耐心的观众心生厌恶。好在这个虽然好色却也纯朴的男人没有占用太多时间。镜头移转，色调变为黑白，幼年时的阿部定一边唱着儿歌，一边坐在榻榻米上玩套圈圈的游戏，窗格外下着霏霏淫雨。画外音响起，“我最讨厌下雨……,”阿部定开始叙述她的一生。

14 岁那一年，定被一个有权势大学生带到一个房间里强奸了。那房子是这个大学生医学部的同学岗田的阿姨的，第一次的性经验只使定感到了疼痛，而且事后定血流不止，这时岗田回来，喝走了那个男人，又拿出手术器械为定施术止血，并把自己的甜甜圈分给定吃。定此时还是个无知的孩子，极度的痛苦和温柔先后的接踵而至，可想而知的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多么矛盾而深刻的烙印。悲惨向来是优秀的电影所避讳的主题，你可以像帕索里尼那样给人残酷的震惊，却不应该像窦娥冤那样利用观众脆弱的同情心，毕竟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像以前了。小林并没有渲染这次不幸给阿部定以后的生活带来的影响，甚至就我看来，小林是要大家相信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于外界和内心两种力量的纠缠较量造成的，这也正是小林本片的主旨。从以前的《感官王国》片名就可以看出，影片强调的是阿部定对情欲的狂热，却忽视了从历史、社会的角度看这个女人性格的形成，小林似乎在努力的将这种偏颇的看法扭转过来。阿部定天真的爱上了岗田，但是岗田却说自己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她总是戴着黑眼镜，有一只眼蒙着黑色的套子，他与她在海边告别，他拿出自己的手术刀，在自己的心脏部位虚化了一个心形，然后捧出他的“心”，交给她。天空中依旧飘着绵稠的细雨，阿部定蓦然回首，看见仿佛从相片中走出的岗田，孤独的站在雨中，一颗殷红的心正在流血。岗田是因为患有麻风病要被流放到濑户内海的小岛上去。阿部定尚不知晓。

影片此时似乎恢复了幽默而轻松的情调，阿部定成为了街上的“不良少女”，甚至她的梦想竟是去当一个艺妓。和她一起玩耍、一起因偷东西被警察追赶的正是片头出现的泷口。有一次，泷口被警察抓了起来，而警察却对阿部定置之不理，定终于明白自己是长大了。阿部定成为了艺妓，用她的话讲所谓艺妓其实就是卖身，还不如当初就叫妓女好听些。这话可算是给了虚伪做作的日本色情文化一个绝妙的讽刺。小林用了现代化的蒙太奇手法，处理了这些必须交待的“床上戏”，我们看到艳装裸肩的黑木瞳平躺在榻榻米上，轻轻的带点恍惚的哼唱着日本艺能中的段落，然后镜头在许多像X光照片一样的男人跃动的身体和色相毕露的脸庞间飞快的切换，卖淫成为阿部定的工作了。阿部甚至在作爱时也要吃一口甜甜圈，这是事关岗田的回忆。泷口偶尔来看她，带来哪里卖价比较高的消息，有一次兄妹俩正在谈话，客人接踵而至，泷口只得躲在衣柜里，其中一个客人是个入伍的新兵，就要去满洲作战了，他的父亲认为他只要沾了女色就会珍惜生命，平安回来。这很可能是阿部定的工作第一次有了点“意义”。泷口透过衣柜的门缝观看定与客人作爱，等到终于没了客人，他再也忍不住了，也出来利用定的肉体满足了一回。定没有向这个儿时的哥哥和玩伴收费，却让他帮她打听那个强奸她的大学生，她要免费为她服务，她认为妓女不收客人的钱是对客人的侮辱，她要用这种手段来报复。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阿部定的爱与恨渐渐的在心里明晰起来。她开始懂得了情欲作为女人手段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几场戏中，小林拍得很干净，其实通观整个影片，算得上三级的镜头也没几个，可以说这是一个艺术家对艺术的尊重，对演员的尊重。

定成为了当红的艺妓，后来成为了有钱人家的小妾，她似乎甘于作一个肉体的仆人，她甚至不让下人唤她作太太，定已经懂得游戏规则了。事实证明她的做法是明智的，很快，她成了这有钱人用来诱惑议员立花的工具，在她千方百计勾引立花上床的时候，她的主人正在与女仆偷欢。主人对立花的招待是：“请尽情的享用吧！”

立花虽然虚伪，但却还算是懦弱老实，他们在“梦之里”酒店相会，他还给她钱让她回家探望父母。一身洋装的阿部定回到了家乡翠绿的原野，等待她的是辛勤劳作的母亲和因为破产整日坐在门阶前沉默守候的父亲。母亲为她的到来欣喜若狂，她们一起脱了鞋子在田埂上赛跑，她带给母亲的鲜花用最时兴的油纸包着。母亲告诉她那个仇人在飞行训练时摔死了，而岗田是因为患上麻风才不得不离开。父亲倒是很平静，当阿部定来到他身边，问他正在看什么的时候，他说在看山、树、天空、小雨，定问父亲，人心呢？你怎么看得到人心？父亲要她开心的笑一次，阿部定笑了，父亲说，看到了，我看到了小定的心在笑。你笑的时候，山啊、树啊、天空还有小雨，都在笑，这就是人心。应当说看起来这段对话与全片的情调不很相符，其实定父亲的话正道出了小林的镜头话语：“外面的世界与内心的世界总是互相印证的，没有日本战前的晦暗、紧张、压抑与苦闷，也不会有阿部定、岗田乃至泷口这些人的心理畸形与惨淡的命运。

阿部定一直关心着岗田，期望能够再见他一面，她想利用立花的能量帮她寻找，作为对价，她答应他从良，并到他指定的一家餐馆学习摆菜。在这里，她遇到了餐馆老板喜久本龙藏，他一见面就爱上她了，而她也是。很快，他们在旅馆相会，他作爱的技巧很好，温情而体贴，阿部定为之沉醉，然而作爱的时候，在阿部定的呻吟里，他听到了岗田的名字。善良的龙藏没有询问这其中的情由，或许他知道在肉欲的世界里，要求忠诚终归是一种奢侈，又或许作为入赘女婿，饱受悍妇恶气的他，面对突然到来的欢畅，已经无暇顾及其他了。

立花偶尔来看她，他们在酒馆相会，立花为了维护身为议员形象，不愿意和她耽迷在情欲中，他对她的事情也并不关心，但他出手大方。这一次他带来了岗田被关在小岛的消息，定知道了岗田的下落，却也知道今生今世也许和他无缘再见了。这时候小林借立花的口道出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前两天，日本少壮派军官举行了2.26政变。在这个半地下室的酒馆里，半开在地面上的窗户外，时时还有一队队军警的绑腿走过。当立花劝定关心一些时事的时候，定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张爱玲女士的《倾城之恋》，白流苏像阿部定一样对外面的世界毫不关心，一心沉迷在与范柳原的那种混杂了真情假意的爱情之战中。然而正是香港的沦陷，把他的爱人留在了她的身边，无论你怎样的不问世事，作为一个在灰暗世界里挣扎的弱女子，你又怎能逃脱命运之手的翻云覆雨？

很快，他们的事情暴露了，阿部定和这位入赘的老板都被赶了出去，他们在旅馆中寄居，整日沉迷于情欲，不能自拔。可是就算他们有改变生活的勇气，又从哪里找到更好的出口呢？他们的钱花光了，龙藏回去要钱，阿部定在小屋中度日如年，龙藏没有要到钱，回来的路上却看见一个小女孩被马踢倒在路边，这无疑是对当时日本社会群众命运的一种隐喻。可是阿部定对这件事情毫不关心，她需要的是和    不停的作爱。也许聪明而又心怀侥幸的龙藏从这件小事上已经看到了他们必然的命运，可是阿部定却没有这样的远见，或者是她根本不愿意去想未来，生活在被世界抛弃的边缘，定渴望的不过是一个完整的爱情，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对于她又算得了什么呢？有立花那样的政治家去关心政治就够了，难道仅仅一个完整的爱情在这样的世界里竟然仍算是一种奢求？阿部定不得已去找立花要钱，当她准备以身体作酬谢的时候，立花准备带她去濑户内海的小岛去玩，顺便看看有无机会见到岗田，但是阿部定拒绝了，她知道无论是找到岗田，还是留在    身边，她都将只得到半个爱情，也许就像岗田捧出的那颗虚无的心一样，最好的怀念也许就是在与龙藏尽情享受肉体快乐的同时，想念那一段被流放到麻风岛上的精神初恋。她买了两只文鸟，回到旅馆，和龙藏作爱，一直有一个小女孩站在对街二楼的阳台上，静静的观察着他们，她呆滞的神情令我们想到这社会的压抑与不安，如果又一天她长大了，知道当初她看见的这两个人就是后来在日本大大有名的阿部定和龙藏，也许会有机会思考是什么造成了这个女子灵与肉的分离。

她用裙带勒住龙藏的脖子，感受作爱的兴奋，龙藏说了一句很痛苦的却很意味深长的话：“勒住了就别放手，放手之后会很痛苦的。”窗外下著雨，粘稠而惨淡，作爱停止后，两只文鸟死了，他们忘记它们一直在淫雨中挣扎。这样的象征太过明显了。

龙藏告诉阿部定，要用自己的钱为定安排一个平安的未来，可是也许这让定觉得不安，甚至她知道这意味着他也许已开始厌倦，毕竟认为一匹马踢死一个小孩子这样的事是一件大事的他仍然属于床第外面的世界。放手是很痛苦的，她要把他永远的留在身边。手术刀是岗田留给他的，后来她用来包裹龙藏“遗物”的是那种当时最时兴的油纸。现在，阿部定从岗田处取得灵魂，从龙藏处获得肉欲，在我们看来，虽然这两样东西都是虚无的，可在定的心里，这就是她历经半生奋斗获得的全部爱情。

在影片的最后部分，定在大街上流浪，她走到海边时遇到了泷口，他准备成家了，她祝福他，并告诉他多少年来压在自己肩头的重担已经卸下，现在她好轻松啊。这一段颇有点戏拟开头和岗田分离的情境，后来，一队宪兵走来，将泷口吓跑了。阿部定找到立花，为他最后免费服务了一次。然后她来到一家旅馆，想要上吊而死，但由于晾衣杆太低，试了很久都没有死成，看起来死也是很不容易的啊。

定被捕后，出乎意料的，舆论却都站在她这一边，一个普遍的意见是在这个人心不古的社会里，能有这样深的爱情，简直是一个神话。我想定的故事也许是当时很多人想做却又不敢做，无力做的，这就好像狂热的球迷为球场上的队员喝彩一样，潜藏在心里的欲望被另外的人实现了，也是好的。

在法庭上，法官在最后判决前问她，你真的爱龙藏如此之深，以至于最后都要保留那种东西作为遗物么？阿部定摇头说，不知道。这也许是最真实的回答。

片尾，泷口又出现了，他讲述了阿部定的后半生。最后他说，现在的日本虽然仍像以前一样灰暗，可是我觉得那时的日本虽然不幸，但人心却是美的。最后龙口也离去了，屏幕上只剩下一个坐在海边眺望着远方的老人，她的身旁放着一袋甜甜圈。

影片的技巧运用非常丰富，特别是彩色与黑白交替的手法，对情绪和回忆节奏的表现起到了烘托作用。当然影片的缺点也不少，我觉得它所用的象征比较直露，这样无疑损害了审美过程的延伸，对历史背景的渲染表现的还不很够，也没有更深刻的探索人性中那些最隐秘的欲望，另外，整体的情调不够悲剧化，几段笑料的插入有弄巧成拙之感。这些东西也许是日本新一代导演要向黑泽明之类的前辈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