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罪案故事的真相，都该有三要素：
- 凶手是谁？
- 凶手怎么做到的？
- 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就是，身份、手法、动机。
身份
一些凶手身份不明、或者未能确认的案子，被称为“悬案”。比如著名的“开膛手杰克”（1888），“莉齐·鲍顿” (1892)，“黑色大丽花”（1947），南大刁爱青案（1996），朱令案（1994）等等。
显然，身份是罪案真相中最重要的部分。
手法
在文明社会，手法是定罪的必要条件。仅靠针扎小人行巫蛊术，被认为是不可能致人死亡的。
真相大白之日，手法往往是最能说清楚的。这可能因为手法往往是侦查的起点，而且现实生活中的案子，手法往往没有本格推理小说中那样复杂。
黄金时代的古典推理，本格、新本格推理都主要在设计谜题（手法）上下功夫，然而，社会派推理不以此为重点，比如，东野圭吾的《恶意》，野野口修杀害好友的手法不值一提。
动机
三要素中，杀人动机是最复杂的，最难证真的部分。
动机，看起来是三要素中最不重要的，法律实践中，找不到明确动机的案子也会被定罪，只是可能对量刑会有影响。
比如日本的“一斗缶事件”1，被认为是凶手的父亲，因为找不到明确的动机，最后以过失杀人被判有期徒刑 28 年。
再如著名的“刺马案”2。凶手张汶祥直至被凌迟，始终未曾具体解释真实动机。以至后世对此案颇多猜测，成就了很多野史、小说、戏曲、电影作品。
然而，动机的重要，比之澄清事实和惩罚凶手，更在于补全真相。
《天堂岛疑云》第一季（Death in Paradise Season 1, 2011）中，Richard Poole 督察的探案公式是：动机 + 手法。
青崎有吾创作的漫画《敲响密室之门》，有两位侦探，御殿场倒理负责勘破作案手法，片无冰雨负责分析动机。
即使在每个推理作者都痴迷于设计手法的古典推理的黄金时代，一本小说也总要交代一下凶手的动机。“争夺遗产”这样的理由，虽则简陋，但总不会缺席。这一时期的大师埃勒里·奎因，后期已经创作出《九尾怪猫》（1949）这样的作品，一个连环杀手的故事，动机而非手法成为了小说的重点。
20 世纪 50 年代在日本兴起的“社会派推理”，注重的是对于人性的描绘与剖析，以及各种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这一派的大部分作家对设计动机的兴趣超过了对设计谜题（手法）的兴趣。
前面提到的《恶意》，正是将小说的惊人之处全部“押宝”在动机上的杰作。
《神探可伦坡》3《古畑任三郎》这类剧，剧目一开始，凶手已经表演完毕，悬念全都留给了侦查过程和犯罪动机。
《犯罪心理》一类剧，以变态连环杀手作为招牌，着重罪犯的“心理理由”，心理上的原因也是原因，只不过，往往是现实理由太难解释的时候，人们才会接受心理变态、精神疾病这类理由，精神疾病也往往成为为这类犯罪者辩护的理由。
总之，人们期待犯罪者给出理由，或者有关部门给出犯罪者的理由。
出于自由意志的理由，最能为人接受。没有的话，非意志的理由，如精神疾病发作，也算聊胜于无。但是，
没有动机的真相，与其说是真相，不如说只是堆放在一起的一些事实而已。
上一篇《AI 时代，我们还能发现事实真相吗？》已提及真相与事实之区别：
真相需要包含因果解释，或者干脆说真相就是一种因果解释。 如“张三杀了李四”只是一个“事实”，但若和“李四杀了张三的父亲”这另一事实联系起来，则构成“真相”：张三为父报仇，杀了李四。
社会事件的真相之“真”，是合理性，并不那么“真”，比不得物理学研究的那种真；社会事件的“因果”，也比不得物理学实验的那种因果。然而，不能没有。
“刺马案”到底是张汶祥与马新贻之间的桃色恩怨所致，还是曾国藩试图重夺湘军领导权的阴谋？各有各的道理，只是不能一点道理都没有。
这并非人类好事之举。人就是以道理来组织这个世界的。
试想如果人们每天看到、听到的报道，只是一个个孤立的事实，既没有半句明示或暗示的解释，观众、读者亦无半分在这些事实中建立因果联系的兴趣，这便不是人类的世界。